摘要：本文使用CHIPS2002數據，通過分析社會資本不平等影響收入不平等的兩個渠道——資本欠缺和回報欠缺，對“社會資本是窮人的資本”這一假說進行了檢驗。在完善農戶社會資本的測量并構建綜合指數的基礎上，本文估計了社會資本回報率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地區(qū)收入水平變化對社會資本作用的影響。結果發(fā)現低收入農戶社會資本的擁有量和回報率低于高收入農戶，從地區(qū)差別來看也是有利于富裕地區(qū)農戶?？偟膩砜矗鐣Y本是一個拉大農戶收入差距的因素。本文結論傾向于證偽“社會資本是窮人的資本”這個假說。
關鍵詞：社會資本；農戶收入；資本欠缺；回報欠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社會網絡影響收入差距的理論、政策與實證研究”（12CJL02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感謝Lund University 的Sonja Opper 教授以及北京大學的葉靜怡教授和付明衛(wèi)、何石軍、張義博、尹志鋒等博士給本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非常感謝譚藤藤在編程等方面的支持。當然，文責自負。
一、引言
自從Bourdieu（1983）、Coleman （1990）和Putnam等（1993）等人先后提出并發(fā)展了社會資本概念以來，社會資本在經濟發(fā)展尤其在農村發(fā)展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視。許多研究發(fā)現社會資本能夠在減少貧困或改善收入分布方面發(fā)揮作用（Knack and Keefer，1997；Grootaert et al.，2002；Abdul-Hakim et al.，2010），更有研究認為窮人的回報更高、有利于窮人減輕貧困，因而提出社會資本是“窮人的資本”的假說（Grootaert ，1999；Woolcock and Narayan，2000；Grootaert ，2001）。不過，也有文獻不支持這種說法。譬如，Gertler 等（2006）最早提出質疑，并驗證了對遭受意外負向沖擊的家庭，社會資本并不能夠平滑其消費；趙劍治、陸銘（2010）發(fā)現社會網絡有擴大農戶收入差距的作用；而Cleaver （2005）則發(fā)現社會關系、集體行動和地區(qū)組織不斷將窮人結構性地排除在外，窮人并不能依靠社會資本來減輕貧困。從內涵上理解，“窮人的資本”強調了社會資本對窮人或貧困地區(qū)特別有利。這可以基于窮人和富人之間社會資本的擁有量和功能的比較來檢驗，而且應該從減少貧困、收入、信貸、保險、就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等多方面進行。不過，核心仍然應該是收入差距的縮小問題，因為以上各方面都是以收入為中心的。如果窮人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或者擁有更大的社會資本回報率，社會資本才能成為減少貧富之間收入差距的一種力量。現有文獻對這個問題的檢驗仍然是缺乏的，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社會資本的運行機制，也有助于扶貧政策的改進。
本文使用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S2002）的農村家庭和行政村數據，從社會資本的存量和回報率兩個渠道檢驗了社會資本收入差距的作用。與既有的研究相比，本文不同之處在于：首先，本文分析了中觀村級和微觀家庭社會資本的多個維度并構建了綜合指數，包含了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信任、網絡和合作規(guī)范；其次，描述了社會資本在不同收入群體間的分布，在99個分位點上進行分位數回歸并首次獲得了較為完整的社會資本回報率分布特征；第三，首次檢驗了社會資本的作用是否隨著地區(qū)收入水平的上升而減弱，并區(qū)分了市場化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對社會資本作用變化的不同影響。本文利用分位數回歸減輕異常值影響，分析處理了交互項引致的嚴重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使用了不同的分組標準，結論更為穩(wěn)健。
本文的研究幾乎沒有發(fā)現支持該假說的證據，反而傾向于證偽該假說：低收入農戶在社會資本的擁有量和回報率兩方面都低于高收入農戶，從地區(qū)差別來看也有利于富裕地區(qū)農戶，可見社會資本是拉大農戶收入差距的因素。本文對這種收入差距來源的進一步分解，有利于更深入理解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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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
本文從資本欠缺和回報欠缺兩方面對“社會資本是窮人的資本”這個假說進行了檢驗，并仔細討論了結論的穩(wěn)健性，結果沒有發(fā)現支持該假說的證據，反而發(fā)現社會資本拉大收入差距：（1）低收入的農戶普遍存在社會資本的資本欠缺和回報欠缺問題。窮人僅僅在個別維度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比如與農業(yè)相關的傳統互助規(guī)范，在其他的維度以及在社會資本綜合指數上都占劣勢。盡管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有顯著的正向回報，但回報率呈現隨收入上升而上升的趨勢。（2）低收入水平地區(qū)的農戶存在社會資本的資本欠缺和回報欠缺問題。從總體上看，貧困地區(qū)農戶的社會資本確有資本欠缺的傾向，盡管他們在個別維度上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從收入回報率來看，社會資本的各個維度和綜合指數是隨著地區(qū)收入上升而上升的，說明有利于富裕地區(qū)。
本文的發(fā)現和Grootaert 觀點不同。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變量選取的不同。本文選取的維度更全面，而且綜合指數也去除了量綱的影響，Grootaert只是局限于農戶參加組織的各種特征，而且沒有去除量綱的影響。二是本文基于99個分位點的分位數回歸結果并由此得出的趨勢，比僅僅基于5個甚至兩個分位點的分位數回歸結果進行分析要穩(wěn)健得多。三是Grootaert 以消費作為收入的代理變量，而本文直接研究其對收入的影響。
由于資本欠缺和回報欠缺對窮人同時存在，從而社會資本成為拉大農村貧富間收入差距的一個因素，可見它至少在中國農戶的經驗證據中并非“窮人的資本”，而是“富人的資本”。這與研究收入差距文獻的結論是一致的，但本文對這種差距來源進行的進一步分解有利于深入地理解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缺乏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貧困群體，不僅缺乏社會資本，而且社會資本的回報率也不如富裕的群體。如果說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主要是通過市場力量影響收入的話，那么社會資本這種非市場的力量對貧富差距的加劇更值得重視。這是本文在微觀層面發(fā)現的，而在宏觀管理上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從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關系來看，許多文獻顯示教育能增加社會資本的存量和質量（Huang et al.，2009），那么增加貧困人口的教育投入將如何影響他們的社會資本擁有量和經濟回報率？對于改進長遠的收入分配政策，這一問題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本文的一個不足之處在于存在社會資本內生性的可能?；谥袊鴶祿难芯看蠖辔茨芎芎玫乜紤]社會網絡的潛在內生性可能導致的估計偏誤，這也是研究社會網絡作用的許多文獻存在的一個共同問題（章元、陸銘，2009）。本文最可能的內生性來源是聯立性。除了歷史形成之外，微觀個體社會資本主要由個體的投資形成（Glaeser et al.，2002）。在社會資本具有正的經濟回報的條件下，作為理性人的農戶應該會進行社會資本投資，因此送禮支出和參加的經濟組織等指標與收入之間就有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而且，如果某個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是內生的，那么它與其他變量的交互項也是內生的。這樣，在本文社會資本變量及其交互項都較多的情況下，要找到數量足夠且良好的工具變量，在既有的數據中難以實現。本文的綜合指數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內生性影響，基本結論是可以接受的。未來的研究可以只專注于某一種社會資本如社會網絡對農戶收入的影響機制，這樣可以更深入地分析社會資本影響農戶收入的過程，也便于解決內生性問題。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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