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談到進一步加強作風建設、防止不正之風反彈時，引用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古訓。這句話出自司馬光的《訓儉示康》，大意是從節(jié)儉變得奢侈容易，從奢侈轉到節(jié)儉則很困難。這十個字凝聚了中國古代治國理政、修身齊家的寶貴經驗，對今天干部堅持為民務實清廉，抵制奢靡之風，確實不無裨益。

崇尚節(jié)儉、力戒奢侈，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古人強調，事業(yè)要勤勞，生活需節(jié)儉?！蹲髠鳌飞踔林v“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這個道理很簡單：沉湎于物質享受，必然玩物喪志，不可能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古代圣賢大都能在事業(yè)、生活上做到克勤克儉：大禹為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吃粗米飯，喝野菜湯；諸葛亮牢記“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以樸素艱苦的生活砥礪斗志，實現(xiàn)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們成就了事業(yè)，也樹立了以嚴于律己促進事業(yè)成功的榜樣。相反，一些封建統(tǒng)治者喪權亡身，也往往與無休止地追求享受有關。生活上的奢靡荒淫是與政治上的昏庸殘暴相伴而生、惡性循環(huán)的。整日陶醉于香脂粉黛、酒池肉林之中，哪會想得到社稷江山、黎民百姓！發(fā)展下去，勢必不勤政、不問政、不早朝，以至把國是當兒戲。當封建統(tǒng)治者奢靡、腐朽到極致之日，就是自取滅亡之時，他們離馬嵬坡和大澤鄉(xiāng)也就不遠了。“歷覽前人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這是非常深刻的教訓。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十個字的睿智之處，還在于解釋了“儉”與“奢”轉化的辯證法。人生來都有過好日子的愿望，改善生活，由儉入奢自然容易被接受；而丟掉已經得到的一切，由奢入儉，在習慣上、心理上都難以適應。在這方面，清末八旗子弟的沉淪大體可為佐證。八旗是清朝的一種軍事建制，驍勇善戰(zhàn)，孩子生下來就放在馬上鍛煉，個個了得，為打江山立下了功勞。然而定都北京后，種種特權毀了八旗子弟，他們早已遺失了父輩的進取精神和斗志，無所用心，終日提籠架鳥，出入酒肆茶館，以賭博斗雞、聽戲捧角為樂。及至清朝滅亡、家道中落，很多人已經陷得太深，積習難改，滿足于“從前闊”的幻想里，沒有轉變?yōu)樽允称淞Φ膭趧诱?。以至后來在人們心目中?ldquo;八旗子弟”成為一無所能的公子哥、坐吃山空的敗家子的代名詞。

不過話說回來，由奢入儉固然不易，也并非不能做到。在黨的歷史上，許多富家子弟在決心投身革命之際，就在“奢”與“儉”之間毅然作出了選擇。從十里洋場來到黃土高原，從高樓深院、湖光塔影到茅屋草棚、土炕油燈，他們適應艱苦生活的過程，也是升華人生境界、錘煉革命意志、改變既有生活方式的過程，很多人成為優(yōu)秀的革命者。新中國成立后，不少已經功成名就的學者，放棄國外優(yōu)越的生活條件，回到貧窮的祖國，獻身科技。從繁華的美國大城市到中國西北荒寂的沙漠，這是多么大的落差，然而鄧稼先等一批科學家堅持住了，因為一個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支撐著他們。這說明，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觀念、消費水平是與精神追求、價值觀緊密相連的。在崇高理想的鼓舞下，人們是可以適應艱苦生活，乃至改變生活方式的。

今天，我們品味“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可以有兩點啟示。第一，崇尚節(jié)儉、力戒奢侈，并作為經受“四大考驗”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共產黨人是擔負遠大使命的，南湖的航船已經航行了90多年，可是遠遠沒有達到彼岸。從現(xiàn)在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再到2050年基本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我們黨至少還需要帶領人民艱苦奮斗幾十年。越是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共產黨人越是要講艱苦奮斗。鑒于此，更必須提倡艱苦奮斗的思想、勤儉辦事的作風、樸素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此作為抵御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襲的精神堤壩。事實說明，奢靡之風嚴重損害黨的戰(zhàn)斗力，奢靡之習可以毀掉一個人。一些腐敗分子的墮落，也常常是從過度追求享受開始的。由享受、奢華到貪婪，進而不擇手段地占有和掠奪國家資產和人民血汗，這是許多腐敗分子自我毀滅的軌跡。第二，掃除享樂主義、奢靡之風要克服模糊認識和心理障礙，以自覺的行動堅持下去。多年來，有少數(shù)人把違規(guī)的“三公消費”當作待遇補償，甚至當作一種生活習慣了，因此整頓不合理的“三公消費”，取消實行多年的一些辦法，有些干部要經歷一個思想上、生活上、心理上的適應過程。要防止出現(xiàn)反彈，就要徹底解決思想、態(tài)度問題。 

由奢入儉難，卻必須嚴格實行。

其一，干部對物質生活水平要有合理的定位，按照標準和規(guī)矩辦事。今天掃除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整頓“三公消費”，只是建章立制，消除違規(guī)的部分，不是要回到節(jié)衣縮食的生活環(huán)境中，更不會大幅度降低干部生活水平。因此，“反腐敗是反福利”的說法，無從談起。在制度和政策范圍內，干部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會得到保護，超出標準和規(guī)矩的行為是不允許的。按照規(guī)矩辦事、執(zhí)行標準就可以說達到了“儉”，這種“儉”有助于去官氣、接地氣、強精神、健身體，何樂而不為呢？

其二，強化自己的精神需求，在“幸福指數(shù)”中增加“精神充實”的權重。根據需要層次理論，人的需要是多方面、有層次的，更高級的是精神方面的需要，需要本身無法抹殺，但是可以調節(jié)的，高級需要可以支配低級需要。人所以有偉大與平庸、崇高與卑劣之分，不在于先天需要的差異，而在于是否能夠善于調節(jié)自己需要，提高需要的層次。古往今來，一切杰出的、有所作為的人士都是精神上的強者和富翁，而不是低級需要的俘虜。“簞食瓢飲，回也不改其樂”，因為精神信念支撐著他。如果黨員干部在精神方面有更高的追求，把強國富民作為目標，選擇健康、科學、文明、樸素的生活方式，適當?shù)?、理性地消費，完全可以在精神需求和物質享受之間找到平衡。如此，干部保持節(jié)儉會成為習慣、全黨拒腐防變的能力會極大增強，作風建設會收持久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