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留下刻骨銘心的歷史創(chuàng)傷和揮之不去的奇恥大辱，是近代以來中國國恥史上的黑暗一頁，也是中華民族尋求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契機。

●甲午戰(zhàn)爭給日本帶來短暫的繁榮富足，卻誤導該國走上一條無止境的對外擴張之路，奏響了“大日本軍事帝國”從萌芽、壯大到走向敗亡的序曲。

●甲午戰(zhàn)爭改變了東亞國際關系的基本格局，加劇了資本主義陣營內(nèi)部的利益沖突，擾亂了東亞的和平，并且最終威脅到世界的穩(wěn)定。

甲午戰(zhàn)爭是晚清中國遭遇的一場大災難，對于中華民族生存發(fā)展之危害，至為重大而深遠。1840年以來，中國雖然迭遭鴉片戰(zhàn)爭、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和中法戰(zhàn)爭的猛烈沖擊，被迫割讓土地、賠償戰(zhàn)費和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但總的說來，歐美列強的主要政治、經(jīng)濟影響力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區(qū)和沿邊數(shù)省，尚未從根本上危及中國的核心利益。甲午戰(zhàn)爭卻是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蓄謀挑起的，其入侵中國領土之深廣，打擊中國尊嚴之沉重，都是前者無法比擬的。在這場為時不到一年的戰(zhàn)爭中，日軍不僅在朝鮮半島上橫沖直撞，而且長驅直入中國東北，占據(jù)山東半島東側，對清政府腹心所在的京津，構成兩翼包抄之勢。中國湘、淮精銳在日軍咄咄進逼之下，幾乎每戰(zhàn)必潰，毫無還手之力。特別是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致使中國喪失了最引以為傲的軍事支柱，自此門戶洞開，長期任人宰割。與此相連的，是國人的生命財產(chǎn)遭到前所未有的野蠻踐踏。拋開在兩軍對壘中英勇捐軀的愛國官兵不論，就在中日兩國尚未正式宣戰(zhàn)之前，日本軍艦就曾悍然違背國際慣例，突襲中方雇傭的英國運兵商輪“高升號”并射殺落水者，致使近千名中國官兵死于非命。1894年11月下旬，在日本侵華軍事當局同意和批準下，日軍更連續(xù)四天在旅順虐殺清軍戰(zhàn)俘和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幼兩萬余人，制造了慘絕人寰的“旅順大屠殺”。而類似這樣的血腥殺戮，在此后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侵華史上，還僅僅是一個小小的開端。

1895年4月17日，在軍事與外交努力均告失敗的絕望境地下，走投無路的清政府最終接受日本政府的敲詐勒索，簽訂中國歷史上空前屈辱的《馬關條約》。依照條約規(guī)定，日方不僅要求中國斷絕與朝鮮的傳統(tǒng)宗藩關系，意圖將朝鮮置于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之下，而且強迫清政府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白銀2億兩（大約相當于清政府3年的財政總收入），給予日本與列強同等的特權地位，開放長江航運，增辟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任便從事各項工藝制造”等。其中，無論是割取中國領土的廣闊富饒與地理位置的“沖要”，還是所開賠款數(shù)額的巨大、苛刻，都是令歐美列強都瞠乎其后的。至于在對華資本輸出方面的種種規(guī)定，更是當時歐美列強中任何一國都未曾攫取的全新權利。不僅如此，這場戰(zhàn)爭還刺激列強紛紛步日本之后塵，通過對華大借款，攫奪鐵路、礦務利權，加緊對中國進行經(jīng)濟剝削和政治滲透；通過開辦銀行，投資辦廠，不遺余力地打壓和扼殺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緊隨其后，還有以日本為首的外國在華租界的擴張及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將本已孱弱不堪的中國，進一步推向四分五裂的境地。“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南學會敘》，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5－66頁），正是在這種創(chuàng)痛巨深的慘重教訓下，在這種山河破碎的嚴峻形勢下，國人才真正意識到“救亡圖存”的迫切性。尋求國家富強，趕追世界先進，從此成為中華民族在此后一個多世紀乃至今時今日，不懈追求的目標和努力奮斗的方向。

甲午戰(zhàn)爭對于日本而言，同樣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它是近代日本從“被壓迫國”變?yōu)?ldquo;壓迫國”的轉捩點，也是日本邁向軍國主義的標志性事件。經(jīng)由甲午一戰(zhàn)，日本的國際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不但迅速擺脫了列強的控制和壓迫，而且從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國，搖身一變成為東亞國際舞臺上的要角。不僅如此，這場戰(zhàn)爭也為日本贏得意想不到的巨大財富。依照戚其章先生統(tǒng)計，來自中國的2億兩戰(zhàn)爭賠款，因歸還遼東另行索取的3000萬兩贖遼費，加上威海日軍駐守費150萬兩，及賠款之外從中國掠奪的艦船、軍械、軍需、金銀貨幣等物，總計庫平銀3.4億兩，折合日金5.1億元，相當于日本當時年度財政收入的6.4倍（戚其章：《甲午戰(zhàn)爭賠款問題考實》，《歷史研究》1998年第3期）。這不僅極大充實了日本國庫，協(xié)助其實現(xiàn)了從“銀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平穩(wěn)過渡，也為其進一步擴充軍備和加大對于本國工業(yè)的支持力度，提供了堅實的經(jīng)濟基礎。在華辦廠權的取得和對華商品傾銷，有效改善了日本國內(nèi)資源匱乏、市場狹小的困境，促成了日本紡織業(yè)、機器制造業(yè)、海上運輸業(yè)和進出口貿(mào)易的空前繁榮。臺灣島、澎湖列島的明搶，釣魚島列嶼的暗奪，也為其贏得一塊隨時進窺中國東南沿海，乃至橫掃東南亞諸國的軍事平臺。甲午戰(zhàn)爭，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確立的“大陸政策”的第一次全面實施。此戰(zhàn)的勝利，極大鼓舞了日本當局的侵略野心，也誤導該國沿著軍國主義的道路越走越遠，對中、朝兩國人民以至亞洲各國人民一再犯下罄竹難書的累累罪行。

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原本保留了濃厚的封建殘余，崇尚以殺伐征戰(zhàn)、窮兵黷武為榮的武士道傳統(tǒng)，主張以武力擴張為立國之本。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后，軍國主義思想更在日本社會大行其道。最先嘗到戰(zhàn)爭甜頭的日本軍政要員，如愿以償?shù)孬@得夢寐以求的財富和榮光，對于侵略戰(zhàn)爭更加樂此不疲。與此同時，廣大日本民眾在接受戰(zhàn)爭動員、閱讀相關報道、參與捐獻、慰問傷員、歡慶勝利的過程中，也一反過去對中國人抱有的敬畏心理，萌生了極端軍國主義情緒。“他們藐視中國人，罵中國人軟弱無能，還痛恨中國人。而且這些不只是用言辭來表達，從白發(fā)老人直到幼童都對這四億人滿懷著血腥的敵意。”（幸德秋水：《帝國主義》，轉引自《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頁）然而事實證明，這種建立在對鄰國仇恨和敵意基礎上的所謂“愛國之情”，最終只能淪為戰(zhàn)爭狂人的犧牲品，致使越來越多的無辜民眾，在“軍國之民”的名義下，被源源不斷地驅趕到異國的戰(zhàn)場。至于廣大人民的生活苦難，不僅沒有因為對華戰(zhàn)爭的勝利而有所緩解，反而因當權者急欲報俄國干涉還遼之仇，再度飽嘗“臥薪嘗膽”之苦。精神上的墮落與物質上的壓榨，險些給整個民族帶來滅頂之災。

甲午戰(zhàn)爭不僅改寫了中、日、朝三國的歷史發(fā)展進程，導致東亞國際秩序發(fā)生急遽而深遠的變化，也給亞洲的和平與世界的穩(wěn)定注入更多的變數(shù)。在19世紀末錯綜復雜的東亞國際格局中，歐美列強，尤其英、俄兩國，原本有著巨大的主導權。它們的態(tài)度和立場，對于中日兩國在朝鮮的糾紛，是否必然以戰(zhàn)爭形式解決，乃至戰(zhàn)爭的規(guī)模、進程及其結果，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然而截至《馬關條約》簽訂之前，盡管清政府屢次向列強乞援，但它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及彼此觀望的心理，最終無一給予中國實際的援助。有的國家甚至還抱有袒護日本的錯誤觀念和均沾侵華利益的僥幸心理。結果自甲午一役之后，日本憑借其地緣優(yōu)勢，越來越以東亞的主人自居，不僅變本加厲地侵略和壓榨中、朝兩國人民，而且為確立和鞏固其在東亞乃至亞太地區(qū)的侵略霸權，不惜向列強一一開戰(zhàn)。這也正印證了甲午戰(zhàn)前日本思想家德富蘇峰的預言：“日本將來的歷史，無疑將是日本國民在世界各地建設新故鄉(xiāng)的膨脹史”，“作為我們的對手，作戰(zhàn)雖然是與清國，不要忘記真正的對手是世界。”（轉引自劉岳兵：《甲午戰(zhàn)爭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義》，《日本學論壇》2008年第1期）

繼中國之后，首先成為日本打擊對象的是俄國。由于日本在中國和朝鮮的迅猛擴張，嚴重威脅到俄國在東亞的利益?！恶R關條約》簽訂后不久，俄國就帶頭發(fā)起“三國干涉還遼”，強迫日本將到手的利益拱手相讓。然而此舉不僅沒有達到威懾日本的目的，反而刺激日本以俄國為假想敵，加緊擴軍備戰(zhàn)，大力發(fā)展軍事工業(yè)、重工業(yè)及其他相關產(chǎn)業(yè)，推動整個國家機器全面戰(zhàn)爭化。1904—1905年，日、俄兩國以中國東北為主戰(zhàn)場，展開一場殊死拼殺。最終在英、美兩國的財政和外交支持下，日本成功晉升東亞的霸主，自此在擴張道路上更加肆無忌憚。1910年，日本吞并朝鮮。1914年，日本對德宣戰(zhàn)，接管后者在青島和山東，乃至德屬南洋諸島的一切侵略權益。翌年，日本提出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1937年，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1939—1945年間，日本更將炮口對準長期支持、縱容其擴張行為的昔日盟友英、美等國，妄圖與德、意法西斯共同瓜分世界。從1895年甲午戰(zhàn)爭結束到1945年戰(zhàn)敗投降的整整半個世紀里，日本就這樣一步步走到鄰國乃至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對立面，成為人類災難的最大制造者之一。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講，歐美列強與日本一樣，對于甲午戰(zhàn)爭的災難性后果，以致此后構成東亞問題的種種禍患，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今時今日，從戰(zhàn)爭苦難中脫身的中國人民和日本廣大人民，以及亞洲大多數(shù)國家和人民一樣，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珍愛和平，也更加憧憬一個繁榮昌盛的未來。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指出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甲午戰(zhàn)爭之后的世界歷史，特別是日本軍事帝國的隕滅，清楚表明，戰(zhàn)爭與仇恨不可能給國家和民族帶來長久福祉，唯有和平共處才有可能贏得自身和人類的共同進步。同時，相關各國也要牢記當年血與火的慘痛教訓，時刻警惕軍國主義勢力再度復活的潛在危險。在和平與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世界主旋律的時代大勢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妄圖為軍國主義招魂，重走侵略擴張老路的國家和民族，必將作繭自縛，成為中國人民、亞洲人民乃至世界各國人民的公敵！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