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度對中國所提“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避而不應，且提出了“跨印度洋海上航路與文化景觀”進行應對。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主要受到印度追求成為世界大國、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將印度洋及南亞地區(qū)視為禁臠的心理，以及經濟、選票政治等綜合因素的影響。如果藉此認定印度是“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的對立面或是阻礙因素，則顯然與事實不符。中國沒有必要借助“一帶一路”刺激印度在印度洋上的存在感。中印兩國應積極探索中印關系治理模式，樂觀積極推進兩國已經簽署的合作項目，繼續(xù)處理好雙邊關系中的重大問題，為亞太地區(qū)乃至世界的共同安全而努力。
【關鍵詞】 一帶一路 印度 戰(zhàn)略自主權 莫迪 中印關系
【中圖分類號】D822.3 【文獻標識碼】A
2013年9月、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后在哈薩克斯坦及印度尼西亞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國際社會應者云集，很多國家紛紛表示將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位于“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核心樞紐的印度，卻對此沒有積極響應，顯得頗為刺眼。國內輿論對印度沒有正面回應表示不甚理解，甚至猜測印度將會成為“一帶一路”發(fā)展的阻礙。筆者認為，這樣的理解與看法既不符合客觀事實，也不利于推進中印關系的健康發(fā)展。
客觀來看，中印關系發(fā)展還是很有成效的。在伙伴關系方面，1996年提出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伙伴關系”；2003年提出“建立新型關系”的構想；2005年宣布“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2014年確定要發(fā)展更加緊密的伙伴關系。在經濟合作方面，兩國貿易額從2000年的29.14億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06億美元，相互投資從無到有，2012年中國對印度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金額達7.25億美元；印度對中國非金融類投資金額為4.86億美元。同時，兩國在人文交流合作方面的積極探索也可圈可點。經過多年的發(fā)展，形成了青年互訪、名人論壇、主題年活動等豐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機制與合作內容。
既然中印關系發(fā)展的主線條卓有成效，為什么印度對中國所提“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沒有積極響應呢？其中原因，既與印度追求大國地位的歷史傳統(tǒng)緊密相關，也與印度如何看待中國有所關聯(lián)。印度國內對中國所提“一帶一路”倡議充滿疑慮，但這就必然導致中印兩國在“一帶一路”的新情景下停止合作么？或者說由于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想，印度就會放棄與中國在相關領域或項目上的合作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對于中印合作的未來，我們認為，盡管印度并沒有正面回應中國所提“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但通過得當的措施，兩國在新情景下的經貿合作仍然會進一步加強。
為什么印度沒有積極響應“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
印度對中國所提“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避而不應，且提出了“跨印度洋海上航路與文化景觀”進行應對，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追求世界大國的心理在作祟。成為世界大國一直是印度揮之不去的夢想。早在印度獨立之前，尼赫魯就道出了那段家喻戶曉的話：“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間地位是可能的。”①不過印度的大國夢先是被印巴分治折斷羽翼，后又在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zhàn)爭中碰了一鼻子灰，爾后由于在冷戰(zhàn)格局中扈從蘇聯(lián)，國際聲譽更是一落千丈。不過，最為關鍵的是，印度的大國夢想長期缺乏強有力的經濟后盾，其蝸牛似的經濟增長速度一度被外界譏刺為“印度式增長率”（印度獨立后的30年時間里經濟年均增長速度僅為3.5%②）。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經濟逐漸有所起色，大國夢似乎重新開始起航，1998年印度核試驗成功更是增加了其成為世界大國的底氣。時任印度國防部長的費爾南德斯宣稱：“由于印度已經掌握了核武器，所以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巴基斯坦必須向印度讓步。”時任總理瓦杰帕伊也公然稱：“印度現已成為核武器國家，在必要時將毫不猶豫地動用核武器。”③然而，隨后以美日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對印度的制裁還是使其受挫。不過，隨著亞太地區(qū)政治格局的變化，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體量日益龐大，美日對印度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由過去的鄙視、不屑一顧、制裁轉向大肆吹捧印度，美國甚至承諾要幫助印度成為世界大國。而且頗為值得注意的是，21世紀初的印度經濟表現良好，年平均增長率超過了8%。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離世界大國夢想似乎又近了一步。
今天的印度是否已成為世界大國，并不是本文需要討論的主題。我們想要指出的是，因為印度擁有大國夢想，因此不會輕易地在外交戰(zhàn)略或選擇上完全依從別的國家。以印美關系為例，盡管新世紀以來印美關系快速發(fā)展是不爭的事實，但印度并沒有完全滿足美國在地區(qū)或全球戰(zhàn)略中的需求。比如在2011～2012年美國對伊朗進行能源制裁期間，印度并未完全聽從美國的指示。2012年1月29日，時任印度財政部長普拉納布·穆克吉在美國芝加哥表示，雖然美國和歐盟相繼對伊朗追加了制裁，但印度不會停止從伊朗進口石油。④2012年2月10日，時任印度總理辛格強調，解決伊朗核問題最好的辦法是外交途徑，實際上表明印度不愿意配合美歐在石油領域制裁伊朗。⑤2012年2月14日，美國國務院發(fā)言人維多利·紐蘭說：“希望印度與世界其他國家一道，減少從伊朗進口石油。美國已經就此與印度進行對話，對話還將繼續(xù)。”⑥2012年2月20日，美國前國務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日本《外交學者》撰文批評印度：“在伊朗核問題上，印度讓美國失望。”他表示，印度決定在伊朗問題上不與國際社會合作不只是“打了美國一記耳光”，更令人質疑印度在國際社會的領導能力。“所有人都在談論印度正崛起成為一個全球大國，印度政府的行為卻不符合這一身份。印度總是盯著自己的那一小片地方，鮮見在那些推動國際體系順利運行的艱難問題上提供具體的領導能力。”伯恩斯說，奧巴馬和前總統(tǒng)布什都給予印度領導權，不幸的是，印度沒有相應的回報。印度對美國表現出來的這種自大給予了回擊。同日，印度石油部長迪歐拉表示，將繼續(xù)從伊朗進口石油。印度一些網民甚至如此諷刺伯恩斯的言論：“那又怎么樣？你們想制裁我們嗎？來吧。”⑦另外一個例子是美日均希望聯(lián)合印度遏制中國，但印度的大國外交戰(zhàn)略很明確，既與美日發(fā)展全面伙伴關系，與中國同樣有來有往，盡管牽制中國也是印度的重要打算，但從未像美日那樣輕易表態(tài)。當然，在追求世界大國的道路上，印度也日益清醒。印度的有識之士認為，沒有全球大國曾經幫助過另一個有野心的國家成為全球大國，這點對美國和印度來說也是如此。美國可以幫助印度成為大國，但它不會幫助印度成為如美國那樣的全球大國。像印度這樣渴望成為全球大國的國家需要實現多極外交，以便提供靈活的戰(zhàn)略選擇。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印度學者甚至提出了“戰(zhàn)略自主權”（Strategic Autonomy）的概念，這一概念的核心就在于保持與美國友好關系的同時，維護印度外交政策的獨立性。⑧換位到中國，印度對美國尚且如此，那么以“準世界大國”的心理不正面回應中國所提“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視中國為競爭對手。中國的發(fā)展成就無疑令印度內心復雜。事實上，中印之間的角力早就開始了。印度獨立前，尼赫魯將對中國民族“生活力”的羨慕宣諸于口：“中國人的生活力使我感到驚奇，我不能想象這樣一個賦有基本力量的民族還會沒落下去。”對印度，尼赫魯不確信是否有中國這樣的活力：“如果它們有這種生活力，那好極了，它們一定會有好的表現。如果完全都沒有的話，那么我們一切的政治努力和呼聲都是自欺欺人枉費心機了。”⑨真正讓印度夜不能寐的是中國經濟上的巨大成就。按照一般的看法，在新中國剛成立之時，經濟水平比印度尚有所不及，但到了印度開啟經濟改革之時，其經濟已經被中國遠遠甩在了背后。決心崛起的印度將中國視為其發(fā)展的參照系。比如前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談到印度吸引外資問題時這樣講過：“雖然我們可能難以達到目前中國引進外資的水平，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妄自菲薄，放棄爭取那樣的成果。”⑩2005年1月16日，辛格再次表示，印度必須在能源領域迅速趕超中國，他說：“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在能源安全領域制訂相應計劃，比我們超前很多，我們不能滿足于現狀。”2008年11月2日，印度外長普拉納博·慕克吉訪問伊朗時對中國大放厥詞，宣稱中國將在外太空開發(fā)、地緣政治、原材料與資源等方面對印度崛起構成挑戰(zhàn)。2009年11月辛格發(fā)言表示中國已表現得過分自信，他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增長表現得比印度好，但印度在對人權、法律法規(guī)、文化多樣性、民族多樣性和宗教多樣性的尊重上優(yōu)于中國。11有意思的是，2014年印度大選中莫迪的勝出，被外界認為是印度要走中國式經濟崛起之路的標志性事件。在2014年9月訪問美國前夕，莫迪聲稱，印度有機會崛起，與中國并駕齊驅，成為世界強國。但當被要求與中國進行對比時，他又宣稱印度不需要成為任何其他國家，必須成為唯一的印度。12
通過印度政要的言論不難看出，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印度已經自覺地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也許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印度政府的官員們經常心口不一，口頭上說中印兩國不是競爭關系，可在實際生活里對印度的光彩點極力炫耀；口頭上說不要把印度與中國相比較，但實際上他們背地里不知比較過多少回了。13 因此，印度對中國所提“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態(tài)度有所保留也是正常的，試問你怎么能苛求對你羨慕嫉妒恨的追趕者毫無保留地支持你呢？
第三，將印度洋及南亞地區(qū)視為禁臠。印度洋的地緣戰(zhàn)略重要性不必多言，國內很多學者對此均進行過研究。獨立后的印度非常重視印度洋的作用，潘尼迦指出：“對印度來說，印度洋是唯一重要的海區(qū)。印度的生命線集中在這里，它的未來有賴于保持這個海區(qū)的自由。除非印度洋長享自由，除非印度兩岸充分得到保障，否則，什么振興工業(yè)，發(fā)展商業(yè)，穩(wěn)定政局等等，一切都談不上。”14 需要指出的是，獨立以來的印度實際上是把印度洋及南亞地區(qū)視為其后院，本能地排斥中國與印度洋及南亞地區(qū)國家的合作。這種排斥情緒早在印度獨立初就由潘尼迦種下了：“日本之被摒除于海軍強國之外，這還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很難設想中國將來會不注意它的海上地位。中國的基地往南直到海南島，形勢比日本更勝一籌。再則，整個南部地區(qū)到處都有人多勢眾的中國人聚居之地，一旦中國動手發(fā)展起來，也不能排除它從陸地南下進行擴展的可能。”15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印度對中國與任何南亞國家的經貿合作均持小心戒備的態(tài)度。比如印度對中國與巴基斯坦保持良好的關系耿耿于懷，懷疑中巴發(fā)展關系是針對印度并抱怨中國對印度的“安全關切”缺乏“足夠敏感”。16 同時，印度對中國參與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項目建設也摻雜了過多的政治安全因素。中巴民用核技術的合作也是印度非常關心和懷疑的領域，一直牽動著印度的神經?！队《瓤靾蟆钒l(fā)文稱，北京不愿意尊重新德里的安全關切，將會嚴重壓縮印度擴大與中國互利往來的國內政治空間，北京不在乎印度在巴基斯坦的安全關切，“中國威脅論”在印度會越來越有市場，從而損害中印伙伴關系的前途。17 1983年英迪拉·甘地提出了“印度版門羅主義”的“英迪拉主義”，明確提出要維護印度在南亞地區(qū)的管理人角色。她表示，印度只有在被要求的前提下才會干涉南亞地區(qū)的內部事務，印度也不允許域外大國有這樣的干涉行為，如果其他南亞國家需要幫助解決其內部危機，應當首先從南亞地區(qū)來尋找援助。18 “南亞是印度的南亞”是這種主義的核心內容，它不僅要求外部大國力量不要涉足南亞地區(qū)，而且要求南亞國家只能向印度尋求解決危機的幫助。近年來，雖然印度在團結南亞國家時改變了以往只使用大棒政策的做法，但并未改變南亞是印度后院的思維與看法。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認為中國增強了在印度戰(zhàn)略后院（南亞）的影響力，加強發(fā)展在南亞地區(qū)的戰(zhàn)略資產，其中包括在南亞地區(qū)與巴基斯坦修建喀喇昆侖公路，在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和緬甸修建港口，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外交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印度。在印度的戰(zhàn)略意識里，由于不信任鄰國，總是認為南亞鄰國試圖對印度打出“中國牌”。19 實際上，中國與南亞國家經貿合作努力經常被印度視為中國在謀求“包圍”印度。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所提“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印度洋及南亞地區(qū)是重要組成部分，尤其除印度外，其他大多數南亞國家及印度洋沿岸國家均對“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做出了積極回應。這種局面顯然讓印度對“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更為忌憚，害怕中國通過這一舉措擴大在印度洋及南亞地區(qū)的影響力，從而對其地區(qū)大國身份及利益造成影響。也正因為如此，針對中國“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印度才提出了“跨印度洋海上航路與文化景觀”計劃。印度希望通過這樣的計劃，拓展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洋、文化、戰(zhàn)略及心理上的存在，讓人們記住為什么這片大洋會被稱為“印度洋”。20
第四，印度排斥“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還有經濟方面的原因。比如害怕“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區(qū)域經濟合作水平加深，中國經濟可能會對印度經濟造成沖擊。這方面的典型案例無疑是中印自由貿易區(qū)的發(fā)展問題。自2003年提出到2007年完成聯(lián)合研究，中印自由貿易區(qū)一直未能見到結果。究其原因，一方面，印度工業(yè)界對中印自由貿易區(qū)產生的不利影響非常擔心；另一方面，印度似乎把解決雙方貿易赤字問題作為建立中印自由貿易區(qū)的先決條件。“一帶一路”的主旨也在于推進地區(qū)經濟合作，因此印度也懼怕與中國實現“一帶一路”下的區(qū)域經濟合作會對自身的經濟安全造成負面的影響。
第五，選票政治的因素。選票政治最大的特點就是任何的決策均要受國內政黨斗爭、選民心理變化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因素一直是周邊國家政治斗爭中的影子，印度也不例外，尤其在中印關系仍然深受邊界問題、歷史恩怨糾葛影響的情況下，印度民意仍然對中國存在誤解。因此，印度領導人不敢冒險，只能試探性地前進。
印度不呼應“一帶一路”不等于不合作或阻礙合作
盡管印度并沒有積極響應中國所提“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另起爐灶似乎也是事實，但如果藉此認定印度是“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的對立面或是阻礙因素，則顯然與事實不符，至少與部分事實不符。在澄清此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到底要做什么？2013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正式提出了建設“一帶一路”中“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為了使歐亞各國之間經濟聯(lián)系更為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fā)展空間更加廣闊，創(chuàng)新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五通”是其核心內容，即加強政策溝通、加強道路聯(lián)通、加強貿易暢通、加強貨幣聯(lián)通以及加強民心相通。21 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印尼期間，在國會發(fā)表演講，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旨在擴大中國與東盟國家各領域的務實合作，互通有無、優(yōu)勢互補，同東盟國家共享機遇、共迎挑戰(zhàn)，實現共同發(fā)展、共同繁榮。22 2015年3月28日中國正式發(fā)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文件，系統(tǒng)地公布了“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的主要合作內容：其一，政策溝通，旨在加強政府間合作，建構合作的溝通與交流機制，促進沿線各國在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和對策上對接，協(xié)商解決合作問題，為務實合作及項目建設的推進提供政策支持。其二，設施聯(lián)通。其中重點發(fā)展交通基礎設施、能源基礎設施的互聯(lián)互通、通信基礎設施等領域。其三，貿易暢通。合作的核心內容包括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打造良好的營商環(huán)境，推進自貿區(qū)建設；加強貿易領域的合作，優(yōu)化貿易結構，推進傳統(tǒng)貿易與現代服務貿易的發(fā)展；促進投資便利化，消除投資壁壘，擴大相互投資領域；推動在信息技術、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yè)領域的深入合作；在產業(yè)布局上加強合作；歡迎沿線國家到中國進行投資。其四，資金融通。推進亞洲貨幣穩(wěn)定體系、投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為沿線國家經濟合作提供融資保障，與沿線國家一道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籌建，有關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組織融資機構開展磋商，同時在金融監(jiān)管方面加強合作。其五，民心相通。在學生交流、文化藝術、旅游、體育等方面加強合作。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旨在喚醒中國與沿線國家友好歷史記憶的基礎上加強在經濟和人文領域的合作。以此觀照印度的反響，我們會看到，盡管印度并沒有直接響應中國“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但在相關領域的合作中，印度并未拒人于千里之外。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后的2013年10月23日，時任印度總理辛格訪問中國，高度評價了中印關系的發(fā)展，認為李克強總理當年5月首訪印度是一次歷史性的訪問，希望從加強政治互信、擴大共同利益、促進相互理解等方面加強兩國關系。而且此次訪問促成雙方在交通、能源、防務、文化、教育、地方交往等領域簽署合作文件；在隨后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時，辛格也表示印度愿意與中國進一步加強戰(zhàn)略溝通和人文交流，促進互信及理解，加強務實合作。24 2014年9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度，盡管莫迪未對“一帶一路”表明態(tài)度，但其在與習近平會談中表示，印度希望擴大在醫(yī)藥、制造業(yè)等領域對中國出口，促進兩國貿易平衡增長，同時歡迎中國參與印度電力和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而且印度還將研究參加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倡議，期望加強兩國在人文領域的合作。25 在與習近平主席會晤時，穆克吉也表示歡迎中國對印度信息產業(yè)、制造業(yè)、鐵路、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礎設施領域進行投資，印度將為中國企業(yè)提供良好的投資環(huán)境。26 從這些會談可以看出，雖然印度領導人未提“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但回應合作內容卻是“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的核心內容。
印度與中國的合作意愿從習近平主席訪印期間兩國簽署的《關于構建更加緊密的發(fā)展伙伴關系的聯(lián)合聲明》可窺見一斑。27 《聲明》決定在中印戰(zhàn)略經濟對話平臺上探索兩國經濟合作新領域，重點包括推進在產業(y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節(jié)能環(huán)保、清潔能源、高技術、城鎮(zhèn)化等領域的合作；在服務貿易方面，重點合作領域包括旅游、電影、醫(yī)療保健等。為使兩國的經濟合作有的放矢，中印還為兩國未來的經濟合作繪制了藍圖，簽署了五年經貿合作規(guī)劃。當然，在此次習近平主席訪問印度成果中，中國將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建立兩個工業(yè)園區(qū)無疑是亮點之一，而且中國承諾在接下來的五年內向印度投資200億美元，促進印度工業(yè)和基礎設施的發(fā)展，確定的重點項目包括金奈—班加羅爾—邁索爾路段提速、中國為印度培訓100名鐵路技術官員、車站再開發(fā)、在印建立鐵路大學、建設一條高速鐵路等；在金融合作方面，印度方已原則上批準中國銀行在孟買設立分行。
值得一提的是，未來人文領域的合作得到兩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啟動“中國—印度文化交流計劃”，主要內容包括：
一是分別于2015年和2016年在中國和印度舉辦“印度旅游年”和“中國旅游年”，中國承諾幫助印度在中國宣傳與公元7世紀中國僧人玄奘相關的印度旅游產品和線路；二是繼續(xù)加強青年互訪，2015～2019年每年繼續(xù)互派200名青年互訪；三是在佛教藝術、當代藝術等方面加強交流；四是建立中印文化部級磋商機制，加強在文化領域合作；五是加快推進兩國經典作品的互譯工程；六是決定加強傳媒，比如電影、廣播和電視等領域的合作；七是互相支持中國的印地語教學和印度的漢語教學；八是雙方決定中國的廣東省與印度的古吉拉特邦結成友好省邦，以及上海與孟買、廣州與艾哈邁達巴德締結為友好城市；九是中國決定增開經乃堆拉山口的朝圣路線，為印度朝圣香客提供便利。28
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還是亞投行意向創(chuàng)始成員國。“亞投行”是做什么的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席指出，建立亞投行主要是為“一帶一路”有關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促進經濟合作。印度有識之士就認為，亞投行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肯定會發(fā)生重要作用，不管是“一帶一路”，還是亞投行的舉措，都是一種創(chuàng)新，盡管印度有不同的看法與想法，但印度應當參與“一帶一路”行動，也應積極參加亞投行的籌備工作。29 事實上，印度也是這么做的，在加入亞投行方面行動迅捷，一反拖拉作風。其實道理很簡單，作為亞洲第二大發(fā)展中國家，印度在亞投行的地位除中國外無人能及。因此，印度既可通過亞投行獲得經濟利益，又可以通過股權分配提升國際政治影響力，何樂而不為呢？
總之，雖然印度刻意回避“一帶一路”的提法，其國內對“一帶一路”的戰(zhàn)略性也充滿質疑，但雙方在相關的具體合作領域卻在繼續(xù)推進。換言之，盡管印度對“一帶一路”頗有微詞，但明智的印度人對實實在在的合作利益可不會輕易地放棄。因此，客觀來講，印度對“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可能產生的戰(zhàn)略性影響充滿焦慮與懷疑，也會對其影響范圍內的其他南亞國家做些小動作，比如向斯里蘭卡施加影響，使中斯合作項目受挫，但印度對與中國開展經濟與人文的合作內容是充滿興趣的，也希望能夠與中國加強多方面的合作。
如何推進“一帶一路”新背景下的中印合作？
首先，沒有必要苛求印度完全附和中國的提議。正如上文所述，印度擁有成為世界大國的夢想與情懷，不會輕易地對別的大國外交設計表示完全贊同。且與印度合作困難并不是中國獨有的情況，幾乎所有大國與印度的合作均會碰到一些問題。正是有鑒于此，中國在“愿景與行動”文件中才指出，共建“一帶一路”的途徑是以目標協(xié)調、政策溝通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靈活，富有彈性，是多元開放的合作進程。中國愿與沿線國家一道，不斷充實完善“一帶一路”的合作內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時間表、路線圖，積極對接沿線國家發(fā)展和區(qū)域合作規(guī)劃。30 與印度進行合作，應遵循“六字訣”，即自信、尊重、耐心。對中國自身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擁有自信，切實尊重印度追求世界大國的利益訴求，對克服與印度的合作困難，促進雙方的經濟合作要有耐心。
其次，積極探索中印關系治理模式。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印度的情況較為復雜，既與中國存在歷史恩怨糾葛，邊界問題也尚未解決，還受到亞太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的影響。因此，探索中印關系治理模式，對促進雙方的經濟合作意義重大。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方面推進兩國關系的共同發(fā)展。一是大力推進中印公共外交的發(fā)展。所謂公共外交，主要指通過善意的行為和話語贏取別國民心的一種外交形式。外交旨在通過塑造本國良好形象和改變他國政府與人民看法的方式來推動本國外交政策目標的實現，其形式主要包括對外援助、人員互訪、信息交流、文化傳播和媒體宣傳等。31 從中國的外交發(fā)展歷程來看，公共外交形式受到高度重視，尤其近年來較為重視媒體外交，為傳播中國聲音與理念作出了貢獻。但從現實來看，公共外交依然任重道遠。尤其在“一帶一路”戰(zhàn)略實施進程中，沿線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形象仍然缺乏理性認知，如在好感度方面，在東南亞、南亞及中亞，中國好感度遠不及日本。造成這樣局面的重要原因顯然還在于中國的公共外交仍然沒有日本公共外交的“精”與“細”，也同中國媒體話語權的缺失有密切關系，同時中國企業(yè)急功近利的某些做法更惡化了中國形象。也正因為如此，習近平主席才指出，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切實落實好正確義利觀，做好對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義融利。32 二是大力落實中國與印度友城合作內容。美國學者詹姆斯·羅西瑙認為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中的國家行為體和多中心世界中的次國家行為體是對等的，它們相互競爭、合作、互動或共存，不斷挑戰(zhàn)和削弱傳統(tǒng)國家行為體的主導作用，推動世界政治的面貌發(fā)生改變。33 在城市外交方面，近年來中國的發(fā)展力度也在不斷加大，與印度簽署了多個友城。在未來的中國與印度關系治理中，應當全面落實城市外交的內容，改變城市外交只重視簽署數量，不重視落實及豐富合作城市外交合作內容的局面。三是中印關系治理還應當重視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比如政府間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尤為重要的是，應規(guī)范好中國企業(yè)在印度的投資行為，力促其承擔起建構中國形象，傳播中國文明及文化的使命，為中國與印度的關系治理作出應有貢獻。
再次，中印應為亞太地區(qū)乃至世界的共同安全而努力。戰(zhàn)略互信嚴重不足無疑是未來中印合作的致命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致使兩國的安全焦慮日益嚴重。對安全手段的追求主要通過不斷加強自身安全來實現，而且可能還牽涉域內或域外大國，比如近年倍受外界關注的印美日海洋安全合作。但這樣做會導致對方感覺不安全。此外，中印作為亞太地區(qū)及世界上的兩個發(fā)展中大國，面臨著地區(qū)暴力沖突、恐怖主義、民族主義傾向、氣候變化、核武器擴散等安全問題的嚴峻挑戰(zhàn)。不管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還是印度提出的“跨印度洋海上航路與文化景觀”計劃，均難免要受到這些安全問題的影響，故而兩國在安全合作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因此，在未來的合作中，中印應倡導共同安全觀念，走出片面追求自身安全，導致對方不安全感加深的藩籬。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可以維護中印兩國自身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同時對于亞太地區(qū)穩(wěn)定與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亞太地區(qū)的兩個發(fā)展中大國，中印應率先垂范，共同倡導“共同安全論壇”，既關注雙邊的安全焦慮，同時也廣泛要求域內域外國家參與討論，探索共同安全模式的構建。
第四，中國沒有必要借助“一帶一路”刺激印度在印度洋上的存在感。我們知道，印度對印度洋一直情有獨鐘，這點我們完全可以從潘尼迦的著作《印度和印度洋：論海權論對印度歷史的影響》中看出，他認為13世紀中期之前印度控制著印度洋的海權，而對于未來，潘尼迦是這樣判斷的：“印度的前途不決定于陸地的邊境，而決定于從三面圍繞印度的廣闊海洋（即印度洋）。”34 鑒于印度海洋對印度發(fā)展的重要性，潘尼迦還在著作中寫道：“研究歷史的人都很清楚，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印度如果自己沒有一個深謀遠慮、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總不免是寄人籬下而軟弱無力；誰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聽命于誰。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會逐漸發(fā)展成為強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權國，有密切聯(lián)系的。”因此，他建議印度加快海軍建設?？陀^而論，潘尼迦對印度洋的重視在印度產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響，他傳播的“印度來日的偉大，在于海洋”的信念已經深深植根于印度安全戰(zhàn)略中，無形中也培植了印度對其他大國染指印度洋的抵觸情緒，尤其對中國這個競爭對手在印度洋的活動特別敏感?？陀^而論，印度洋對中國經濟的安全也有著攸關的重要意義，但在戰(zhàn)略排序上，印度洋與西太平洋是有著區(qū)別的。西太平洋地區(qū)對中國和平崛起不僅關涉到主權問題，而且也是中國安全的主要關注點，在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背景下尤其如此。印度洋則更多涉及的是經濟上的安全利益，且在我國外交手段未發(fā)生變化的情況下，在印度洋上的安全利益仍然主要依靠與相關國家的合作，更何況“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本身就是主要依靠經濟與人文合作來實現的。35 因此，雖說印度洋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很重要，但中國在堅定維護自身在印度洋上的經濟安全利益前提下，沒有必要刺激印度對印度洋的自豪感，比如說提出“印度洋不是印度的洋”，又或者“中國要在印度洋實施什么戰(zhàn)略”云云。在當前中國面臨的東西地緣政治壓力不斷加大情況下，這樣的行為是極其不明智的。而且要知道，別說印度沒有這個能力執(zhí)印度洋牛耳，就是真有這種實力，美國人首先就不干。
第五，樂觀積極推進兩國已經達成的合作項目。從兩國領導人互動中，我們欣喜地看到，兩國在政治、經濟、人文等領域達成了一系列合作項目。我們注意到2013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問印度時，雙方在經貿、農業(yè)、文化、環(huán)保、地方交往等領域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xié)議。同年10月，辛格總理訪問中國時，雙方也在交通、能源、防務、文化、教育、地方交往等領域簽署了9份合作文件；2014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度時，雙方同樣在經貿、金融、交通運輸、海關、文化等領域簽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從這些互動可以看出，兩國已經達成了廣泛的合作項目，兩國應當以積極樂觀的態(tài)度推進這些項目的落實，為“一帶一路”新情景下的合作添磚加瓦，筑起中印合作大廈。此外，我們也看到，莫迪雖未直接響應“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但表示愿意與中國就孟中印緬經濟走廊開展合作。因此，如何切實推進兩國在孟中印緬經濟走廊領域的務實合作也應受到相關方面的重視。
最后，繼續(xù)處理好雙邊關系中的重大問題。應當說，中印之間情況非常復雜，領土糾紛、歷史恩怨、競爭對手摻雜一起，給兩國關系的健康發(fā)展帶來了較大影響。我們也注意到，在面臨一些重大問題時，雙方都表現出了極度的理性。比如在對待邊界問題上，盡管雙方媒體炒作一刻未止，但雙方在處理邊界摩擦問題上應對得當，并沒有爆發(fā)類似于20世紀60年代那樣的悲劇。而且在最近的領導人互動中，雙方就邊防安全達成了合作協(xié)議。不過，客觀來看，兩國存在的邊界分歧仍然不能掉以輕心，因為這仍然是兩國媒體炒作的熱點，極易煽動起兩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局勢失控。此外，在涉藏問題、戰(zhàn)略互信問題上仍然存在過多的不確定性。就涉藏問題而言，印度總是對達賴曖昧的態(tài)度也令中國生疑。而在戰(zhàn)略互信問題上，印度與美日安全互動也會讓中國產生安全焦慮。這些均需要兩國智慧地進行處理，從而為兩國在“一帶一路”新情景下的合作奠定基礎，即便是避開“一帶一路”發(fā)展倡議，如果處理不好雙邊關系中的這些問題，對兩國合作關系及合作環(huán)境也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
注釋
1 9［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fā)現》，齊文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第57、56～57頁。
2 10 13［英］戴維·史密斯：《龍象之爭：中國、印度與世界新秩序》，丁德良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第64頁。
3 周衛(wèi)平：《百年中印關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第397頁。
4 《印度不會從停止從伊朗進口石油》，http://www.chinapipe.net/national/2012/14388.html。
5 《環(huán)球時報》，2012年2月11日。
6 《參考消息》，2012年2月16日。
7 《環(huán)球時報》，2012年2月21日。
8 Guillem Monsonis, India's Strategic Autonomy and Rapprochement with the US,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4, No.4, July 2010, pp.611-624.
11 《參考消息》，2009年11月25日。
12 《莫迪拒絕將印度與中國對比：印度必須成為唯一的印度》，http://news.ifeng.com/a/20140922/42048083_0.shtml。
14 15 34 35 ［?。菖四徨龋骸队《群陀《妊螅赫摵嗾搶τ《葰v史的影響》，德隆、忘蜀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第82、82、1～2、42頁。
16 馬加力：《關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6頁。
17 《環(huán)球時報》，2010年06月25日。
18 李忠林：《印度的門羅主義評析》，《亞非縱橫》2013年第4期，第15～21頁。
19 《環(huán)球時報》，2010年10月20日。
20 Akhilesh Pillalamarri, "Project Mausam: India's Answer to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September 18, 2014.
21 習近平：《弘揚人民友誼 共創(chuàng)美好未來——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人民日報》，2013年9月9日。
22 習近平：《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的演講》，《人民日報》，2013年10月8日。
23 中國外交部網站：《李克強同印度總理辛格舉行會談時強調以信心、恒心和決心推動中印關系取得更大發(fā)展》，2013年10月23日。
24 中國外交部網站：《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理辛格時強調 抓住機遇 攜手合作 推動中印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邁上新臺階》，2013年10月23日。
25 中國外交部網站：《習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談 構建更加緊密的發(fā)展伙伴關系 共同實現和平發(fā)展合作發(fā)展》，2014年9月18日。
26 《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統(tǒng)穆克吉》，2014年9月19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930/xgxw_604936/t1192747.shtml。
27 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于構建更加緊密的發(fā)展伙伴關系的聯(lián)合聲明》，2014年9月19日。
29 《印度媒體領袖：媒體應積極推動絲路建設與亞投行發(fā)展》，2015年3月27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3/6027751.html。
30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2015年3月28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jlyd/201503/20150300925993.shtml。
31 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6頁。
32 中國公共外交協(xié)會：《習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并發(fā)表重要講話》，2014年12月5日，http://www.chinapda.org.cn/chn/zyzx/t1216908.htm。
33 James N. Rosenau, Distant Proximities, Dynamics beyond Globalization, Princen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78.28.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第275頁。
On How India Views Sino-Indian Relations under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Yang Siling
Abstract: India chose not to respond to the "One Belt One Roa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Moreover, it put forward the "Maritime Rout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as a competing scheme.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India mentality that it desires to become a world power, sees China as a competitor, and keeps a look out on nations entering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Asian region, and also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economy, political votes and other factors. But if one posits that India opposes or tries to hinder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just because of this, it is obviously not true. There is no need on the part of China to use the said initiative to cause India to increase its presence in the Indian Ocean. China and India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way to govern their relations; optimistically and energetically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projects for which they have signed contracts; continue to deal with major issues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work for the common security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at large.
Keyword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dia, strategic autonomy, Modi, Sino-Indian relations
作者簡介：
楊思靈，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南亞政治與經濟問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一帶一路。主要著作有《中印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研究——兼論中印自由貿易區(qū)的建立與發(fā)展》、《周邊視角下的中印關系研究》；《中印能源合作戰(zhàn)略與對策研究》（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