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關系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它的走向對世界的前途和命運有很大的影響。美國對中國的戰(zhàn)略誤判具有必然性，其對中美產生較大的影響?，F階段中國應該以共建新型大國關系作為基本準則，通過明確戰(zhàn)略底線、采取靈活調整的策略等舉措降低誤判帶來的風險，保證中國的和平發(fā)展。
【關鍵詞】中美關系 戰(zhàn)略誤判 原因 影響 應對 新型大國關系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復雜、最微妙的雙邊關系之一，它的走向對世界的前途和命運有很大的影響。當前中美兩國戰(zhàn)略競爭愈發(fā)強烈，戰(zhàn)略博弈的全面性更加突出，在中美關系中，美國對中國的戰(zhàn)略誤判起著主要和主導性的作用。
美國對中國戰(zhàn)略誤判的深層動因
中美綜合實力差距縮小，致使美國開始懷疑對華政策失誤。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辟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中美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2016年以來，雖然美國經濟復蘇，中國經濟放緩，但中美力量對比逐漸縮小的趨勢沒有改變。美國經濟復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其國際影響力來實現的，憑借美元霸權地位搞量化寬松，為維護國內經濟增長而放棄對中東反恐等重大國際事務的干預。結果是美國經濟雖然復蘇了，但全球經濟依然在危機中徘徊，世界局勢更加動蕩不安。因此，本輪美國經濟復蘇并未帶動全球經濟整體復蘇，是一種“自私性復蘇”或“吸入式增長”。而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亞投行等倡議和行動，對外傳遞出愿同世界各國分享經濟發(fā)展成就的美好愿望，中國國際影響力迅速上升。一直以來美國都認為自己是“山巔之城”，美國人是具有獨特性的上帝選民，“美國例外論”深入其骨髓，這些深入骨髓的優(yōu)越感被崛起中的中國沖擊著，美國開始質疑對中國長期奉行的建設性接觸政策，呼吁制訂新的對華大戰(zhàn)略。這折射出美國全球掌控力下降、實力相對衰落、對未來發(fā)展不自信的現實。
美國對中國的戰(zhàn)略思維模式與意圖存在認知誤差。中美兩國對世界秩序的總體看法不同，出發(fā)點也有差異，美國的判斷是建立在作為擴張主義帝國的歷史經驗以及根深蒂固的強權政治思想之上來維護它心目中的世界秩序，而中國要界定自己心目中的世界秩序，表現為兩國對建立什么樣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和如何建立的問題上存在矛盾。中國希望能夠建立更為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一手建立戰(zhàn)后國際秩序并在國際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的美國遠非心甘情愿。①中國合理的外交動作、戰(zhàn)略部署被美國認為是對國際秩序和美國國家利益的侵害。將中國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合法行為視為“威脅”；將中國提出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xù)安全觀誤讀為“中國版的門羅主義”；將“一帶一路”誤解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將中國對非洲投資稱為“中國的新殖民主義”；將中國倡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視為對現行國際秩序的“挑戰(zhàn)”。②
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造成美國對中國存在偏見。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影響美國對中國的理解存在偏差甚至猜忌。中國在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發(fā)展道路選擇等方面與美國存在著根本性差異，讓美國對待中國的看法有著幾乎不可消除的偏見。這種偏見表現為，冷戰(zhàn)后美國社會的“中國崩潰論”就從未中斷過，對中國的發(fā)展趨勢充滿著困惑與質疑。認為，作為當今世界迅速崛起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必然會在崛起的過程中崩潰。2015年3月6日，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發(fā)表題為《中國即將崩潰》的文章，預測中國共產黨已經步入其生命的最后階段。這些都是典型的以美國意識形態(tài)為出發(fā)點形成的對中國極富偏見的理解。“中國崩潰論”是對中國的誤判，是對美國戰(zhàn)略決策的誤導。
中美合作“壓艙石”分量減輕，現實利益上矛盾增加。中美兩個大國能一路走來，是因為一直有厚重的合作基礎作支撐，但是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大大增加，經濟全球化中產業(yè)轉移打破了原有的中美貿易相對均衡，美國收益相對下降。在全球各個領域，中美兩國之間開始存在現實利益的沖突，集中表現在以宏觀經濟項目為核心的地緣戰(zhàn)略競爭。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zhàn)略，倡導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積極尋求新的發(fā)展空間，美國為繼續(xù)主導全球貿易規(guī)則進行著努力，加入并大力推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中國發(fā)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勾畫了亞太互聯互通藍圖，讓美國唯恐其控制下的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fā)銀行受到沖擊。③因此，舊有的合作基礎要么坍塌，要么松動，氣候變化合作等新的合作基礎還沒有形成規(guī)模，經貿領域有可能成為新的矛盾來源，中美關系這艘大船自然會飄搖不定，美國擔憂喪失全球領導地位，認為中國可能最終會取代美國充當世界“老大”。
第三方因素的不確定性加劇美國對中國的猜疑。美國可能會因為意外因素或第三方變量而猜疑中國繼而誘發(fā)雙方的沖突。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qū)是冷戰(zhàn)的殘余地，在東亞地區(qū)，有多個中美雙方以外的第三方，這些第三方或者與中美其中一方存在安全對抗，或者同時與中美其中另一方存在安全義務，這種狀態(tài)一直在持續(xù)。因此，中美除了存在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已知的結構性矛盾之外，又增加了一個可能導致雙方沖突的不確定性風險，即由于第三方突發(fā)性事件引起的間接性結構沖突。這種間接性結構沖突一方面增加了中美關系的變數以及發(fā)生偶發(fā)沖突的風險，另一方面加劇了中美間的結構性持續(xù)緊張關系，并有可能被第三方拖入一場重大的沖突之中。④朝鮮半島核危機、臺灣地區(qū)政黨輪替、南海持續(xù)緊張、釣魚島問題僵持等，這些第三方因素在東亞的復雜安全互動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對中美在東亞安全關系的負面影響愈加凸顯，都會加劇美國對中國的誤判。
美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輿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F階段美國輿論對兩國關系的看法比較多元、復雜，對彼此戰(zhàn)略意圖的負面猜測不少。負面輿論不斷引導民眾把矛頭指向中國，美國民眾參與社會福利、醫(yī)療保健等涉及切身利益問題的程度較高，而對國際事務關注度低，因此對中國的立場容易受政府和媒體言論左右。當前，中國的崛起讓美國擔憂中國會挑戰(zhàn)由其建立起的基本規(guī)則，擔心中國試圖破壞以此規(guī)則為基礎的秩序，并制訂一種將美國排除在外的不自由的替代方案。這就是美國學者和媒體從國家利益出發(fā)，對中國的片面、狹隘的解讀。尤其是到了大選年，共和黨和民主黨為了轉移國內存在的社會矛盾與焦點問題，往往會選擇以外交政策為替罪羊，拿中國說事，利用媒體頻繁質疑中國，闡釋外交戰(zhàn)略的阻力源自中國，造成民眾的誤解。
美國對中國戰(zhàn)略誤判帶來的影響與代價
增加了中國和平發(fā)展的難度與阻力。美國宣布重返亞太是對中國戰(zhàn)略誤判的一個表現，“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安全、地區(qū)合作、大國關系等各個方面，這也不同程度地增加了中國和平發(fā)展的阻力，如：強化美日、美韓同盟，干擾東亞一體化進程；拓展與東盟國家合作，遏制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提升；支持印度“東向政策”，制衡中國在南海的影響力；介入釣魚島以及中國南海爭端，加劇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緊張局勢，促使中國發(fā)展的周邊環(huán)境惡化；大力推進TPP，并頻繁實施針對中國的各項反傾銷調查，控告中國網絡竊取商業(yè)機密等措施遏制中國發(fā)展勢頭。
容易造成中美雙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fā)生戰(zhàn)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傳統的儒家文明崇尚以和為貴，歷史的經驗表明，中國不會走國強必霸的道路。美國若不能妥善解決與中國交往過程中出現的誤判，勢必導致中美雙方之間的矛盾與分歧會越來越大，只會把中美帶入零和博弈的雙輸局面，極端的表現是基于各自的安全利益考慮，展開軍備競賽，這對兩國來說都極為危險，控制不當可能導致戰(zhàn)爭，戰(zhàn)爭對雙方、對世界都是災難。
美國對中國誤判付出的代價得不償失。歷史證明，一個大國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另一個崛起國家的挑戰(zhàn)，而是來源于這個大國對國際形勢和競爭對手的誤判。如今美國對中國的誤判已經付出了相應的代價。美國的戰(zhàn)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qū)，使美國在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影響力減弱，尤其是對中東地區(qū)的控制力不斷下降，導致伊斯蘭國（ISIS）為代表的恐怖勢力在中東地區(qū)的興起、肆虐。事實上，恐怖主義才是美國應該面對的最主要敵人。目前，南海問題似乎上升到中美之間地緣戰(zhàn)略較量的高度。雖然東南亞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并非一定符合美國利益，但美國仍然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大肆挑撥離間，其實這些國家歡迎美國的存在僅僅是在軍事領域而非經濟領域，大部分東盟國家還是希望保持同中國友好關系。目前已有40個國家支持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美國最終極有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
共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促進中美關系穩(wěn)健發(fā)展
習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共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是應對美國對中國出現戰(zhàn)略誤判、促進中美關系健康發(fā)展的基本準則。處理中美關系，要以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為指導，努力尋求降低美國對中國誤判帶來風險的路徑，保障中國的和平發(fā)展。
明確表明自身的戰(zhàn)略空間和底線。隨著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全面參與，縮小分歧不能再作為處理大國關系的基點，應以強化和擴大共同利益作為國際戰(zhàn)略的指導性原則。在強化和擴大共同利益基礎的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國家利益分歧的客觀存在。強調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平衡，必須在事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核心議題上清晰劃定中國戰(zhàn)略底線，堅決維護核心國家利益。⑤所以，在美國對中國存在誤判時，中國應該堅定地明確表明自己的戰(zhàn)略空間和底線，闡明中國在尋求現代化進程中的戰(zhàn)略設計與戰(zhàn)略意圖。明確戰(zhàn)略底線，雖然短期內美國不愿接受，但從長遠來看，能夠對美國在采取針對中國的措施時起到警示和制約作用，對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具有重大戰(zhàn)略意義。
采取避其鋒芒、靈活調整的外交策略。東亞地區(qū)是中國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最為集中的地區(qū)之一。美國在“亞太再平衡”的戰(zhàn)略下，加強了美日、美韓同盟合作力度，朝鮮半島核危機讓美國更有借口加大對東亞的軍事壓力，如果中國堅持一直以來的經濟外交和政治外交戰(zhàn)略，過度倚重東亞，就易加劇同美國的摩擦碰撞，極可能帶來某種戰(zhàn)略風險。當前東亞地區(qū)已經因朝鮮核危機出現了“安全困境”的端倪，如果中國繼續(xù)對東亞加大安全博弈的投入，不僅不會改善中國的安全環(huán)境，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面對來自美國重返亞太的戰(zhàn)略壓力，中國外交實踐的策略選擇上應該更加靈活，避免正面碰撞導致關系緊張。
加強重大分歧管控，防止誤判風險蔓延。新型大國關系的關鍵是加強大國之間的戰(zhàn)略管理意識，還要加強對某些突發(fā)的重大分歧進行管控，⑥防止沖突升級導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建立分歧管控機制，必須有效管控雙方之間發(fā)生的可能引起兩國關系高度緊張的危機。一般而言，國家之間發(fā)生矛盾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關鍵在于如何管理和控制好危機。大國是國際體系中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行為體，大國之間建立危機管控機制尤為必要。中美之間為防止誤判風險的蔓延，最重要的任務是對分歧加強管控，對危機妥善處理。美國對中國存在著戰(zhàn)略誤判，意味著一個小事件就可能在兩國之間引發(fā)危機。即使兩國都能夠以大局為重，缺乏戰(zhàn)略互信所造成的危機也足以讓兩國蒙受巨大損失。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并讓這種關系能夠經受住歷史考驗，中美之間必須建立分歧管控機制，防止兩國關系發(fā)生大的波動，并在分歧中尋求共識。
協調中美之間的合作“焦點”，拓展雙方共同利益。“焦點”又稱為謝林點（Shelling Point），是指博弈各方共同規(guī)避或者共同認同的一些事項，這些事項使得博弈中的各方能夠協調彼此期望的基點。某一顯著的自然或者社會標志物都可以成為謝林點的基礎。焦點最重要的功能是在無法溝通的情況下協調彼此的期望和行動，以盡快達成協議或者找到均衡點。⑦中美關系形態(tài)正在發(fā)生質變，“合作可以成大事，相爭也可能壞大事”。共同利益是聯系兩國關系最堅實的紐帶，在拓展共同利益過程中，要善于挖掘合作潛力、積累正能量，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奠定堅實基礎。當然，拓展共同利益不必要也不可能否定各自的核心利益，尊重對方核心利益是中美進行交往的基礎。中國高度關注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fā)展，美國關注其國土安全和全球領導權。但是，雙方都向往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和繁榮的全球經濟，兩國應該盡量在國際政治經濟金融和安全秩序上達成戰(zhàn)略共識，在反恐、氣候變化、國際熱點、全球經濟治理、可持續(xù)發(fā)展等領域展開更高層次更大范圍的合作，合作共識的增加有助于增進中美之間關系的良性發(fā)展。
加強國家高層領導人的溝通與交流。中美需要在更高更廣泛的層面加強協調。保持高層領導人溝通，加強各領域對話交流機制，是中美兩國拓展務實合作、增信釋疑的最佳途徑。中美兩國通過領導人直接面對面互動，在重大問題上直觀闡述各方立場，而不是用各種外交辭令隔空喊話，導致雙方不能真正理解對方意圖，造成戰(zhàn)略誤判，損害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發(fā)展。最近，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頻繁互動，在3年里6次會晤，涉及的議題極其廣泛和豐富，在深化經濟合作、增加軍事交往、促進民間交流、氣候變化、核安保等跨國議題上達成共識，中美合作開始發(fā)揮全球引領作用，為促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降低戰(zhàn)略誤判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遼寧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研究生陳新江對本文亦有貢獻；本文系2015年度遼寧省社科規(guī)劃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周邊外交新理念背景下的‘一帶一路’戰(zhàn)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L15AGJ001）
【注釋】
①袁征：“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構建：理想與現實”，《和平與發(fā)展》，2015年第2期。
②阮宗澤：“構建新型國際關系：超越歷史，贏得未來”，《國際問題研究》，2015年第2期。
③鄭振清：“中美掉進‘修昔底德陷阱’？”，《南風窗》，2015年第7期。
④李開盛：“間接性結構沖突—第三方引發(fā)的中美危機及其管控”，《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7期。
⑤⑥門洪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中國的責任與擔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3期。
⑦秦亞青：《世界政治與全球治理—國際關系研究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年，第215頁。
責編 /張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