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唯物史觀解讀我國傳統(tǒng)儒學的革新，可看出其宏觀層面一脈相承、與時俱進、階段性特征較明顯，微觀層面具有以人為本、以德治國、知行統(tǒng)一等特點。在當代總體國家安全觀語境下，作為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儒學亟待發(fā)掘、創(chuàng)新其思想特質以期推動當代中國社會實踐發(fā)展、突破“走出去”的困境，這不僅是時代發(fā)展需求，也是儒學創(chuàng)新與國家文化安全辯證統(tǒng)一的體現。

【關鍵詞】儒學創(chuàng)新  文化安全  國家安全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安全，是一種客觀狀態(tài)，亦是一種屬性，即“安全”主體沒有威脅、危險，相對穩(wěn)定的狀態(tài)。從符號學層面來看，“安全”是由現象能指與本質所指構成的統(tǒng)一體，而“安全”就存在于這個系統(tǒng)的關系之中。古往今來世界范圍內，小到部落，大到國家，其“安全”看上去無外乎是大同小異的意符，就是穩(wěn)定、不存在威脅和危險的狀態(tài)，而“安全”的深層結構所指，則是不同社會背景下各安全主體系統(tǒng)性的考量，鐫刻著時代烙印。正因如此，國家安全觀才革故鼎新歷經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安全觀等分別有所倚重的體系架構，尤其是當前我國總體國家安全觀中作為非傳統(tǒng)安全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社會事實而存在，因為它是一種符號現象，它的社會性就是它的一個內在特征。

社會化的反復造就了人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并內化為一種價值觀念、生存范式，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流——儒學因其獨特的哲學體系而備受歷代統(tǒng)治階級推崇，綿延兩千五百多年，早已內化為世代中華兒女的集體無意識，其內容囊括社會生活、倫理道德、哲學理念、政治思想等。面對當前“地球村”八大文明交匯交鋒，新軸心時代爭鳴，處于守勢的中華文明能否在繁花錦簇中不被消解，開出一支文明獨秀顯得尤為緊要。因此，在與其他文明的交往中，中國儒學亟需返本開新，為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提供有力保證。

中國儒學革新歷程與特征

儒學的開創(chuàng)可謂集上古堯舜禹文化和西周樂感文化之“大成”，奠定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流基礎。孟子曰：“……孔子，圣之時者也?？鬃又^集大成。集大成者也，金聲而玉振之也。”依孟子看，孔子當屬與時俱進，集大成者，其思想學說盡善盡美。近代學者王國維也曾論孔丘的集大成，稱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實踐躬行之學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諸圣賢之學說，無不集合而組織之，以大成儒教；……古今東西，未見其比”。正是這一集大成之特質才使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①

從文化創(chuàng)新的視閾來看，中國儒學發(fā)展歷經先秦元創(chuàng)期、兩漢奠基期、魏晉南北朝發(fā)展期、隋唐深化期、宋元明清造極期和現當代創(chuàng)新期。②一是以先秦孔孟荀為代表的原始儒學。春秋戰(zhàn)國禮崩樂壞、諸侯爭霸之時，孔子以追求和平、統(tǒng)一為目標，開創(chuàng)具體的“士”文化，以人性自覺修身、治國，其繼承者孟、荀各樹一幟，是一種回歸自然、理想化、精神層面的學說，某種程度上與當時烽煙彌漫、富國強兵的社會需求脫節(jié)，并未得到列國統(tǒng)治者致用。二是兩漢時期以董仲舒、《白虎通義》為代表的政治和經學儒學，儒學在此階段首次得以充分發(fā)展并奠定其后世文化主流地位。經歷了秦王朝統(tǒng)一全中國、嚴苛的法家律法、民不聊生的時局后，漢初當權者采取休養(yǎng)生息政策，漢武帝時社會穩(wěn)定，“獨尊儒術”，大儒董仲舒借鑒墨、道、名、法、陰陽等各家思想革新原始儒學，后期更是將民間巫史融入其中，使儒學與讖緯結合走向宗教化，以“天、君、臣、民”“天人感應”模式為統(tǒng)治者服務，導致政治層面的實用理性消解了原始儒學純粹的精神訴求，也為第三階段魏晉時期思辨性義理為典型特征的玄學儒學出場留下空白，玄學是崇尚老莊，調和“自然”與“名教”的哲學思潮。及至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發(fā)展如火如荼，儒釋道部分因其共有“巫”性而融合，形成“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儒家治世”局面，促成終極關懷的道統(tǒng)儒學。進入宋明清時期，形成以程、朱、陸、王等為代表的性理之學，不僅強化了政治功能，而且關注修身養(yǎng)德之社會功能，但并沒有對此劃分嚴格界限，“法”“理”不分，走上了空談心性的道路。近代以降，西方入侵、瓜分中國，迫使有識之士經器物、制度層面摸索，最終在觀念層面——為抵制“五四”新文化“去中國化”的極端之風，以梁漱溟、熊十力等為代表的第一批當代新儒家在匯通中西文化基礎上，重新詮釋儒學，旨在通過對儒學的現代闡釋，發(fā)揚傳統(tǒng)民族文化。

由此，可看出宏觀上儒學自產生以來的發(fā)展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階段性特征較明顯。如孔子身后，子思《中庸》將做人、治國原則系統(tǒng)化，荀卿在集成基礎上，提出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思想。之后隨時代變遷，儒學經化、理化、西化革也，不得不說是進化論視角下儒學的革新與適應，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螺旋式向前發(fā)展。從微觀層面來看其內容以以人為本、以德治國、知行統(tǒng)一貫穿始終?？鬃咏⒘宋覈枷胧飞系谝粋€“仁學”思想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人學。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思想，更表現出對人的重視，對人當世的看重，是以“以人為本”為出發(fā)點的“王道思想”的政治觀。其后整個儒家學派皆繼承這一具有人文主義思想傾向的仁學傳統(tǒng)，并發(fā)揚光大。二曰以德治國?！洞髮W》核心思想“八目”意在說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個體是家的基本元素，家是國家的最小單位，只有個體以身作則、“齊家”方能“治國”，因此在后世思想的發(fā)展中才有清初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號召，有了人人對“家和萬事興”的期冀。三曰知行統(tǒng)一。實踐是知識和道德體現的統(tǒng)一體，是重熔為生活體驗的智慧，創(chuàng)始人孔子，繼承者荀子、程朱理學派、心學派王陽明等無不著重“行”之價值。

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歷經三個轉折點

當代我國文化安全問題的產生。國家文化伴隨國家的發(fā)展而日臻完善，歷史上，除元朝和滿清時期外，歷代國家文化無不隨軍事、政治等架構隕落而亡，并未得到過特別重視。及至近代，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才真正出現。從近代中國人為維護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對文化進行探索到當代文化安全觀的轉變，歷經三個轉折點：“五四”運動、冷戰(zhàn)結束和21世紀社會信息化。

首先，鴉片戰(zhàn)爭開啟了西方列強侵華大門，雖然國人通過洋務運動、早期改良派、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國家安全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fā)，觸及了中國的根本問題，在中西文化激烈沖突下，以梁漱溟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釋本開新，維護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延續(xù)，開啟了中國社會重建模式。冷戰(zhàn)結束后，經濟全球化給全球文化帶來巨大影響，西方大國競相在零和博弈中制定國際規(guī)則，國家間的競爭與較量逐漸向非軍事領域轉移，非傳統(tǒng)安全開始凸顯。美國大力提倡自由、民主，標榜文化美國化，推出“普世主義”、“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等思想體系，加緊制定文化戰(zhàn)略，以“和平演變”為旨歸，加強基督教文化價值觀輸出，在各國屢屢制造顏色革命。相應地，我國文化安全的建構以文化產業(yè)建設、文化霸權應對研究為主。進入21世紀，全球化推動下的信息化深入發(fā)展成為時代主題，以領土和邊界劃分的國家主權被削弱，世界經濟格局發(fā)生了深刻變化，以美元主導的國際秩序日趨解體，知識集團將成為世界的主導，整個世界體系因此出現重組。③國家文化利益日益成為核心戰(zhàn)略利益，富有民族性、世界性、先進性、多樣性的文化創(chuàng)新成為大國競爭的籌碼。

文化安全問題是實踐的產物，當前國家文化安全已擺脫冷戰(zhàn)時狹義的意識形態(tài)安全之維，是整個文化系統(tǒng)內各個要素的安全，包括文明傳承、價值觀認同、文化產業(yè)鏈健康發(fā)展等各個領域，“國家文化安全”已演變?yōu)橐磺形幕袨榈幕c與歸宿。一方面，隨著世界秩序扁平化，各國人民交往無國界化，價值觀傳播碰撞頻繁化，本國人民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因此，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對社會穩(wěn)定具有實際價值，社會穩(wěn)定突出的表現是具有較強凝聚力，具有對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高度認同，而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文化特質的凝練。此外，我國是多民族國家，在國家統(tǒng)一基礎上貫徹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所以我國文化安全是維護主流文化和多樣性統(tǒng)一的民族文化的世代傳承，是故子曰：“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是謂有繼承才會有發(fā)展。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發(fā)生深刻變化，我國“一帶一路”倡議本著達成共識、多邊協(xié)作理念，促使亞歐非地區(qū)互聯互通，加快沿線國經濟再增長。G20杭州峰會亦將不同文明間包容和發(fā)展提高到新水平，呼吁打造合作新平臺、共促世界經濟騰飛。問題是中華文明如何“走出去”為產業(yè)合作牽線搭橋？這離不開文明對話。文明對話不是文化產業(yè)、機構、平臺數量層面的簡單復制、照搬，而是引領時代發(fā)展潮流文化質的創(chuàng)新和其他文明對其價值觀的認同度，這才是一種軟實力。說到底，是一種贏得國家間政治信任的國家行為。所以，從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供可靠文化環(huán)境的角度來看，我國文化安全的本質是中華文化特質的延續(xù)性與創(chuàng)新性。

當代儒學創(chuàng)新與文化安全的辯證統(tǒng)一性

首先，當代儒學創(chuàng)新是文化安全的必要準備。創(chuàng)新是文化發(fā)展的動力，缺少文化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會使中國守成文化很難“走出去”。在深層結構上，當代國家的一切創(chuàng)新性需求和動因，也都是以安全為基礎。儒學是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產物，其話語體系依附于特定的社會結構，一定程度上是無法解釋當代中國問題，無法有效地服務于經濟發(fā)展。所以發(fā)揚儒學在現代生活中的價值，必須以儒學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為前提。倘若儒學創(chuàng)新一舉成功，不僅為我國文化安全提供戰(zhàn)略支撐，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軟實力，而且對國際新秩序構建資以有力借鑒。

其次，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時代要求激勵當代儒學創(chuàng)新。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子系統(tǒng)，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是國民安全，無論政治、軍事安全等何等重要，國民安全才是核心。信息化時代，人的安全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內在價值塑造和外在環(huán)境影響，從孔孟到程朱陸王的心性之學“是中國文化之精髓所在”，是人之內在精神生活的哲學。維護國家安全的時代要求倒逼以人學研究為主的儒學創(chuàng)新為國民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價值引導，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另一方面，保障國家文化安全的關鍵就是保持文化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在世界文明沖突與對話中，中華文化如何復興、崛起是當前和今后文化安全面臨的核心問題。毋庸置疑，其先進性越高，安全度亦越高，是故維護國家安全的時代要求呼喚當代儒學與時偕行。

結構性重塑：維護國家文化安全與儒學創(chuàng)新的價值路徑選擇

程亞文教授曾指出，現有西方知識體系及制度框架已無法處理包括西方自身在內的各種國別性或全球性問題，中國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類文明的高度揉合一切文明成就來推出新文明。中國自身文明的建設首要也應該是儒學創(chuàng)新，儒學是周代社會危機之時，有識之士關于仁、禮為核心的探討，即內在與制度言，是內圣外王之道。國家文化安全語境下的文化包含意識形態(tài)、民族文化、公共文化，因此其安全對應地由此三個層面為主要構成④。

構建中國特色的儒學核心價值。核心價值反映社會發(fā)展的內在要求，并指導精神文明建設。“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既是時代價值，也是儒學核心價值。仁者，愛人。儒學最大的成功在于建立了深刻的人性哲學。制度與文化會因時而變，但人性基本上亙古不變，“人皆可以為堯舜”，成己愛人、敬天惜物、寧儉勿奢與當代中國夢并無根本性沖突，對于當代民眾個人修養(yǎng)、道德建設仍不乏重要啟示。解放思想，堅定文化自信，基于自身儒學話語體系的創(chuàng)新重新解釋中國，解釋世界。譬如，張立文“和合學”，蒙培元“情感儒學”，牟鐘鑒“新仁學構想”和陳來“仁學本體論”等。

構建與其他文明的共享價值。國際政治秩序日益脆弱，國際貿易反彈無力，國際社會尚未制定出一套可靠的制度與政策來確保更加安全的未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崛起，中國應積極參與推動建立新的國際制度安排和全球治理模式，攜手他國，以史為鑒，探索創(chuàng)造一種區(qū)別于當代資本主義的文明形式，尤其是文明層面形而上的變革和創(chuàng)新。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交流并非單向滲透的霸權之道，而是寬容語境下取長補短、去粗存精。如羅素所說：“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被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在儒學核心價值觀基礎上發(fā)展出世界性的共享價值，將其調和進中國本身的主流核心價值觀。只要我們扎根中華大地，立足中國國情，呼吁和諧的發(fā)展理念，弘揚“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儒學精神，秉持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這個文明對話就是開放、包容和進步的，儒學就能夠為中國和世界提供突破國際秩序困境的天下秩序觀。以諸侯知識謀天下，乃是“霸道”；以天子知識治天下，乃是“王道”。據統(tǒng)計，歷史上曾受儒學傳統(tǒng)影響的族群，現總人口超過17億。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韓國、新加坡、越南、日本、東南亞華人與全球華僑，都是受儒學影響很深的區(qū)域或族群。⑤由此，儒學共享價值的構建更是有了廣泛的國際基礎。

構建本民族的大眾價值（即世俗化、大眾化）。儒學傳承數千年，是一種依附性、入世的，以王權為核心的文化。清末以來，由于科舉制的廢除、學校的興起，儒學在民間已失去繁衍生息的土壤，只能在學術界和經院范圍內保留生機。⑥民間儒學的發(fā)展是儒學本位的回歸，使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等儒學核心價值貼近百姓，指引百姓學習、生活，實現立人、達人的價值目標極為重要。儒學從士階層的教育到普通老百姓的教化，如“常思己過，莫論人非”“君子上達”，人生應積極向上等信條，都是儒家的教化回歸，從個人空間到公共場所，儒學亦有最基本的民眾文明教育和規(guī)范，《禮記·經解》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這是先儒對六經教化作用的高度肯定。當前在社會轉型關鍵期，面對多元紛雜的新價值觀，民眾普遍感到迷惘與失落，難以找到人生的意義與方向，有人抑郁自殺，有人熱衷網絡直播，某些直播內容甚至毫無信息、知識含量，反而誤導青少年養(yǎng)成錯誤的價值觀。這些文明大國中的反?，F象固然需要從制度層面尋求改善，但同時也是價值導向失效之象，有賴文化方面疏導。使儒家文化大眾化，讓全體民眾的思想中有一個明確且正確的價值觀可能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因為它會消除思想中對未來的疑慮，給人們帶來信心，如此社會才會有共識，人心齊國家興。

創(chuàng)新儒家文化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化安全的重要保證之一，而且將促進中華民族的復興。如何使傳統(tǒng)文化革新造福于中國、造福于世界，則是時代賦予當代儒學者的使命，任重而道遠。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偵查學院）

【注釋】

①淦銘，王燕：《王國維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9頁。

②張立文：《論儒學的創(chuàng)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143頁。

③④韓源：《國家文化安全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戰(zhàn)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0頁，第29頁。

⑤吳展良：《尋找核心價值：儒學與現代社會的價值困境》，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0530/15/2311_125113.shtml。

⑥寧同魁：《孔孟儒學新解》，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25頁。

責編/王坤娜    美編/楊玲玲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chuàng)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