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以來有“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的說法。隋唐時期，政治統(tǒng)一，經濟發(fā)展，尤以農業(yè)的發(fā)展較為突出。加之唐朝的開放政策帶來了商業(yè)的繁榮，由此一來，更加吸引了海外商人趨利來華。

“懷柔遠國”理念下的朝貢促進了西域各國與中原王朝的往來溝通

對外貿易首先以緣邊及海外諸國和中原王朝的朝貢貿易活動為主，不論是使節(jié)進貢方物，還是領受中原王朝的饋贈，都暗含著雙方之間的貿易交往是寓政治與經濟于一體的帶有雙重含義和目的之往來。隋朝統(tǒng)治者在與突厥、吐谷渾的關系發(fā)展中，力爭拓展西北疆域。受命經略西域的裴矩，在中西交通的樞紐之地張掖負責與胡商的互市貿易，給予來交易者以優(yōu)惠的利益，并勸令其入朝。當時的互市監(jiān)主要掌管西北緣邊與少數(shù)民族或海外商人（統(tǒng)稱為胡商）的邊貿管理，相應的管理法令為《關市令》，如對交易場所設置的貿易規(guī)定是：在交易場所四面穿塹，立籬院，派人守門。交易當日卯時以后，交易方將貨物和牲畜集中，由官司先與外商對定物價，然后交易。現(xiàn)如今，張掖焉支山的旅游文化名片“萬國博覽會”，就是緣于隋煬帝西巡到張掖時，曾經在焉支山接見了二十七國國王、貢使，盛況空前，國威遠播。當時西域各國借助商貿活動與中原王朝通款，彼此之間關系的建立就是借助了經貿與文化的溝通。裴矩也正是通過與各國使者和商人的溝通，了解各國風俗，完成了重要的《西域圖記》。

唐朝統(tǒng)治者勵精圖治，著力經營西域。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所繪制的《職貢圖》，就是以各國使團來唐朝覲的歷史為背景，描繪了一幅貞觀時期異域進貢如潮的盛大場面。從尚書省禮部、九寺中的鴻臚寺，到地方州縣，都有主管外交事務的人員，如押蕃（舶）使、互市監(jiān)等。通過設立安西、北庭都護府，唐朝統(tǒng)治者實現(xiàn)了有效管理，保障了絲路的暢通，更吸引遠方商人沿絲路自西向東進入內地，到達都城長安、洛陽，以及更多內陸交通要沖城市。依據唐代賈躭的《皇華四達記》，從中原到周邊民族地區(qū)的交通干道有七條：安東道，高麗、渤海道，大同、云中道，回鶻道，西域道，天竺道，廣州通海夷道。沿陸路由長安西行，可達西域，穿過帕米爾高原、天山，可抵達中亞、南亞、西亞，直至歐洲。

“華夷一家”觀念下的開放國策有力促進了中外商貿活動

唐朝政府通過優(yōu)化貿易環(huán)境和治理市場秩序，為公私往來和交易提供了政策支持。對于朝貢使團，唐政府往往給予其優(yōu)渥的待遇，不僅提供食宿，還允許入市交易。在西北絲路沿線上，有粟特人、吐火羅人、突厥人，也有中原商人等往來穿梭。轉販貿易的胡商要取得與內地百姓相同的“過所”，才可以穿越沿路的一道道關卡。“過所”，即關津過往所需的通行證，需要過關者申報事由、沿途關津、人員狀況、身份以及保人，經查驗后方才準行。據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第29號墓出土的“過所”文書反映，唐垂拱元年（685），康尾義羅施商隊一行自安西往京師貿易，五人攜子二人、作人五人、奴三人、婢四人，以及馬、駝、驢等，他們是籍居西域的昭武九姓胡商，往來于絲路。在第509號墓出土的開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謙、薛光泚、康大之請給過所案卷》中，也記載了一行人所經過的各處關津，有玉門關、金城關、大震關、烏蘭關、潼關、蒲津關，各關多是扼守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

道路交通的保障主要依賴于官道及沿途驛站，它們可以為往來行人提供官私客旅食宿。如從長安西出，沿隴坻西行，就踏上綿延東西的交通要道。官員、使團、將士、商旅、選人、流人等往來穿行，承擔著傳遞公文、興販貿易、物資流轉等任務。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氣象、社會風貌，均經由一路山川道里向縱深延伸。這里關山穿越，古道天險，一路西行，引發(fā)許多文人形諸賦詠、為詩為文，形成了唐詩中大氣磅礴、悲壯雄渾的“邊塞詩風”。唐代官道上一個個驛站名字——長寧驛、張棉驛、分水驛、丹麻驛等，現(xiàn)在還保存在沿線以這些驛站命名的村落當中，成為歷史的見證。

以律令制度為基礎的人口管理，通過戶籍制度控制人口的流動。往來經商和入華的“歸化者”們定居寄寓地后，與當?shù)匕傩找粯荧@得合法身份。如開元十六年（728）北庭都護府轄下的金滿縣所管人口就分為百姓、行客和興胡，由他們共同承擔國家的稅賦。

唐代“市舶麇集”“珍貨輻輳”的海上絲路貿易是對陸路貿易的極大補充

在經濟重心南移、西北各種因素此消彼長、陸路交通受阻等因素的影響下，陸路絲綢之路的重要性有所削減。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海上通道的開辟及阿拉伯人等海洋貿易的興起和逐漸發(fā)展，海路貿易有漸次取代西北陸路貿易的趨向。這一切變化都始于唐代，進而宋代以降，出現(xiàn)了海上大宗民間貿易的興盛和對外貿易的日趨繁榮。大宗貿易行銷的商品以香藥、玉石、珍寶、珍奇動物為主，主要換取中原王朝的茶葉、瓷器、絲綢等質輕價高、適合遠距離海上運輸?shù)纳唐贰?/p>

在地方府州管理海舶貿易以外，市舶使的設立以滿足帝室消費需求為目的。唐代最早的嶺南市舶使周慶立，與見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波斯僧人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遭到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彈劾。這件事發(fā)生在玄宗即位不久的開元二年（714），反映的是朝廷及皇室對海外珍品的旺盛需求及獲取渠道，他們往往在來朝貢物之外，還交由專使通過和市獲得蕃舶物。從高宗顯慶六年（661）的一道勅文得知，對于每年從南海來的各國船舶，少府監(jiān)在四月以前要列出預算，將需要和市的經費撥給沿海各道，由其長官負責購買。從消費海外珍品的需求來說，少府監(jiān)負責皇上、后宮和百官的服飾器用，預算經費的撥出和責任執(zhí)掌都說明了采買蕃舶物的目的。

海上貿易的發(fā)展有賴于航海技術及造船技術的進步。貿易港口城市揚州、洪州，同時也是造船基地。比如洪州，沿江可達巴蜀，可至吳越、揚州，是嶺南北上的樞紐，因而聚集了大量的胡商。早在唐初征伐高麗時，閻立德就受命到洪州、饒州、江州制造用于運載軍糧的大船；宋州刺史王波利在宣州、潤州、常州及洪州等江南十二州造入海大船，還有越州都督府和婺州、洪州等地大造海船。唐代宗、唐德宗時期，在“南至江西，北至淮南”之間開展居間航運的大商人俞大娘，擁有可載萬石米的大型船只，船上操駕之工就達數(shù)百人，規(guī)模最大。

外貿港口中最為重要的是廣州。嶺南到大庾嶺道路的開通，使廣州到內地的交通大為改善。借助人工運河與天然河道，遠道來華的船舶也可以通過內航水路向腹地深入。揚州在長江、運河交匯處，是南北物資的集散地，貨物豐衍，富商大賈動逾百數(shù)，十分繁華，所以成為中央經濟生命線的重要節(jié)點。其他外貿港口，或是內陸河道與海路的交接點，或是內陸都會的交通樞紐。日本、新羅船舶一般往來于登州，或明州、蘇州等地，而廣州、交州則以阿拉伯及南海諸國來舶為主。對外貿易中，與唐朝有往來的包括新羅、高麗、百濟、日本、林邑（越南）、天竺（印度）、驃國（緬甸）、真臘（柬埔寨）、獅子國（斯里蘭卡）、尼婆羅（尼泊爾）、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拂林（東羅馬）等。王建《汴路即事》中“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一句就反映了外貿往來中發(fā)生在民間的貿易活動景況，從西洋與南洋航路來華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南洋諸國的商船，在地方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各國商人的足跡已深入到地方草市。

唐前期沒有關市之征，包括通過關津所收的商品流通稅（過稅），以及在市肆交易的稅收（住稅），均與宋代商稅的地位有所不同。在廣州沿海設立的市舶使，也是為了滿足帝室對海外珍品奇貨的需要而設立。至于所說的蕃舶之利，不排除地方上法外加征，以供進奉或地方財政所需。此外，按照文宗太和八年（834）的詔勅，嶺南、福建及揚州的蕃客分別由其所在地的節(jié)度觀察使負責，除了舶腳（稅金）、購買海商貨品以及進奉之外，不得重加率稅，應任其流通往來，自由貿易。關于收舶腳的問題究竟如何，目前可依據的說法不一，尚乏確論。例如在阿拉伯商人蘇萊曼所描繪的細節(jié)中，外商船抵港后，官吏收取貨物收藏，待全部商船到達后，需征收百分之三十的關稅，再交由貨主發(fā)賣，帝室需要的采購則以最高價支付。而《中國印度見聞錄》則認為，百分之三十是最高價支付的采購貨品，而非舶腳。

唐風、胡風的交相浸染有力促進了華夏文化的傳播

對外貿易往來與文化的交互傳播沿著絲綢之路延伸，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形成了異彩紛呈的大唐文化，也為世界貢獻了中國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華文明的魅力吸引著諸國使團“慕化而歸”，在求學、做官之外，攜帶書籍、文物回國的遣唐使最為人所熟知。以日本、新羅為代表的國家，不斷學習中國的先進制度和文化，并以此來建構自己國家的體制和社會秩序。他們對唐文化的汲取體現(xiàn)在律令制度、儒家文化、文字語言、宗教、音樂、繪畫、服飾、習俗等多方面。此外，對獲取物質的欲望，也促使他們不斷增加與唐朝的往來，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發(fā)展國際關系。

就律令體系而言，中華法系經典《唐律》是中國古代傳世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對亞洲的很多國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天一閣發(fā)現(xiàn)的明代抄本《天圣令》（包括《田令》《賦役令》等十卷），在將宋令復原回唐令的過程中，以日本的《養(yǎng)老令》作為重要參考，因為《養(yǎng)老令》直接借鑒了唐代令典，在文字上與唐令最為接近。同樣，與茶文化相交融的醫(yī)藥、佛學、文學等大唐文化也被不斷傳播至境外。

商人是唐朝重要的溝通媒介和橋梁。中原商人與海外商客活躍于跨境貿易或轉輸貿易，溝通了唐代與外部世界的聯(lián)系。尤其是繼官方遣唐使之后，民間商人又承擔起中、日、新羅之間的貿易往來。長安西市儼然是國際貿易中心，西市中有胡人直接經營的店肆“波斯邸”，流寓西市以及在附近坊內聚居的胡人在其聚居之所如普寧坊、醴泉坊、布政坊等地設立了祆祠，洛陽的立德坊、南市西坊等地也有祆祠。對于他們的宗教和風俗，唐朝政府也給予了充分的尊重。此外，在登州有新羅館，廣州有專門供其居住的“蕃坊”。胡食、胡服、胡樂也滲透到唐代社會各個階層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唐代的繪畫和筆記小說中，經?？梢娎锓婚T賣“胡餅”的商人、頭戴“帷帽”的中原婦人、鑒定珠寶的外商，以及眾多傳奇故事連綴成的“泛?？?rdquo;的群體形象。這些描述雖然不乏濃郁的文學色彩，但是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雖非個性的真實，但有通性的真實”。

古代的“一帶一路”是以商貿為依托的文化媒介，承載著物質層面的需求互惠與精神層面的交流融合。在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為主題的今天，通過“一帶一路”，以新的形式加強亞非歐各國的聯(lián)系交往和互利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qū)域經濟合作架構，必將會產生深遠的意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②[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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