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先生是中國近代優(yōu)生學、性心理學、社會學等現(xiàn)代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學術(shù)上最主要的特點是在非常扎實而又廣博的基礎(chǔ)上成就其專門之學，而這個專門之學，又上達于他傾心的新人文思想?？上У氖?，在潘光旦從事社會學研究的晚期，也就是20世紀40年代末期，他只是勾勒出了新人文思想的基本輪廓，整個體系的建構(gòu)完成還遠未實現(xiàn)。他的人文思想，就是想要克服當時社會學界“見社會不見人”的流弊，實現(xiàn)社會學的“人化”。這在今天似乎還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在中國學術(shù)界，能夠提出社會學的“人化”作為學術(shù)目標，其人必須具備深厚的中西文化根底，而且還應該具備一定的自然科學素養(yǎng)。潘光旦的好友梁實秋曾評論說：“研究社會學的人很少有這樣嚴格的實驗科學的訓練，在潘先生的作品里，我們卻可以看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凝合。”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李樹青曾遺憾地表示：“倘若天假以年，潘先生以他的生物與遺傳學的根基，再加上流利的文筆，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湛深造詣，正可以發(fā)揚光大現(xiàn)代社會學的前途，成為世界著名社會學者，其成就當不在重建中國的社會學而已。”

潘光旦幼承庭訓，對中國傳統(tǒng)典籍與文化保持了相當?shù)?ldquo;溫情與敬意”。1913年至1922年在清華學校學習期間，他受到了系統(tǒng)而扎實的現(xiàn)代西方知識教育，并獲得了熟練運用英語語言的能力，這為他留學四年能夠充分吸收西方先進學術(shù)的養(yǎng)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1922年至1926年，潘光旦先后在美國的達特茅斯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他的專業(yè)學習與研究方向是生物遺傳學，特別是在當時西方學術(shù)界流行一時的優(yōu)生學。除了在優(yōu)生學上受到嚴格的學術(shù)訓練以外，潘光旦還把很多精力放在心理學、文學、哲學和社會思想研究上。

潘光旦未受到科班的社會學訓練，而是早年浸淫傳統(tǒng)典籍與稗官野史、留學期間在生物學基礎(chǔ)上廣泛涉獵人文社會科學，所以他后來在從事社會學研究時，特別注重生物的、心理的和歷史的因素。

潘光旦希望社會學者不要為“社會”的范圍所限，就社會談社會，而是廣泛吸收各種自然的、人文的、社會的知識，建構(gòu)一門以旨在了解人性的綜合性的社會學。這種社會學不是“見社會不見人”的，而是“人化”的。1948年時，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社會學者不得不注意到人性的問題，一般的人性，與個別的人性。我們希望從事社會學的人要多有一些生物，遺傳，生理，心理，以至于病理諸種學科的準備，原因就在此。我們也希望大家多涉獵到人文學科，哲學，歷史，文學，以至于宗教、藝術(shù)，原因也不外此。”

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費孝通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書寫成于1946年夏他與潘光旦在蘇州滸墅關(guān)避難時期。當時旅途困頓，行止不常，天氣極為悶熱，費孝通頗有將全稿擱置的意思，后來經(jīng)潘光旦勸告，才決定姑先付印，以待將來補正。費孝通請潘光旦寫一篇序。潘光旦歷來為人做序都非常認真，絕不敷衍了事。也許是由于對費孝通這顆學術(shù)新星的前途期望更殷，他洋洋灑灑，不可收拾，一寫就是3萬多字。這就是《派與匯——作為費孝通〈生育制度〉一書的序》一文。他認為，費孝通的書寫得很好，但只是一家之言，太局限在功能學派的立場上，器局比較狹窄，并不是全面的分析。也就是在這篇序言里，潘光旦正式提出了他的新人文思想。在他看來，新人文思想應該是在中西古人文思想的基礎(chǔ)上，吸收生物學的社會思想、人類學的功能學派、哲學上的實驗主義以及人的科學的研究，綜合而成的一種思想體系。

新人文思想的社會學，在70年前完成了它的基本面貌的勾勒，還沒有來得及綱舉目張、蔚為大觀就定格在那個高度，無從繼續(xù)發(fā)展。未完成的思想體系是一種殘缺的遺產(chǎn)，它正期待著當代的學者結(jié)合后來幾十年的學術(shù)發(fā)展成就以及當代社會提出的問題，對其進行揚棄與發(fā)展。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