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踐論》《矛盾論》深刻地揭露了黨內(nèi)普遍存在的教條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大眾化的光輝典范，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現(xiàn)實價值。它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與發(fā)展提供了基本遵循，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價值指引，為當前全面深化改革、脫貧攻堅等工作提供重要方法論。

【關鍵詞】《實踐論》   《矛盾論》   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    【中圖分類號】A84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增強學習本領，在全黨營造善于學習、勇于實踐的濃厚氛圍，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推動建設學習大國”?！秾嵺`論》和《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革命斗爭的實踐經(jīng)驗以及中國傳統(tǒng)哲學優(yōu)秀成果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它生動而又深刻地闡述了認識和實踐的辯證關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分清主次、抓關鍵、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世界觀和方法論。“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大眾化的光輝典范，是哲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能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科學指引。

《實踐論》和《矛盾論》具有豐富的思想理論內(nèi)涵

1937年，為教育廣大青年干部克服脫離實踐的錯誤傾向，改善工作方法，毛澤東專門為抗日軍政大學寫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作為給青年干部培訓的授課內(nèi)容，“兩論”就是這一講授提綱中的兩節(jié)。作為毛澤東的代表性著作，“兩論”具有豐富的思想理論內(nèi)涵，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的融會貫通。

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tǒng)一是《實踐論》的論述主線。在《實踐論》中，毛澤東為了講清楚實踐與認識的相互作用，詳細分析了認識的辯證發(fā)展過程。他指出，“在實踐基礎上，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這是認識過程中的第一次飛躍”。但是，理性認識的形成，并不代表運動過程的結(jié)束。“辯證唯物主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為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guī)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guī)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也就是說，通過實踐得到的理性認識，還必須再回到實踐中去，這是認識過程的第二次能動地飛躍。除了對認識的辯證發(fā)展過程進行分析，毛澤東還論述了認識的反復性。他認為：“客觀現(xiàn)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jié)，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jié)。”至此，毛澤東精辟地概括出了人類認識發(fā)展過程的總規(guī)律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huán)往復以至無窮。繼而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即“我們的結(jié)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tǒng)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是《矛盾論》所研究的核心主題。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從矛盾的性質(zhì)、特點、作用出發(fā)，系統(tǒng)闡述了同一性與斗爭性、普遍性與特殊性、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等問題。而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或共性與個性）無疑是其中最核心的問題要素。用毛澤東的話來講，這是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就矛盾的特殊性而言，毛澤東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兩個角度進行闡述。比如，在講到“主要矛盾”時，他強調(diào)，“研究任何過程，如果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此外，毛澤東在分析矛盾的斗爭性問題時指出：“對抗是矛盾斗爭的一種形式，并不是矛盾斗爭的一切形式。”《矛盾論》第一次把矛盾特殊性作為辯證法內(nèi)容進行了系統(tǒng)闡述，全面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并將它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之中，為我們黨引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提供了理論指導。

《實踐論》和《矛盾論》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價值

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毛澤東同志就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社會科學家，他撰寫的《矛盾論》、《實踐論》等哲學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由此可見，“兩論”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現(xiàn)實價值。

其一，“兩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與發(fā)展提供了基本遵循。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表明，實踐的觀點始終貫徹于社會主義各項事業(yè)的建設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持以實踐為遵循，正確分析、判斷了我國的基本國情和主要矛盾，并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作出把全黨工作中心轉(zhuǎn)移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由此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踐證明，正是這條道路和這套理論體系，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大動力和有力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續(xù)弘揚務實精神、堅持實踐觀點，從執(zhí)政伊始要求全黨上下牢記“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道理，到提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的思想，就是為了強調(diào)“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靠實干，基本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要靠實干，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靠實干”這一基本遵循。

其二，“兩論”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價值指引。在推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兩論”告訴我們在抓住社會主要矛盾的同時，還要正確處理好次要矛盾。如對于產(chǎn)能過剩的問題，要大力推進供給側(cè)結(jié)構性改革；對于創(chuàng)新能力不強、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不協(xié)調(diào)、環(huán)境污染嚴重、貧富差距較大等問題，我們要提倡創(chuàng)新、協(xié)調(diào)、綠色、開放、共享的發(fā)展理念。又如，在黨的建設方面，要善于抓關鍵少數(sh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干部在推進依法治國方面肩負著重要責任，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shù)’”。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關鍵也是要抓好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shù)”。對于領導干部而言，同樣要抓關鍵。領導干部既要守住理想信念宗旨這根“高線”，也要守住黨的紀律規(guī)矩這條“底線”。這主要是因為“理想信念是共產(chǎn)黨人精神上的‘鈣’，理想信念堅定，骨頭就硬，沒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

其三，“兩論”為當前工作提供重要方法論。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指出：“辦法是跟著方針來的”。當前，黨中央對于實現(xiàn)長遠目標和中期、近期目標都有正確的路線和方針，也有了切實可行的好辦法、好路子。如何把這些辦法和路子運用好，就需要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的“哲學頭腦”——學好哲學用好哲學的頭腦。毫無疑問，“兩論”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哲學思路和方法。比如各地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就需要各地黨員干部一切從實際出發(fā)，講究“實踐論”，注重調(diào)查研究；同時掌握運用好“矛盾論”，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確保脫貧成果獲得群眾認可，經(jīng)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

總之，“兩論”發(fā)表已有80年的時間了，盡管世情國情黨情業(yè)已發(fā)生巨大變化，但“兩論”所蘊涵的辯證法和認識論，仍然沒有過時，而且永遠不會過時，它對當前乃至今后一定時期的發(fā)展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當前，我們要深入學習“兩論”，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看家本領，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導、毛澤東思想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專業(yè)2017級博士研究生寇曉東、2016級博士生蔣國棟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思想年編：1921—197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責編/溫祖俊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