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是不均衡的或者說是結構性的，它因對象國家的不同而不同，這種情緒大致可分為三類：平和與理性的、中立和克制的以及優(yōu)越的。近年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總體上明顯趨向于理性與客觀、自信與自省。

【關鍵詞】中國民眾  民族主義情緒  自省    【中圖分類號】D07    【文獻標識碼】A

近十幾年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總體上趨于冷靜、理性和舒緩。同時，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又是不均衡的或者說是結構性的，它因對象國家的不同而不同，對象國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歷史上侵略過中國或產生過高度的敵對，現(xiàn)實中又存在直接競爭關系的國家，如美國、日本；第二類是歷史上沒什么恩怨，現(xiàn)實中也不存在直接競爭關系的國家，如澳大利亞、瑞典；第三類是不論在歷史上還是現(xiàn)實中都沒什么恩怨和直接競爭關系的國家，如非洲國家和一些中東國家。對這三類國家，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是明顯不同的。總的來說，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包括公民理性、國力發(fā)展和政府有力的外交應對等種種因素的影響下，趨向于更加理性和富有自我批判性。

中國民眾對美日的態(tài)度，除了在摩擦和沖突期有些偏離理性或極端外，總體上趨于平和與理性

從歷史的遠景來看，美國和日本兩國與近代以來中國人民苦難的歷史緊密相連。不論是“八國聯(lián)軍”侵華，還是朝鮮戰(zhàn)爭，抑或是南斯拉夫內戰(zhàn)，美國都與中國政府敵對，尤其是悍然轟炸我國駐南聯(lián)盟大使館，更是給中國民眾留下無法忘卻的記憶。而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更是以鄰為壑，其軍國主義的矛頭先后多次指向中國，其中，甲午戰(zhàn)爭尤其是抗日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

歷史猶在，記憶彌新。21世紀以來，美日又在南海、釣魚島主權歸屬等問題上不斷挑起爭端，將中國民眾大腦深處的痛苦記憶一次又一次地喚醒。2001年4月1日的南海撞機事件后，國人“弱被人欺”的民族義憤油然而生，許多人或走上街頭，或在互聯(lián)網上表達憤怒的情緒。釣魚島爭端發(fā)生后，歷史仇恨尚在心頭縈繞的民眾，怒不可遏，互聯(lián)網和現(xiàn)實中均出現(xiàn)了過度的、非理性的反日言論和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盡管日美與中國之間因篡改教科書和貿易等問題沖突和摩擦不時出現(xiàn)，但總體上，中國民眾對日本和美國的態(tài)度趨向于克制、冷靜和理性。2018年，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再三以中國企業(yè)和中國國家為對象，發(fā)起一個又一個貿易制裁行動。其中，中興公司事件最具代表性。

中興公司事件發(fā)生后，中國民眾情緒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可概括為“恐美自輕自責”，第二類是單純的仇美反美，第三類是冷靜面對，批評美國，反思自己。第一類情緒無限夸大美國的技術優(yōu)勢，將中國的創(chuàng)新能力說的一無是處；第二類則把所有責任都推給美國，認為“中興事件”是美國反華戰(zhàn)略的一部分；第三類情緒則在批評美國蓄意遏制中國崛起的同時，對包括中興公司在內的許多中國企業(yè)，在技術創(chuàng)新和全球價值鏈競爭中的適應能力等方面，提出廣泛的批評和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中興事件及貿易摩擦過程中，盡管民眾中也存在著尖銳的反美情緒，但現(xiàn)實中，中國民眾并沒有發(fā)起針鋒相對的抵制美國商品的行動，更沒有不加區(qū)分地針對美國民眾，相反，他們中的多數人能夠認真分析形勢，幫助政府冷靜思考應對策略，并對中國最終在貿易摩擦中取得勝利充滿信心。民眾的這種態(tài)度，一方面與中國政府采取強有力的應對措施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民眾日益成熟的美國觀有關——在中國民眾看來，美國盡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可能阻止中國的崛起，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值得學習的對手。從另一個維度來看，中國民眾的態(tài)度也表明，中國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動者，在面對美國的逆全球化行為中，有著自己的責任和擔當。

對于日本，情況也有些相似。盡管中日之間存在著歷史問題，現(xiàn)實中的沖突也時有發(fā)生，但隨著公民理性的增強和對日本國家了解的日益增多，中國大部分民眾能夠區(qū)分歷史上的日本和現(xiàn)實中的日本、日本國家和日本民眾，就日本國家而言，也能區(qū)分其現(xiàn)代化及善治水平和日益右轉的反動。近來年，隨著民眾赴日旅游、學習和參觀的人數增多，尤其是對中日關系細節(jié)（如日本對華援助）的了解，網絡上非理性的反日言論明顯減少。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隨著日本持續(xù)40年對華援助信息的進一步公開，國內大部分民眾對這個歷史上深度損害過中國國家及人民利益的國度，也表達了不乏善意的感謝之情。在備受國人關注的安倍晉三訪華前夕，日本《朝日新聞》報道了日本長期援華的細節(jié)，并表示由于中國已經從40年前的發(fā)展中國家轉變成現(xiàn)在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政府決定結束這一援助。

伴隨著這一新聞，許多民眾逐漸了解到一些聞名中外的大型工程和設施，如北京首都機場、武漢長江二橋等，都有日本援華項目和資金的參與，此外一些涉及重要國計民生的工程如京秦鐵路電氣化改造、上海寶鋼、黑龍江省防止焚燒秸稈改善空氣項目、安徽黃山仙源鎮(zhèn)河道整治工程，等等，也都有日本援華的背景。作為中國最大的援助國家，日本對華援助幾乎伴隨了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進程。許多網民對此唏噓感慨，情緒復雜。一時間網上出現(xiàn)了一些以“謝謝日本”為主題的貼文，這一情景與10年前日本援助汶川地震后，中國網民以“感謝日本”為回應高度相似。

總之，隨著時間的推移，化解仇恨、改善兩國關系逐漸成為中日關系的主旋律。最明顯的例證是對待安倍晉三訪華，盡管網絡上不乏反日的聲音，但希望中日關系能夠健康發(fā)展的民意已成為主流。

事實上，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民眾對美日的態(tài)度，除了在摩擦和沖突期有些偏離理性或極端外，總體上趨于平和與理性。昔日那種出于義憤的民族主義情緒明顯得到舒緩。

中國民眾對諸如澳大利亞和瑞典等國，其民族主義情緒是相當中立和克制的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投資和移民節(jié)奏加快。對華的深度經濟和市場依賴，加上國際環(huán)境的影響，導致澳大利亞反華的右翼政治勢力逐漸崛起，近兩年來達到高潮。面對澳大利亞政府的反華言論以及其新聞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中國民眾表現(xiàn)出少有的冷靜和理性態(tài)度。一些網民客觀分析了中國對澳大利亞的種種影響，認為地廣人稀、經濟上對中國依賴越來越深的澳大利亞，自覺存在著“外來影響”過大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為擺脫這種影響，澳大利亞領導人甚至模仿中國領袖，用漢語高呼“澳大利亞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口號。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大利亞主流社會的確感受到某種外來的壓力。事實上，其右翼勢力的崛起就是利用了這種民意基礎。

最能體現(xiàn)中國民眾理性、客觀態(tài)度的莫過于近期發(fā)生的瑞典警察粗暴對待中國游客事件。事實上，不論真相是瑞典警察“粗暴執(zhí)法”，還是中國游客“不守規(guī)矩”，抑或是兼而有之，都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民眾的態(tài)度不再一邊倒，在一些人看來，瑞典是一個人權意識和法律高度發(fā)達的北歐國家，不應該出現(xiàn)如此與國家“文明”地位不相稱的警察粗暴執(zhí)法行為；在另一些人看來，中國公民不應該把不守規(guī)則、缺乏社會公德的行為帶到國外，破壞中國人的國際形象；更多的人則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瑞典警察和中國游客都有過錯或不妥當之處，應該各自反省，不要炒作。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對瑞典警察和中國游客事件的態(tài)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發(fā)生轉變：民眾不再不問青紅皂白地濫用民族主義情感，不再不問是非地袒護同胞。這一轉變的原因很多，除了公民理性的成熟和相應而來的自我批判精神外，有兩個條件是不容忽視的，一方面，中國的發(fā)展程度，已足以使中國民眾在位列發(fā)達國家的瑞典面前，沒有自卑感，或者確切地說沒有“仇富”心理；另外，瑞典的過往和現(xiàn)實均與中國沒有多少交叉，因而中國民眾總體上對瑞典的情感與立場是中立的。

俯視陷入貧困和戰(zhàn)亂的國度：優(yōu)越感的民族主義

當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遇到非洲和中東國家時，便呈現(xiàn)出另一種景象。中國與非洲及中東國家一直保持著傳統(tǒng)的友好往來。近年來，隨著中非合作的深化，中國在海外投資和發(fā)展節(jié)奏的加快以及相伴隨的文化往來的增多，非洲及中東一些國家的公民比較高頻地出現(xiàn)在中國民眾面前。由于語言、文化、社會習俗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及由此所造成的種種沖突和社會問題，這些來自異國他鄉(xiāng)的“有色”或具有其他明顯“物理特性”的游客、學生和經商者，不時出現(xiàn)在公眾領域，成為公眾討論甚至激辯的話題。

不少民眾對這些來自貧困或戰(zhàn)亂地區(qū)的“他者”心存疑惑，認為這些人一旦脫離貧困的家鄉(xiāng)，來到這片比他們自己不知“發(fā)達多少倍”的土地上，就不會再回去，而這對資源本來就緊張的中國來說絕非是一個好消息。這種對占用本土資源的憂慮，加上中國政府投向非洲及中東國家的援助項目和資金，導致一些網民對在華黑人群體的民族主義情緒直線上升。

中國民眾之所以如此看待來自非洲、中東一些國家的游客、留學生及商人，原因復雜。擇其要而言，第一，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大大超過非洲國家的水平，民眾擁有明顯的經濟優(yōu)越感；第二，非洲及中東一些國家部族、教派沖突嚴重、戰(zhàn)亂頻繁，民生凋敝，中國民眾對自己國家的治安形勢或者安全的生活環(huán)境，抱有文化或心理上的優(yōu)越感；第三，由于中國特定的人口結構和發(fā)展歷程，民眾中絕大部分人缺乏與黑人群體相處的人生經歷和經驗，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對這一群體懷有本能的恐懼心理；第四，中國畢竟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資源的有限性與龐大人口的需要矛盾依舊比較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拿出一部分資源投向非洲國家，往往難以被一部分民眾所理解，這些民眾所秉持的一個重要原則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總體上，中國民眾對待陷入貧困和戰(zhàn)亂國家的態(tài)度，可以概括為一種具有某種優(yōu)越感的民族主義情緒。

自信與自?。褐袊癖娒褡逯髁x情緒的新轉向

毋庸置疑的是，與改革開放的前30余年相比，近年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總體上明顯趨向于理性與客觀，表現(xiàn)在對待相關國際事件的態(tài)度上，一味指責對方的現(xiàn)象減少了，自我批評不護短的現(xiàn)象增多了。2018年典型的事例是民眾對待愛因斯坦有關中國的“種族主義言論”問題。在2018年5月出版的《愛因斯坦游記：遠東、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一書中，愛因斯坦聲稱“如果這些中國人代替了所有其他種族，那真是一種遺憾。對于我們這樣的人來說，這種事情連想想都讓人感到無比的沉悶”。

這番言論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籍中面世后，首先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人們對這位偉大的科學家的言論無比驚訝，因為他曾是民權運動的積極推動者和著名的反種族主義者，他也曾聲言“種族主義是一種白人疾病”。美國及西方各大媒體紛紛以“種族歧視”“種族主義”“種族詆毀”以及“排外情緒”等詞匯來表達他們的看法。

面對這位時代巨人的時代局限性言論，中國網民的反應令西方媒體感到驚訝和意外。大多數網民能夠正視愛因斯坦的歷史言論，他們并不認為愛因斯坦的言論是“羞辱性的”或“種族主義的”，認為它頂多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文化偏見”，并且認為如果愛因斯坦來到現(xiàn)在的中國，他的感受一定會很不一樣。

網民對“冒犯性”言論的理解和寬容、從容和淡定，反映了經過長期發(fā)展和洗禮，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越來越趨向于成熟、理性、自信和自省，民族主義心理結構越來越趨向于健全或完善，已然跳出了西方話語中的“愚氓”“傀儡”和有心理創(chuàng)傷的“病人”之中國式民族主義套路。在這一方面最有說服力的一個例證無疑是：在面對昔日的“帶頭大哥”——歐美國家泛起的種種負面民族主義，如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以及美國與第三世界國家涌起的宗教民族主義等，大多數中國民眾不僅表現(xiàn)出應有的定力，而且對這些逆全球化和損害共同體團結的現(xiàn)象持鮮明的批評態(tài)度，同時對于相關現(xiàn)象在中國出現(xiàn)的可能性抱有相當程度的警戒之心。

對于極端民族主義者來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中國古訓或許是一劑不錯的解藥

當然，需要強調的是，上述判斷主要基于中國民眾的總體情況而言。實際上，在互聯(lián)網時代，民族主義情緒的研判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因為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者往往以“人民的代表”自居，實踐中多以“人民”中的底層群體為依托。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把援助非洲和接受第三世界留學生與解決中國農村貧困落后地區(qū)的民眾生活和兒童教育問題對立起來，認為在“自己的”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不應該援助其他國家或將資金用在那些“質量并不高的”留學生身上。全然不顧國際援助和接受留學生，擴大國家影響，是一個國際通例，也是提升國家形象和綜合國力，解決國內一系列問題的重要一環(huán)。

在當前條件下，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帶有很強的民粹主義色彩：強調自我中心、自我利益，無視更大范圍的公平與正義原則和國際公認的價值規(guī)范和準則。對于具體的民族國家而言，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危害在于：撕裂民眾，損害內部團結；四處樹敵，損害國家的形象和軟實力，如此等等。因此，如何防止極少數人的偏激情緒和言論，經過互聯(lián)網的反復傳播、回音和極化后，變成“代表”甚至代替沉默大多數的意見，并繼而成為政府決策的依據，是各國必須關注的頭等大事。

民族主義發(fā)軔于西方民族國家時代，作為一個明確的詞匯，最早出現(xiàn)于18世紀末，英語中首次使用的時間為19世紀上半葉，在中文里出現(xiàn)的時間則更短。在人類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民族主義不論是作為一個詞匯、一種理論、一種情感，還是一種實踐，都相當短暫。作為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重大實踐，民族主義于17世紀勃然興起，18、19世紀凱歌奮進。在今天的世界里，民族主義更是無處不在，成為人們認識和評價世界的一個重要思維工具和價值觀范式。

如果說民族主義是“以自我民族的利益為基礎而進行的思想或運動”，那么民族主義情緒便是在這一“思想或運動”過程中所持的態(tài)度。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民族主義是個體主義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巨大擴張，對它的理解離不開對人性的認知。事實上，對待民族主義，正如我們對待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一樣，對父母，尊敬和愛是應有之義，但同時也不能掩飾甚至袒護其缺點或不足；對孩子，其法則則是，愛自己孩子的同時，也要愛別人的孩子，至少要做到尊重和理解別人愛孩子的情感。對于極端民族主義者來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中國古訓或許是一劑不錯的解藥。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民族研究室副主任，世界民族學會副秘書長）

【參考文獻】

①曹澤熙：《美學者長期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并未抬頭 遠比外媒報道得復雜》，觀察者網，2017年2月9日。

②Aimee Burlamacchi,Einstein's Travel Diaries Littered with Racism Towards Chinese People,HK Focus Media Group,June 13,2018.

③[英]安東尼·史密斯著、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tài)、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責編/潘麗莉  胡秀文（見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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