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強調黨政干部的干凈標準具有極強的現(xiàn)實性和重要性。“不干凈”的產(chǎn)生有著復雜的內外部原因，外因主要有周圍人、不利環(huán)境的影響，其中制度不完善又是背后更為深層的原因。在解決干部不干凈問題上，應堅持問題導向，標本兼治，落實干部干凈標準。

【關鍵詞】黨政干部 好干部標準 干凈 腐敗 【中圖分類號】D262 【文獻標識碼】A

新時代“好干部”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個重要的新概念。關于“好干部”的標準，總書記有不同的論述，主要是兩個版本。一是在201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五標準，即“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二是多次提及，1月16日又在《求是》雜志發(fā)表《努力造就一支忠誠干凈擔當?shù)母咚刭|干部隊伍》的署名文章，專門論述“忠誠、干凈、擔當”的三標準。兩個版本的主體內容是一致的，而第二個版本的文字表述更加精煉，重點更加突出，每個標準都充滿著現(xiàn)實的針對性，擊中了當前黨政干部的痛點。提出科學的新時代好干部標準體系不易，實現(xiàn)它們則更加困難，正所謂知易行難。

強調黨政干部的干凈標準，具有極強的現(xiàn)實性和重要性

所謂干凈，就是廉潔、清廉、清正廉潔的意思。但相比于這幾個詞匯，干凈則更加通俗、樸素，每個老百姓都知道其含義與要求。任何黨政干部一旦發(fā)生腐敗問題，就變得不再干凈了。而要做到干凈，就必須時刻保持個人的廉潔。

干凈標準主要屬于德的范疇。中國自古以來就按照德才兩個基本標準來衡量人才。中國共產(chǎn)黨自革命時期開始就堅持德才兼?zhèn)涞母刹繕藴屎腿稳宋ㄙt的干部路線。習近平總書記細致分析了“德才標準”，并指出“德包括政治品德、職業(yè)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等”，“才”是指“過硬本領”。黨政干部能否保持個人廉潔，既有個人品德修養(yǎng)方面的原因，也有相關的知識、技能、方法、策略等方面的因素，但德的原因是主要的。

當前，強調黨政干部的干凈標準具有極強的現(xiàn)實性和重要性。首先，黨政干部在干凈方面最容易出問題。一些黨政干部，包括個別高級領導干部都在腐敗面前吃了敗仗。堅持問題導向，就必須重視干凈標準。其次，干部個人的干凈問題會對其它德才因素產(chǎn)生極大的腐蝕性和破壞性。一個腐化墮落的干部，絕不可能政治忠誠、敢于擔當，一定會變成一個政治上、道德上的“兩面人”。一個腐化墮落的干部，一定會極盡投機鉆營之能事，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在干事本領方面通常會是一個庸才，即使有一點才能，也會用在謀取私利方面，造成更大危害。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蘇榮、谷俊山等都是“貪庸”的典型。所謂“貪官能吏”是十分錯誤的觀點。“廉能”應當成為黨政干部中的多數(shù)，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的成功正是源于有一大批“廉能”干部。第三，黨政干部腐敗會給黨、國家和社會造成巨大的危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吏治腐敗更是我國歷代王朝走向衰亡覆滅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是政治層面的危害。黨政干部腐敗會嚴重損害黨和政府的公信力，直接威脅黨的執(zhí)政地位。綜上所述，必須高度重視黨政干部的干凈標準問題，這個標準一旦出問題，就會嚴重抵消其它一切努力，甚至導致黨的事業(yè)失敗。

干部不干凈有著復雜的內外部原因，周圍人、不利環(huán)境等影響不容忽視

干凈與否，主要是黨政干部個人的行為表現(xiàn)?？墒牵瑢е赂刹坎桓蓛舨⒎侵挥袀€人的原因，而是有著復雜的內外部原因。所謂內因，主要是指干部本人的思想以及行為方面的原因，外因就比較復雜了。

依照唯物辯證法的一般觀點，內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規(guī)范的說法是：內因是事物變化發(fā)展的根據(jù)，外因是事物變化發(fā)展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但干部不干凈或腐敗問題確實比較復雜，尤其是在腐敗比較普遍的情形下，雖然內因肯定存在，但外因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導致干部腐敗的外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周圍人的影響。干部周圍的人可以劃分為三類，即“身邊人”、工作對象、身邊同事。領導干部的“身邊人”通常是指配偶、子女及子女的配偶；秘書、司機；親戚、朋友；等等。例如，“貪內助”往往成為干部腐敗或加重其腐敗的一個原因。工作對象包括企業(yè)人員或群眾。由于經(jīng)濟領域和社會上也存在腐敗現(xiàn)象，如果領導干部在工作中遇到“公關”甚至“圍獵”，也導致其腐敗。作為黨政干部，其身邊同事也都是黨政干部。身邊同事可劃分為三類：上級領導、同僚和下級。如果一名黨政干部很廉潔，但身邊同事中有一些人甚至不少人腐敗，就容易被孤立。更嚴重的是，如果是集體決策或行動中的一員，其他同事都收錢“放水”，希望其中一人拒絕收錢堅持原則，是很難的。媒體就曾報道過一些“不得不受賄”的干部案例，并非一點道理都沒有。在身邊同事中，更令干部感到棘手的是上級領導的腐敗。在我國的權力體系中，上級往往掌握著對下級的絕對支配權，甚至包括正式授權以外的影響力，“威力”更大的則是“一把手”。這就是為什么，在很多地方或部門政治生態(tài)嚴重污染的案例中，往往“一把手”個人就是最主要的污染源。不是說干部個人就沒有任何抵抗力，但在上級特別是“一把手”腐敗的情況下，下級干部甚至包括其他班子成員，往往勢單力薄、難以抗拒。當然，下級中也有機會主義分子，盼望能投腐敗上級所好，通過走捷徑達到個人目的。

對于多數(shù)周圍人，身邊人、工作對象以及同事中的同僚或下級，黨政干部通常處于優(yōu)勢、主導或者至少是平等的地位，完全可以做到不受他們的影響。因此，對于“貪內助”這類說法，可以認為這是一個干部在為自己的腐敗過錯找借口。但是，上級領導是一個例外。上下級之間的位勢是不對稱的，在我國特殊的體制下，下級的劣勢地位是非常明顯的。在上級腐敗的情況下，下級通常無能為力，甚至也無處逃避，幾乎只能選擇同流合污。

二是不利環(huán)境的影響。不利環(huán)境中有兩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政治生態(tài)污染和干部選任風氣不正。關于干部選任風氣不正，習近平總書記是用“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來表述的。此處的“用人”主要是“用什么人”或“不用什么人”的意思，也主要指干部選任。政治生態(tài)污染有很多表現(xiàn)，其中用人腐敗是污染政治生態(tài)的最普遍、最主要的污染源。所以，兩種不利環(huán)境也可以歸納為一種，即干部選任風氣不正。一旦形成干部選任不正風氣，意味著在干部選任上，不僅存在“潛規(guī)則”，而且形成了風氣，甚至在大多數(shù)干部的頭腦中都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或“理念”。所謂干部選任“潛規(guī)則”，說白了就是任人唯親、任人唯近（只用身邊人）、任人唯錢。關于干部選任風氣不正，總書記列舉了很多現(xiàn)象和思維定式。例如，“有的依然相信‘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一套”“有的人還在搞個人說了算，征求意見、集體討論有名無實，組織程序只是走走過場”，等等。

干部選任不正之風一旦形成，必然造成逆向選擇。人們所說的“逆淘汰”只是其中的一種情形，同時必然伴隨著另一種情形即“逆提拔”。一旦出現(xiàn)這種情況，顯然要比領導干部一個人腐敗更“強大”，單個黨政干部會更加勢單力薄、孤立無援、無能為力。若想“進步”恐怕只有兩個選擇，要么按潛規(guī)則辦，如果不符合“親”和“近”這些“先天”條件，那就只有“錢”一個選項了；要么就是“三十六計走為上”。

實現(xiàn)干部干凈標準需要標本兼治

基于上述干部腐敗的原因分析，特別是外因分析，下面依照標本兼治的思路提出治理對策建議。

首先，要重視治標，堅持懲治腐敗不放松。對于任何已經(jīng)發(fā)生了腐敗問題的黨政干部，尤其是十八大后仍“不收斂不收手”的，都必須嚴厲懲治。否則，對于干凈的干部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對于全面從嚴治黨戰(zhàn)略、高壓反腐決心的公信力就是最大的破壞。特別是，在出現(xiàn)上級領導腐敗、形成不利環(huán)境的情況下，加之干部選任制度上的不足被利用，除了首先通過懲處，清除這些“禍首”，通過“外科手術”修復政治生態(tài)、營造有利的環(huán)境、重建遭到破壞的制度之外，幾乎想不出別的什么有效辦法。這說明，治標是重要的，對于實現(xiàn)干部干凈標準具有基礎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許在較長時間以后，可以有所松勁，但短期內絕不可以有任何放松。我國香港就是一個例子。約20世紀80年代中期，香港的反腐敗就取得了成功，實現(xiàn)了“不敢腐”和“不能腐”。可是30年來，香港始終堅持以打擊作為最重要手段，持續(xù)投入最大的資源。根據(jù)2017年廉署年報中提供的數(shù)據(jù)，廉署總人員編制為1472人，其中執(zhí)行處人員編制數(shù)為1060人，高達72.0%。

其次，要重視治本，堅持問題導向，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改革完善干部選任制度。在干部選任上，制度和人兩種因素必定都在發(fā)揮作用，制度和人也都有發(fā)揮其作用的價值。但長期以來，在干部選任上，人的作用是占主導的，制度則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要改變“伯樂相馬”的狀況，實現(xiàn)向“規(guī)則賽馬”模式轉變；采用廣泛深入的談話調研方式（可簡稱為“海談”），替代過去的“海推”“海選”，實施“凡提四必”，以減少“帶病提拔”的問題。

下一步完善干部選任制度的著力點應放在提名考察環(huán)節(jié)上。應進行兩項針對性改革。一是逐步開放提名權直至徹底開放提名權。公開干部職位空缺信息以及候選人資格條件；盡可能減少對提名人資格的限制，任何與該職位任命利益相關的人都應當擁有提名權，甚至本人也可自薦。二是規(guī)定經(jīng)所有途徑提名的候選人都具有相同的權重或機會。后面的考察環(huán)節(jié)都應當基于事實來評判，其是否符合資格條件以及是否存在政治品德、不干凈等問題，從而決定其去留。

在決定任命環(huán)節(jié)，應當不斷減少主要基于上級領導個人主觀意見的決定方法，包括領導班子成員票決方法，而應當多采用客觀方法，也就是更多地基于規(guī)則來評判和決定誰最終勝出，比如科學的知識、能力、心理測試方法，專家面試方法，無領導小組討論方法，施政計劃競賽方法等。

倘若真能進行這些實質性改革，讓制度在干部選任的全過程中發(fā)揮主導作用，那實現(xiàn)干部干凈標準就有了堅實的制度保障，“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的目標就容易實現(xiàn)，“帶病提拔”的問題有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治理，各項好干部標準也容易落到實處。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北航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誠干凈擔當?shù)母咚刭|干部隊伍》，《求是》，2019年第5期。

②任建明：《領導干部選拔制度模式比較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增1期。

責編/張忠華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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