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職守、勇于擔當，既是從政者的道義所在，也是為官者應有的職業(yè)操守

“為官避事平生恥”集中體現(xiàn)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忠義、擔當?shù)拿赖?。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職守、勇于擔當，既是從政者的道義所在，也是為官者應有的職業(yè)操守?！盾髯?middot;臣道》云：“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茍容以持祿養(yǎng)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在中國古代社會，既不體恤國君的榮辱，也不顧及國家的安危，一味迎合、結交權貴以茍且容身，保持官位和俸祿的人，被稱為“國賊”。如果為官者尸位素餐，避事、躲事、無所作為，定會為社會大眾所不齒。

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北村有位叫鄭蘇仙的人，做夢來到地府，看到閻王正在審查新到的人。這時，一位身著官服者頗有氣勢地走進大殿，自稱為官所到之處只喝百姓一杯水，一生無愧于天地鬼神。閻王笑道：“設立官制是為了治理國家、造福百姓。要說不收百姓錢財?shù)木褪呛霉伲敲戳€木偶在公堂上，它連水都不喝一口，不是比你還廉潔嗎？”此人辯解道：“我雖沒什么功勞，但也無過！”閻王說：“你一生處處所求不外乎保全自己，審辦案件時，你為避嫌不敢說話，豈非有負于民？辦理百姓之事，你怕麻煩沒有上報朝廷，豈非有負于國？對于官員的政績應當怎么看？無功便是過。”該官聽罷，似有所悟，鋒芒頓減。這個故事所揭示的，正是為官者“無功便是過”的道理。由此可見，有所作為、有所擔當，才是為官從政者的基本政治素養(yǎng)。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庸碌無為者往往為世人所不齒；而勇于擔當、堅持忠義的賢士，則為世人所稱頌

《孔子家語》載，“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圣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只求自保的庸碌之官所造成的危害不亞于貪腐。為官者之所以避事、躲事，不負責任、不愿擔當，從根本上說，是他們忽視了對中華傳統(tǒng)忠義美德的繼承與弘揚，轉而奉行唯利是圖、享樂主義、個人利益至上的處事原則，這也折射出一些為官者人生觀、價值觀、義利觀的缺失。上行則下效，一旦極端個人主義、精致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等價值觀開始流行，必然會導其在全社會的蔓延，誠如孟子所說，最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如今社會中存在的食品安全、國有資產流失、偷稅漏稅、貪污腐化等問題，無不與為官者的不作為、不負責、不擔當及其背后唯利是圖的價值觀密切相關。正因如此，早在人人汲汲爭利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孔子、孟子等先哲就嚴于義利之辨，始終為人倫正義而奔走呼號，引導為政者樹立正確的義利觀?？鬃釉疲?ldquo;見義不為，無勇也。”對于為官者而言，遇到應當承擔的事而不去承擔，便是無勇的表現(xiàn)。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那些庸碌無為者往往為世人所不齒；而那些勇于擔當、堅持忠義的賢士，則為世人所稱頌。

《孔子家語》中記載著“史魚尸諫”的典故：衛(wèi)國的蘧伯玉德才兼?zhèn)?，靈公卻不任用他；彌子瑕無德無才，反而受到重用。這時史魚極力勸諫，但衛(wèi)靈公卻不采納。史魚去世時囑咐兒子：“我在朝廷為官，未能使蘧伯玉入朝為官，也未能罷免彌子瑕，作為大臣，我沒有盡到匡正國君的職責。我活著的時候不能匡正國君，死后就不能以正常禮儀安葬。我死之后，你將我的尸體放置在窗戶下，對我而言就已經(jīng)足夠了。”他的兒子依言照辦。衛(wèi)靈公來吊唁時問其緣故，其子將史魚的話告訴了衛(wèi)靈公。靈公聽后愕然失色地說：“這是寡人的過錯！”于是他下令按照賓客的禮儀安葬史魚，并且聽取了他生前的建議，提拔任用了賢人蘧伯玉，罷免了佞人彌子瑕，并且疏遠了他?？鬃勇牶笤u論道：“古代極力進諫的人，到死也就結束了，沒有像史魚這樣死了之后還要借著尸體來進諫的。他的行為感化了國君，怎能不稱其為正直呢？”

如史魚這樣的為官者，即使在生命的盡頭仍然不忘盡忠職守，這種忠義、擔當?shù)木瘢悄切﹥?yōu)秀的為官者特別受人民愛戴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孟子所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有人批判儒家的義利觀，認為人人都會講利益，不講利益只講仁義，恐怕只有少數(shù)圣賢人才能做到，因此義利觀并不適用于廣大民眾。實際上，所謂圣賢，無非是依據(jù)自然而然的天道而行，也是以自然天道來教導人，因為“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為官者雖然不以個人私利為出發(fā)點，講求仁義、負責擔當，但結果往往能夠實現(xiàn)個人長遠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雙贏。相反，如果為官者為了追求個人私利而不擇手段、庸碌無為，那么結果不僅會損害國家與人民的利益，也不能實現(xiàn)個人的長遠利益。

在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歷史時期，我們需要一批襟懷天下、心系蒼生的領導干部切實擔當起歷史責任

中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充分繼承并發(fā)揚了中國傳統(tǒng)的忠義、擔當美德。例如，毛澤東十六歲出韶關時寫了一首詩：“男兒立志出鄉(xiāng)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何處不青山。”周恩來年僅十三歲時便說出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錚錚誓言。鄧小平在為《鄧小平文集》作序時寫道：“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1943年1月，毛澤東為習仲勛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這些樸素的話語體現(xiàn)出的，是偉人們報效祖國的志愿與擔當，以及他們對黨和人民的無限熱愛。

無論古今，成就事業(yè)者有一項最基本的內在修煉，就是不計個人得失、關懷百姓福祉的無私擔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回憶梁家河插隊的歲月時說：“15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惘、彷徨；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jīng)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陜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里培養(yǎng)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里，永遠是黃土地的兒子。”“當時我離開梁家河，人雖然走了，但是心還留在這里。那時候我就想，今后如果有條件、有機會，我要從政，做一些為老百姓辦好事的工作。”大凡從政為官，就意味著甘愿選擇一種心無旁騖地專心于治國理政、為民謀利的職業(yè)，就意味著“義以為上”的犧牲與奉獻。孟子提出：“天下有達尊者三：爵一，齒一，德一。”即尊敬有爵位的人，尊敬上年紀的人，尊敬有德之人。中國古人之所以特別尊敬有爵位之人，是因為當時選拔官員秉持的是“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的原則。正是因為古人在選官用人時能夠堅持“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的激勵制度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考核制度，才能有效保證吸納德才兼?zhèn)涞木⒅繌恼楣佟?/p>

在中國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歷史時期，我們需要一批襟懷天下、心系蒼生的領導干部切實擔當起歷史責任，繼承和發(fā)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擔當精神，虛心汲取古人選賢任能的歷史智慧，營造健康向上的政治生態(tài)，構筑風清氣正的社會環(huán)境，在新時代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征程中建功立業(yè)，為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強國之林再創(chuàng)輝煌！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