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的常見手段包括：在經濟領域，主動對華挑起貿易爭端，實施科技出口“禁運”；在政治領域，建立盟友體系，對華施行軍事上的包圍、制衡；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挑起信息與輿論戰(zhàn)，炮制“中國威脅論”。面對西方對華遏制的系列動作，我們不僅要從歷史中借鑒應對經驗，更要借鑒中國與西方關系正?；?、友好化的經驗，從而化干戈為玉帛，實現全面突破。

【關鍵詞】西方國家  遏制  中國    【中圖分類號】D822.3    【文獻標識碼】A

在經濟領域，主動對華挑起貿易爭端，實施科技出口“禁運”

經濟實力既能夠轉化為巨大的軍事優(yōu)勢，也能夠使一個國家不斷擴展政治資源，獲得相應國際地位。然而，在中國融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中，西方國家對華實施的出口管制和科技禁令也不在少數。

新中國成立初期，整個國家一窮二白、積貧積弱，建立獨立和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成為首要任務。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陣營企圖將新中國“扼殺”，對華開啟了嚴峻的經濟封鎖。1949年11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fā)起“巴黎統(tǒng)籌委員會”（以下簡稱“巴統(tǒng)”），專門檢查和管制西方國家對蘇聯及東歐集團的貿易，規(guī)定禁止“戰(zhàn)略物資”輸入這些國家。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政府正式宣布將“巴統(tǒng)”的貿易管制范圍擴大到中國和北朝鮮，以配合其在朝鮮戰(zhàn)場上的軍事進攻，以期引發(fā)中國的政局動蕩和社會混亂。11月，美國商務部又將“石油及石油產品”列入戰(zhàn)略物資正表。至此，美國宣布管制的“戰(zhàn)略物資”已由600多種增加到2100多種。

歷史照進現實，當前，美國政府對華主動挑起貿易摩擦，不僅在貿易問題上步步緊逼，還利用自身科技霸權對華開啟惡性“封鎖”，不但本國限制高技術領域對華出口，還鼓動盟友渲染政治威脅，拋棄對華合作。

首先，以粗暴手段干預市場行為，對華實施科技禁售。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宣布在未來七年里將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銷售零部件或提供軟件支持；10月，美國商務部宣布將對中國存儲芯片制造商福建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實施禁售。其次，歧視中國投資者，升級審核制度以阻礙兩國科技合作。2018年，美國完成了《國防授權法案》（NDAA）、《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的立法建設，法案還規(guī)定美國商務部部長每兩年向國會提交有關“中國企業(yè)實體對美直接投資”報告。最后，渲染“中國科技威脅論”，西方國家聯合對華進行科技遏制。2019年5月，來自歐盟、北約的32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布拉格5G安全大會，而作為5G重要建設者的中國以及中國相關的華為、中興等廠商并未受邀參加這次會議。布拉格大會的綱要很顯然超出了正常的技術和商業(yè)范疇，上升到了狹隘的政治偏見和歧視層面，其對華針對意味明顯?？梢?，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還是當今，西方國家對華遏制的慣用手段多從經濟與科技領域直接入手，用政治手段粗暴干預正常的市場行為，實現維護自身科技霸權的目的。

在政治領域，在亞洲建立盟友體系,對華施行軍事上的包圍、制衡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國家就從未放棄以軍事部署、聯盟建設在西太平洋地區(qū)對華形成包圍態(tài)勢，遏制中國在東亞日益上升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在東亞地區(qū)維持強大的軍事存在，不僅部署諸多軍事基地，也在西太平洋地區(qū)長期開展常規(guī)性質的軍事演習等。美國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海外軍事基地，規(guī)模達700—800個，遍布全球。在亞太地區(qū)和印度洋地區(qū)，美國海外基地的數量僅次于歐洲，約占美國海外基地總數的42.7%，共有7個基地群。在東亞、西太平洋地區(qū)，則有日本、韓國、菲律賓、新加坡等軍事基地。從地緣布局來看，形成了“環(huán)中國”的包圍圈。不僅如此，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及其盟國在西太平洋地區(qū)的聯合軍事演習此起彼伏，其規(guī)模、科目、技術含量都呈上升趨勢。

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在亞洲地區(qū)開展聯合演習，一方面意在繼續(xù)強化軍事存在、鞏固安全同盟體系，另一方面也是在向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軍事威懾。借軍事力量部署和軍演活動提升合作層次，在地緣政治上遏制中國力量上升的意圖昭然若揭。

雖然，特朗普總統(tǒng)上臺以來，美國的盟友體系有所“松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政府會放棄動用其傳統(tǒng)的盟友關系對華形成新的遏制體系，拉攏西方大國干預中國周邊安全。在中美貿易談判仍處僵局的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軍事領域再次對華進行威懾。2018年5月23日，美國海軍艦艇與日本、澳大利亞和韓國的軍艦在西太平洋進行了首次聯合演習。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指揮官索耶在一份聲明中說，這次演習匯集四個志同道合的沿海國家，這四個國家基于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為整個印度太平洋地區(qū)提供安全保障。2019年1月11日，美英兩國首次在南海舉行聯合軍演，以“應對共同的安全優(yōu)先問題”，參與演習的分別是美軍驅逐艦“麥克坎貝爾”號與英國護衛(wèi)艦“阿蓋爾”號。2月，英國國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在回應保守黨議員比爾·格蘭特關于英國皇家海軍是否“將繼續(xù)在南海自由航行”的質詢時給出了肯定回答。他還搬出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盟友，稱英國像它們一樣相信“法治及基于規(guī)則的國際體系”?？梢?，西方國家包括澳大利亞、英國、法國等美國的傳統(tǒng)盟友都有在南海地區(qū)挑起事端、進行軍事干預的意圖，其背后動機仍是遏制中國。

不僅如此，西方國家也正通過“亞太再平衡”“印太戰(zhàn)略”等倡議鼓動內部成員參與對華遏制。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其核心就是通過增強在亞太地區(qū)的軍事及外交存在遏制中國的崛起。而“印太戰(zhàn)略”則是美國戰(zhàn)略界企圖實現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qū)的聯結，從地緣政治上牽制中國崛起的一個構想。從歷史案例和當前的局勢來看，西方國家對華遏制的手段是聯動的，強調建設盟友體系對華形成“孤立”，拉攏域內國家作為平衡和牽制中國的支點是其慣用手段。

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挑起信息與輿論戰(zhàn)，炮制“中國威脅論”

西方國家在對華開啟意識形態(tài)攻勢方面經驗豐富、劣跡斑斑，其根本目的是擾亂中國國內政治秩序、削弱執(zhí)政黨執(zhí)政地位，以此遏制中國的發(fā)展態(tài)勢。1947年，美國戰(zhàn)略家喬治·凱南提出“最大限度地提高宣傳和政治戰(zhàn)的技巧”的政策建議后，又在美國陸軍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了“必要的謊言是美國戰(zhàn)后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理念，最終經過國家決策程序的認可，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冷戰(zhàn)期間，西方國家因為意識形態(tài)差異對社會主義國家開啟了一波長久的、強烈的輿論攻勢，并意圖通過信息戰(zhàn)、心理戰(zhàn)等方式滲透觀念，實現“顏色革命”的目的。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曾出臺一個相當機密的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十條誡令”。時至今日，這種意識形態(tài)底色的信息戰(zhàn)、輿論戰(zhàn)仍未被西方國家放棄。譬如，2016年1月，國家安全機關破獲一起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成功打掉一個以“中國維權緊急援助組”為名、長期接受境外資金支持、在境內培訓和資助多名“代理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的非法組織。他們搜集中國的負面信息，抹黑中國國家形象。以幫助中國發(fā)展為名，在中國民間不斷培植勢力，挑起訪民群體、敏感案事件當事人等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

不僅如此，與冷戰(zhàn)期間在全球制造“紅色恐慌”類似，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當前正重啟對華意識形態(tài)競爭，炮制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2017年底，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fā)布的《銳實力：日盛的威權主義影響》著重分析了中俄兩國在民主世界通過銳實力的方式推廣意識形態(tài)，指出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特點是把國家權力置于個人權利之上，仇視自由表達、公開辯論和獨立思想。以這一報告的發(fā)布為標志，美國正式對華布局全面性意識形態(tài)斗爭。美國威爾遜中心的研究也指出：持續(xù)性意識形態(tài)運動要素現在已經到位，并且已經影響雙邊關系。蘭德公司中國問題專家蒂莫西·希思也認為，美中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確實正在上升，斗爭的一方是美國或西方代表的價值觀、自由民主等，另一方是中國。美國政府已經對華重新開啟意識形態(tài)斗爭，這種對華意識形態(tài)競爭不僅在全球抹黑中國的國家形象，也給中國外交制造了更多的不穩(wěn)定因素，遏制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

對華遏制的根本原因及歷史啟示

實際上，西方國家在對華遏制上已經積累了較多的策略與手段，無論是經濟上的“封鎖”，還是軍事上的“威懾”，或重啟對華意識形態(tài)競爭，在過去的數十年里都有例可循。雖然，過去四十年，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并與西方國家逐步建立起公平、友好、互信的關系。但是，近幾年國際形勢的變化顯示出這種信任關系的脆弱性。這一方面顯示出西方國家在看待中國問題上的舊有思維，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西方國家在對華交往上的虛偽性。為何西方國家重啟對華遏制？為何西方國家要選擇延續(xù)這些對華遏制的手段？

首先，對華遏制的根本原因是為了維護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穩(wěn)定，提防中國崛起帶來的利益分割。無論是冷戰(zhàn)期間在對蘇冷戰(zhàn)框架下對華施行的遏制，還是當前此起彼伏的對華遏制論調，其背后都反映出西方國家對自身在國際體系中主要地位的維護，對二戰(zhàn)后以自由主義為底色的國際秩序的維護。中國的崛起不僅將帶來國際力量的重組，也將給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帶來新的變化因素，影響西方國家自二戰(zhàn)以來占據的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權、國際制度的制定權、國際秩序的選擇權。因為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歸根結底都被西方國家視為利益的“分割者”而不是“共享者”，這是西方國家對華遏制的根本原因。

其次，對華占據經濟、科技優(yōu)勢高地是西方國家慣于動用“禁令”手段對華遏制的原因。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還是當下，西方國家都占領著世界經濟與科技高地，以美國為例，其不僅在全球產業(yè)鏈中處于上游位置，“美元”體系的優(yōu)勢也使其經濟霸主地位難以動搖。相比之下，中國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在經濟與科技發(fā)展中不可避免地會對西方國家產生依附性，在融入其構建的經貿體系的同時也積極尋求技術轉移?？墒?，面對中國在經濟與科技實力上的追趕，西方國家感到焦慮后便開展“實力外交”，站在高地從上至下對華進行封鎖和限制，這將產生較大的殺傷效果。可以說，西方國家對華遏制的慣用手段，是與雙方的權力結構相關的。

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雖然“遏制”在西方國家對華戰(zhàn)略中占據了重要地位，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與西方世界是天然的“對手”。在中國融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中，西方國家也曾作為中國的伙伴、朋友出現，并給予中國鼓勵和幫助。20世紀50年代，冷戰(zhàn)陰影籠罩國際社會，但我國在歐洲外交上卻節(jié)節(jié)突破，如1950年與瑞典、丹麥、瑞士、芬蘭建立外交關系，1954年與英國、挪威和荷蘭建立外交和半外交關系，為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拓展與西歐國家的貿易起到了重要作用。60年代，隨著中蘇貿易急劇萎縮，中國的貿易重心開始轉向日本和西歐國家，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占比快速攀升。因此，雖然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敵視和遏制仍在延續(xù)，使中國發(fā)展遭遇了頗多阻礙，但是我們不應將“西方國家”視為一個對華消極的整體，并直接將其放在中國的對立面上，而要看到具體國家對華心態(tài)的矛盾性變化，看到中國與西方國家關系未來可能的光明。實際上，中國與西方國家合作的潛力巨大，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再崛起”都需要彼此，一味強調國際關系的零和性是不符合發(fā)展趨勢的，以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劃分陣營更是不合理的。因此，面對新時期西方對華遏制的系列動作，我們不僅要保持戰(zhàn)略定力，在歷史中借鑒應對西方遏制的經驗，更要借鑒中國與西方關系正常化、友好化的經驗。

（作者為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21世紀絲綢之路研究院副院長，海國圖智研究院院長）

【參考文獻】

①周紅：《陳云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反封鎖、反禁運”斗爭》，《當代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5期。

②宋予南：《美國在亞太地區(qū)聯合軍事演習成為地區(qū)安全的不穩(wěn)定因素》，《中國國防報》，2000年8月25日。

③周亦奇：《當伙伴“遇見”盟友——中國伙伴關系與美國同盟體系的互動模式研究》，《國際展望》，2016年第5期。

④朱鋒：《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及中美海上安全挑戰(zhàn)》，《當代美國評論》，2018年第3期。

⑤歐陽向英：《冷戰(zhàn)期間美國是如何遏制蘇聯的》，《人民論壇》，2018年第11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