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歲，14—16歲，16—18歲。這是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不同程度“豁免”的不同年齡階段。14周歲以下，在法律上被視為完全無責任年齡階段，在此階段的任何犯罪均不承擔刑事責任。

不久前，大連發(fā)生一起13歲未成年人殺害10歲女童的悲劇。對這名少年進行3年收容管教，在現(xiàn)行法律框架下已是最嚴厲處罰。

《未成年人保護法》正在修訂。人們在問，在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和懲戒之間，如何平衡？這一剛性年齡制度，能否松動？

要寬容，但不要縱容

“少年司法中沒有純粹的懲罰，只有保護性懲罰。”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藝軍說，在少年司法中，保護是個大趨勢。保護和懲戒之間肯定存在沖突，要理性對待。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副教授高艷東直言，大連這件案件便是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豁免”的最顯著表現(xiàn)。但顯然，此案發(fā)生后，社會各界對此“豁免”意見不一。

“對于惡性案件的豁免，我認為需要從未成年人的主觀惡性、犯罪行為、家庭背景以及是否受他人教唆影響等幾個方面來進行具體分析。”高艷東說，對未成年人的豁免是出于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但是當過度的豁免導致其人身危險性無法降低時，這種豁免可能是有問題的。

高艷東指出，“防止縱容制度”的缺失也是當前《未成年人保護法》亟須解決的問題。一方面，要將未成年犯罪者與一般的成年犯罪者區(qū)分開來；另一方面，要加強對未成年犯罪者的“強制教育”。“這種教育必須是強制、有效和長期的。如果教育流于表面，難以糾正未成年犯罪者的錯誤思維、行為模式，就會為社會埋下安全隱患。”

不能“一罰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民進廣東省委教育工作委員會委員石軍建議，可以構建家庭與學校教育（教育預防）—工讀學校（一般不良行為）—觀護基地（嚴重不良行為/涉刑未起訴）—未成年犯管教所（犯罪行為）的全社會教育矯治體系。“事后的懲處，遠不如事前的預防。主要得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入手。”石軍強調。

可考慮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

目前，社會討論的焦點之一，是要不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皮藝軍認為，還需慎重。降不降刑事責任年齡，取決于3個標準：生理標準、心理標準和社會標準。“一般而言，青春期的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在生理差距上最小，心理次之，社會經(jīng)驗上差距最大。”

除此之外，還要考慮的是，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否可以降低青少年犯罪率。“大連案中，犯罪嫌疑人確實早熟，但是不是所有13周歲的孩子都像他一樣，需要數(shù)據(jù)證實。”皮藝軍說。

如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對極端個案有沒有其他處理方法？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秦濤表示，我國責任年齡制度采取的是剛性推定，也就是說，即使證明了某個兒童具有法規(guī)意識，也不能認為其有責任能力，自然也就不能讓其承擔刑事責任。“英美等國家的‘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對責任年齡的推定比較靈活，值得我們借鑒。”

英美法系一些國家規(guī)定，10歲以上不滿14歲的少年為“推定缺乏刑事責任能力”，但如果他們知道惡性后果而實施危害行為，則追究其刑事責任。例如殺人后的藏尸行為，賄賂證人行為，嫁禍于人行為等，都具有惡意補足年齡的效力。

“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打破了刑事責任年齡的僵化規(guī)定，它要求從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判斷行為人實際上的行為責任能力。

秦濤說，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可以考慮借鑒該規(guī)則中的合理因素，但必須謹慎嚴格地本土化。

比如，對罪名和年齡進行限制。秦濤說，在罪名上，在14至16周歲要負責任的8種重罪中，可只選擇侵犯生命法益的犯罪，即故意殺人罪，可包括搶劫罪、強奸罪、放火罪等罪中的故意殺人。在年齡上， 可考慮未滿12周歲不適用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至于具體選擇幾歲為起算點，需要心理學測試和大數(shù)據(jù)統(tǒng)計。

秦濤還強調，這一規(guī)則是例外措施，賦予了司法人員自由裁量權。為了防止徇私舞弊，該事項應設計嚴格的特別程序加以保障。

高艷東也認為，我國可以討論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guī)則。當這一規(guī)則適用有了足夠的樣本，便可以進一步有效地討論，刑事責任年齡要不要降，降到幾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