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學習領會習近平法治思想，吃透基本精神、把握核心要義，首要的是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中科學理解其理論淵源。從淵源關系、理論地位、內在關聯性、實際作用和理論影響力等方面考慮，理解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淵源，應重點把握好以下四方面資源：一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創(chuàng)立的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二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推動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形成的創(chuàng)新成果；三是在數千年文明演進中形成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四是人類法治文明中的有益成果。

1.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人民民主理論等，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和發(fā)展的重要理論依據。盡管受時代條件所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提出系統(tǒng)完整的法治理論，但他們對近代理性主義的古典自然法學、德國古典法哲學和空想社會主義法學思潮這三大法學思想淵源在批判繼承、合理揚棄和必要吸收基礎上形成的法學思想，對資產階級國家及其法治進行深刻批判所闡釋的重要觀點，以及在一般論述中提出的關于國家與法律的基本理念、關于法律制度和國家法治的基本觀點、關于無產階級法治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等，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法治建設具有普遍指導意義。概括而言，這些法治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法由經濟基礎決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fā)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個發(fā)現在法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以往的法學理論認為國家與法決定經濟，而馬克思在這里把兩者關系從根本上顛倒過來了，動搖了黑格爾法哲學體系的根基。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更加明確地說：“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同時，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看來，經濟關系決定法，但法對經濟基礎也有反作用。

第二，法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揭露了資產階級法律的本質，指出：“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事實上，在這種關系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個人除了必須以國家的形式組織自己的力量外，還必須給予他們自己的由這些特定關系所決定的意志以國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現形式。而這種表現形式的內容總是決定于這個階級的關系。列寧明確地說：“法律就是取得勝利并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的意志的表現。”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已不是社會主要矛盾，法的階級性本質往往集中表現為法的政治性和人民性。

第三，法以社會為基礎。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馬克思以拿破侖法典為例，指出這部法典并沒有創(chuàng)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地，產生于十八世紀并在十九世紀繼續(xù)發(fā)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一法典一旦不再適應社會關系，就會變成一疊不值錢的廢紙。法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對一切有關全社會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從而保證人類共同體的存在和發(fā)展，它具有一般社會意義。法的政治職能只有在執(zhí)行法的社會職能的同時才能實現。

第四，實行人民民主。列寧提出，“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不僅是無產階級革命第一步的政治追求，而且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基礎性概念和革命理論的邏輯起點，是理解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一把鑰匙。馬克思主義認為，民主的發(fā)展過程本質上就是人的解放過程，是使個人擺脫外在的束縛關系，成為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人，最終實現人的政治解放、經濟解放、文化解放和社會解放。這種解放的過程，可以表現為政治民主、經濟民主、文化民主和社會民主。從根本上講，“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tài)的一種”。列寧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創(chuàng)立的蘇維埃制度是在民主發(fā)展過程中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一大進步，從制度上、法律上使人民的權利與國家的權力獲得統(tǒng)一，使國家真正成為人民的國家。

第五，用憲法和法律來鞏固和發(fā)展人民民主和國家政權。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列寧指出：“意志如果是國家的，就應該表現為政權機關制定的法律，否則，‘意志’只是毫無意義的定義而已。”同樣，法也必須以國家為后盾，“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么法律，無論什么選出的代表都等于零”。列寧告誡俄國革命者：“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時時刻刻都要記住，它所面臨的、必然會面臨的是一場群眾性的革命斗爭，這場斗爭將搗毀注定要滅亡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全部法制。”無產階級“要廢除舊法律，摧毀壓迫人民的機關，奪取政權，創(chuàng)立新法制”。在工人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共產黨成為執(zhí)政黨之后，為了鞏固和發(fā)展政權，必須制定新憲法，創(chuàng)立和實行新法治；要隨著形勢的發(fā)展需要不斷地對法律進行立、改、廢。

第六，實行共產黨領導。列寧在總結蘇維埃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時認為，這種民主制度“建立了勞動者先鋒隊、即大工業(yè)無產階級的最優(yōu)良的群眾組織，這種組織使勞動者先鋒隊能夠領導最廣大的被剝削群眾，吸收他們參加獨立的政治生活，根據他們親身的體驗對他們進行教育，因而是空前第一次使真正的全體人民都學習管理國家，并且開始管理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全部政治經濟工作都是由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但是，黨的領導不是包辦一切，“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

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不是就法律講法律、就法治談法治、就法學論法學，而是把揭露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階級本質、否定資本主義法治與創(chuàng)立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法治理論緊密結合起來，深刻揭示了法的本質特征，科學闡明了法的發(fā)展規(guī)律、法的價值和功能、法的基本關系等根本問題，是真正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的法治理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經典作家創(chuàng)立的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當時主要是無產階級革命和斗爭的強大武器，列寧雖然在十月革命后探索過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條件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問題，但由于當時特定歷史條件和其過早去世，這種探索沒有取得廣泛成功的整體經驗。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取得政權，建立新國家、鞏固新政權、建設新法治、治理新社會明確了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提供了具有原創(chuàng)性和革命性的理論指導。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是新中國法制建立和發(fā)展的重要法理基礎，是形成革命法制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重要理論基礎，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和發(fā)展的基礎性理論淵源。

2.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中國化成果

關注和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課題，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研究解決各種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過程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重大理論創(chuàng)新成果。在此進程中，盡管表現形式不盡相同，但探索和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始終是黨的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基本內涵不盡相同，但探索和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始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內容。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性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建設理論，指導根據地和解放區(qū)的紅色政權創(chuàng)立、法制建設；提出徹底廢除國民黨政權的“六法全書”和偽法統(tǒng)，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性提出制定共同綱領和社會主義憲法，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單一制國家、民主集中制，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重大理論。這些重要理論創(chuàng)新，深刻回答了在革命和建設進程中，我們黨如何團結帶領人民運用憲法、法律方式方法推翻舊政權、建立新國家、鞏固和發(fā)展新政權、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等重大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性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更帶有根本性、穩(wěn)定性和全局性，建設和法制兩手抓，開展全民法制教育等重大命題，深刻回答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為什么要加強法治建設，怎樣通過完善憲法和法治保障改革開放順利進行等重大問題。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性提出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等重大命題，回答了在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形勢下，為什么要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怎樣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重大問題，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發(fā)展。

進入新世紀，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性提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堅持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依法治國前提是有法可依，基礎是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關鍵是依法執(zhí)政、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公正司法，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zhí)政首先要依憲執(zhí)政等重大理論，回答了怎樣堅持依法治國正確方向、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等重大問題，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全面依法治國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基本理論、基本觀點以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基本方法。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理論，主要包括：發(fā)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加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論研究，為堅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論支撐；等等。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觀點，主要包括：統(tǒng)籌布局的戰(zhàn)略觀、人民中心的主體觀、黨法統(tǒng)一的政治觀、公平正義的價值觀、人權保障的權利觀、憲法至上的權威觀、全面推進的系統(tǒng)觀、良法善治的法治觀、法德結合的治理觀、于法有據的改革觀、依法治權的監(jiān)督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觀，等等。

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主要包括：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zhí)政；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zhí)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zhí)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和依規(guī)治黨有機統(tǒng)一；等等。

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法治思維、法治方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國情和實際出發(fā)的思想路線，堅持戰(zhàn)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chuàng)新思維、底線思維等科學思維方法。

3.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發(fā)掘中華法治文明的本土法治資源，明確指出“我們的先人們早就開始探索如何駕馭人類自身這個重大課題，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有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漢唐時期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典。我國古代法制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智慧和資源，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注重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tǒng)和成敗得失，推動中華優(yōu)秀法律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從我國古代看，凡屬盛世都是法制相對健全的時期。春秋戰(zhàn)國時期，法家主張“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國踐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強調“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國迅速躋身強國之列，最終促成了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唐太宗以奉法為治國之重，一部《貞觀律》成就了“貞觀之治”；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唐律疏議》，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這些寶貴經驗證明了在中華文化深厚的土壤中可以培育出毫不遜色于西方兩大法系的中華法系（法治）文明，對此我們要堅定自信，決不能妄自菲薄。

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刻總結我國古代法制成敗得失，挖掘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弘揚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使中華法治文明煥發(fā)出新的生命力。

例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治國理政規(guī)律的深刻把握。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guī)范社會行為、調節(jié)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重要地位和功能。法律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fā)力。中華法治文明延續(xù)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

再如，習近平總書記說，走什么樣的法治道路、建設什么樣的法治體系，是由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決定的。“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從我國實際出發(fā)，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適應，既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也不能因循守舊、墨守成規(guī)。

另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論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保證法律嚴格實施，否則制定再多法律也無濟于事的問題時舉例說：“我國古代有徙木立信的典故，說的是戰(zhàn)國時期商鞅在秦國變法，為了取信于民，派人在城中豎立一木，說誰能將此木搬到城門，賞賜十金。搬一根木頭就可以拿到十金，民眾無人相信，后來把賞賜加到五十金，有人試著把木頭搬到城門，果然獲賞五十金。這就是說要言而有信。”現在，我們社會生活中發(fā)生的許多問題，有的是因為立法不夠、規(guī)范無據，但更多是因為有法不依、失于規(guī)制乃至以權謀私、徇私枉法、破壞法治。實現良法善治，必須善于汲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基因，在推進中華法系文明批判性繼承、現代性復興的進程中建設法治中國。

4.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

習近平法治思想以寬廣的世界視野、博大的人類胸懷，深入觀察人類文明交流互鑒，高度重視法治中國建設對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借鑒吸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fā)，不等于關起門來搞法治。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yōu)秀的法治文明成果。

在涉及世界法治文明發(fā)展的歷史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世界歷史看，國家強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3000多年前，古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即位后，統(tǒng)一全國法令，制定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漢謨拉比法典》，并將法典條文刻于石柱，由此推動古巴比倫王國進入上古兩河流域的全盛時代。德國著名法學家耶林說，羅馬帝國3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滅亡而消亡，宗教隨民眾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fā)展而縮小了影響，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

在闡述如何正確把握黨和法的關系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黨和法的關系問題是政治和法治關系的集中反映。法治當中有政治，沒有脫離政治的法治。西方法學家也認為公法只是一種復雜的政治話語形態(tài)，公法領域內的爭論只是政治爭論的延伸。每一種法治形態(tài)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論，每一種法治模式當中都有一種政治邏輯，每一條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種政治立場。

在談到司法不公的危害性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引用英國哲學家培根的話說：“‘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

對于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要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在分析中參考、在比較中借鑒、在批判中吸收，絕不能照搬照抄。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指出，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應該秉持兼容并蓄的態(tài)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但決不能囫圇吞棗、決不能邯鄲學步。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鞋子是否合適，只有腳知道。學習借鑒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必須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進行批判分析的基礎上，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認真鑒別、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盤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fā)，走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

（作者：李林，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