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望百年，歷史進程與思想進程交相激蕩，時代大潮同領袖人物相互造就。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全面總結了黨的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解析了中國共產黨這個百年大黨“過去為什么能夠成功、未來怎樣才能繼續(xù)成功”的密碼。“黨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理論指導”的“兩個確立”，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屬性，是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是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現實需要。

關鍵詞:十九屆六中全會 領導核心 指導思想 “兩個確立”

【中圖分類號】D25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以“百年總結”的形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這是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繼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后，通過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如果說前兩個歷史決議“統(tǒng)一了全黨思想，維護了全黨團結，為黨繼續(xù)前進提供了重要保證”，那么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則突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重要時間點，用較大篇幅總結了十八大以來黨的原創(chuàng)性思想、變革性實踐、突破性進展和標志性成果，解析了中國共產黨這個百年大黨“過去為什么能夠成功、未來怎樣才能繼續(xù)成功”的密碼，以更加昂揚的姿態(tài)邁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赝倌?，歷史進程與思想進程交相激蕩，時代大潮同領袖人物相互造就。“黨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理論指導”的“兩個確立”，在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交織的嚴峻復雜形勢下，在開局“十四五”與開啟新征程的關鍵時刻，影響重大，意義深遠。

“兩個確立”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屬性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政黨不是“個人的偶然湊合”，而是一個嚴密的統(tǒng)一的組織，以完成自身的歷史使命為目標，始終堅持正確政治領導，明確政治訴求，堅決以中央權威來組織和發(fā)揮無產階級的政治優(yōu)勢。這說明，發(fā)展無產階級政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的理論指導。

沒有一個權威人物或權威集團，政黨就難以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存在和發(fā)展，無產階級就難以作為一個整體的階級采取有力行動。革命導師馬克思曾說過，“我生來就不過于輕信他人，至少是對于1848—1849年公認的名人”[1]。他不僅不迷信權威和名人，也從來不把自己視為圣人或完人，要求別人對他頂禮膜拜，并說自己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梢?，對于馬克思來說，除了真理以外沒有什么值得他崇拜。當然，馬克思的謙遜絲毫不影響他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偉大理論家的威望。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chuàng)立了馬克思主義，將共產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為全世界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指明了一條徹底解放的道路。恩格斯指出：“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來命名是公正的”。[2]恩格斯多次以馬克思為例正面談到了黨的領袖和核心在黨的事業(yè)中的作用，1847年他對路易·勃朗說，“您可以把馬克思先生看做我們黨的領袖”[3]，1881年他又說：“馬克思由于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成就已經贏得了這樣的地位，各國工人運動的最優(yōu)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4]

馬克思主義者特別重視領袖和科學理論在無產階級政黨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馬克思曾說過，“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chuàng)造出這樣的人物來”。[5]恩格斯更是重視權威和核心的重要性，認為建立新政權、建設新政權、鞏固新政權，都需要核心和權威，尤其是“革命”這個“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的“天下最權威的東西”。他以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為例，論證了危急時刻絕對權威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危險關頭，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這是“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最專斷的權威的”[6]。他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時，指出巴黎公社最終失敗，就是因為缺乏集中和權威，“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7]他在給保爾·拉法格的信中進一步指出，“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動”[8]，問題是靠權威來解決的。

對于革命理論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強調，思想領導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靈魂所在，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基礎。他們還特別注重以科學的世界觀建設黨、發(fā)展黨，提出“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9]。馬克思恩格斯堅持把科學理論貫穿于黨的章程和綱領之中，貫徹到最實際的無產階級運動全過程。

列寧更是重視領袖和科學理論對無產階級政黨的作用，他認為，無產階級政黨為了不使集體領導落空，“應委托一個素以堅強果敢見稱、善于處理實際問題并享有最大信任的同志去擔負”[10]；“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于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tǒng)治地位”。一方面，領袖作為革命階級的權威，具有豐富的理論建樹和實踐經驗，可以指導全黨統(tǒng)一意志和行動；另一方面，領袖作為政黨的核心和人民的向導，具有較高的威信，便于組織教育工農大眾提升革命意識。無產階級若缺乏領袖的領導，革命將很難完成。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政黨“假如沒有‘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的）、經過考驗、受過專業(yè)訓練和長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11]；而且，“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斗爭會造就偉大人物，使過去不可能發(fā)揮的天才發(fā)揮出來”[12]。當然，列寧也指出，“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13]。

對于無產階級政黨來說，領導核心和革命理論的確立，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屬性和根本要求，尤其是對于像擁有9500多萬名黨員、領導一個有14億多人口大國的執(zhí)政黨來說，將馬克思主義關于領袖核心與科學理論的思想中國化，更是關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黨和人民事業(yè)成敗的根本性問題。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中國共產黨這個領導核心歷經百年奮斗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是對馬克思主義“兩個確立”理論的繼承和發(fā)揚。

“兩個確立”是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船重千鈞，掌舵一人。”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來說，領導核心至關重要；擁有科學理論的政黨才擁有真理的力量，擁有科學理論指導的事業(yè)才擁有光明的前途。中國共產黨百年來之所以能夠完成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在同各種政治力量和困難挑戰(zhàn)的較量中取得一次又一次勝利，根本在于根據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的需要確立起了黨的領導核心，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形成了一個科學的理論指導，鑄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歷經的復雜嚴酷的斗爭環(huán)境、艱苦卓絕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使其深刻認識到，要建設一個堅強的黨和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確立一個強大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的革命理論做指導。毛澤東同志將其高度概括為：“領導我們事業(yè)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14]任何一個政黨都要有一個領導核心和一個科學的理論指導，沒有核心領導和科學理論指導的政黨是靠不住的。鄧小平同志對確立黨的領導核心和革命理論的重要性的認識非常深刻。他根據長期指導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實踐經驗教訓指出，黨的領導核心是一個“關鍵地位”[15]，“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16]。

實際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尚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黨中央，也就是說，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fā)、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和統(tǒng)一全黨的革命理論，導致黨和紅軍一度游走于生死存亡的邊緣。直到1935年召開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鞏固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并明確提出“四個服從”原則。經過延安整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的七大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并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將毛澤東同志確立為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理論指導，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發(fā)展的必然。正是因為有了毛澤東同志這樣的黨的領袖，中國共產黨“才能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17]。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長的歷史中，不管我們黨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不管其成員有這樣那樣的變化，始終保持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fā)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wěn)定的”[18]。

正是因為有毛澤東同志這樣的領導核心，中國革命才避免了走很多彎路，并最終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功績，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zhàn)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19]。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20]。

古往今來，世界上一些大黨、大國因缺少領導核心和革命理論做指導，最終喪失政權甚至導致國家分崩離析的歷史教訓極為深刻。中國共產黨百年成長、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繼往開來的事實充分證明，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能確立一個領導核心和革命理論作為指導思想，就無法統(tǒng)一全黨的意志，從而陷入各自為政，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局面。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大國中，就無法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進行黨的自我革命、實行改革開放、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更無法打贏新冠肺炎疫情阻擊戰(zhàn)、實現鄉(xiāng)村振興、推進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就會成為空話。　

“兩個確立”是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現實需要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既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又是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需要。

首先，是凝聚百年大黨、治理千年大國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著9500多萬名黨員的百年大黨，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多年悠久文明、960萬平方公里土地、56個民族和14億多人口的大國。凝聚分布范圍如此之廣的黨心民心，治理體量如此龐大的國家，對任何一個政黨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zhàn)。目前來講，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和國家每時每刻都面臨著各種復雜的大事、難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來運籌帷幄，需要有一套科學的理論體系來凝聚人心。

其次，是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形勢的需要。中國正處在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交織的關鍵時刻，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中國雖然取得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的重大戰(zhàn)略成果，但內防擴散、外防輸入的任務仍然艱巨、復雜；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時期，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甚囂塵上，對世界和平發(fā)展構成威脅；特別是美國為了維護自身在全球的霸權地位，搞“團團伙伙”和小圈子，在政治上打壓中國，在經濟上制裁中國，在軍事上圍堵中國，支持臺獨、疆獨、藏獨、港獨等分裂勢力，在臺灣、新疆、西藏、香港等方面干涉中國內政，企圖遏制中國的發(fā)展，剝奪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的權利。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對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業(yè)的威脅不可小覷，也對鞏固和強化黨的領導核心、形成更加科學的理論指導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后，是開局“十四五”與開啟新征程的需要。“十四五”時期是中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也是中國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參與塑造全球新格局的戰(zhàn)略機遇期，中國要完成“十四五”時期“經濟發(fā)展取得新成效、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態(tài)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宏偉目標，同時又開啟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目標高遠，任務繁重，使命艱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突出強調鞏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對于強化全黨信仰、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更好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重大。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深厚人民情懷、卓越政治智慧、強烈使命擔當，洞察時代風云、把握時代脈搏、引領時代潮流，帶領全黨全國人民發(fā)揚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推動黨和國家事業(yè)取得歷史性成就、發(fā)生歷史性變革，在中華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是眾望所歸、時代呼喚、歷史選擇、民心所向，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是當之無愧的黨的核心、人民領袖、軍隊統(tǒng)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兩個確立”是歷史和時代的選擇，是黨和國家的歷史幸運、時代幸運，是深刻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偉大實踐得出的重大歷史結論，是體現全黨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聲的重大政治判斷。有了“兩個確立”，就能夠保障我們在驚濤駭浪面前，始終“穩(wěn)坐釣魚船”。

【本文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民生思想發(fā)展史”（項目編號：18ZDA012）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22—523頁。

[2][4][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8頁、第646頁、第397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8—109頁。

[5][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頁、第9頁。

[6][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554頁、第554頁。

[10]《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頁。

[11]《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頁。

[12]《列寧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頁。

[13]《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頁。

[14]毛澤東：《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

[15][16][18]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第310頁。

[17]《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頁。

[19]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20]《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2日，第1版。

責編：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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