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美國維系其全球霸權地位的國內外諸多關鍵支柱正遭受異常嚴重之侵蝕，呈現出總體危機態(tài)勢。文化方面，自由主義這一界定美國國家認同的文化內核正遭受削弱，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混亂直接影響美國的文化自我界定及國家治理遵循原則等根本性問題；經濟方面，美國經濟整體失序狀況嚴重，“空心化”和“虛擬化”使得其經濟未來發(fā)展前景并不樂觀；社會方面，中產階級流失及貧富兩極分化，不但加劇其修復社會內部矛盾的難度，也威脅美國的秩序與繁榮；政治方面，民主與共和兩黨內部正發(fā)生巨大裂變與重組，政治危機不斷加劇。

【關鍵詞】美國 國家認同 霸權地位 美國文化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盡管當前美國經濟總量、軍事實力及盟國世界首屈一指，但維系其全球霸權地位的國內外諸多關鍵支柱正遭受異常嚴重之侵蝕，呈現出總體危機態(tài)勢，這使其諸多極富雄心的所謂戰(zhàn)略目標很難如愿達成。本文針對美國總體危機加以分析，以厘清美國當下內政外交的實際情況及走勢。

美國人身份與國家認同的“失魂”危機

美國越來越多的族裔和選民群體正在強烈質疑且否定美國長期以來渲染的凝聚美國社會的所謂核心價值觀和文化。兩百多年來匯集移民認同美國的核心要素被普遍認為是基于啟蒙理念而生的，以契約觀、主權在民觀、民眾自治觀為核心構成要件的所謂自由主義價值觀。此理念被美國精英群體刻畫為美國國家、個人以及民族認同的核心標準。在美國歷史演進的不同階段，尤其是在1860年代的內戰(zhàn)、19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等大轉折和大分裂時期，這些價值觀曾飽受質疑并由此引發(fā)巨大社會動蕩。當下的美國價值觀再次分裂之深刻，絲毫不亞于而且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以上任何一次大危機。

首先，奠定美國自由主義政治與價值體系的《獨立宣言》《聯邦黨人文集》《聯邦憲法》等立國文件的合法性正遭受猛烈的抨擊。這些文件的起草者與支持群體以“普世人”的面孔渲染獨立和共和制度的合法性，但其皆為白人大有產者，加之這些立國文件對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明確歧視，預先種下了種族主義以及社會階層與族裔間對立的禍根。“人人生而平等”，此類豪壯話語的提出者及大量美國國父群體成員本身即是大奴隸主和白人精英代表，始終在美國社會備受詬病，當下更是因美國國內民粹主義泛濫而引發(fā)不同族裔群體對所謂美國價值觀的不滿。美國政治與經濟制度為白人富有群體而非“人人”服務的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速擴散和扎根下來，其反映的所謂價值觀越來越遭受更多美國民眾的鄙夷。美國人身份認同核心的迷失，正深刻侵蝕著這個國家的內聚力和自豪感。

其次，當前美國盛行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作為移民國家，美國一直強調移民融入美國是一個棄離移民母國語言習俗轉而接受美國文化的進程，接受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和篤信基督教成為判斷移民是否真正融入美國的根本標準。這種曾經的“熔爐論”文化觀在20世紀美國族裔關系碰撞協調中已經日漸式微。經過1960年代民權運動的洗禮，多元文化主義迅猛發(fā)展，使得美國形成了不同族裔群體以保持原有文化、宗教、語言為傲，并以其為資源爭奪自身在美國政治社會中地位與影響力的局面。公共政策在教育、就業(yè)、醫(yī)保等領域對非白人的少數族裔傾斜的態(tài)勢，充分展示了多元文化主義的強大勢頭。由此，被多元文化主義壓制下的白人群體的集體焦慮和不滿，只能通過壓倒性支持極端政治人物而得到宣泄和擴散。

薩繆爾·亨廷頓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zhàn)》一書中就曾明確發(fā)出警告，美國在不久的將來會遭受多元文化主義的威脅，大量移民涌入會摧毀以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為核心的美國認同過程，最終導致美國自身的分裂。其極富見地的預言正被當下的美國現實所見證。當前美國社會彌漫的對白人優(yōu)越論不滿的“種族批判理論”，充分暴露了美國內部當下深陷“文化戰(zhàn)爭”和認同撕裂的殘酷現實。一個對支撐自身持久存在的文化抱有爭議、欠缺共識的國家，更易于陷入體系性內部危機。

最后，是強化自由市場競爭的“小政府”主導國家政策走向，還是推進福利國家的“大政府”主導國家政策走向，這是美國進行國家治理的世紀難題，且在當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撕裂著美國。羅斯福新政實施后的60多年時間里，強調自由競爭的保守主義和聚焦社會平等的新自由主義，這兩種國家治理觀在美國兩黨交替執(zhí)政的政黨政治中相互平衡與彼此彌補，推動著美國不同階段的國家治理正常運轉。以自由社會與福利國家確保社會長期穩(wěn)定與持久繁榮，一度成為美國向外界展示其所謂制度優(yōu)越的基礎。然而冷戰(zhàn)后，美國政府在社會經濟領域內功能弱化還是強化的兩黨爭論，陷入了絕對競爭和相互排斥的難解困境，甚至已經到了雙方不是在研究建設而是在爭論如何分治這個國家的程度。原本兩黨內處于邊緣的極端派別正漸趨主導著各自政黨的政綱與政策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與民粹主義強力沖擊著長期以來由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交替推進國家與社會進步的運轉機制。以至于可以說，美國當前已不是良治的國家。

當前，自由主義這一界定美國國家認同的文化內核正遭受削弱。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混亂直接影響美國的文化自我界定及國家治理遵循原則等根本性問題?？梢哉f，當下美國的亂象表明了美國的總體危機是涉及“靈魂”究竟寄托何方的根本性危機。

美國經濟整體失序的“空心化”危機

在全球經濟經歷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衰退的大背景下，美國自身的經濟狀況并不理想，其在消費、出口、投資這三個衡量經濟質量的關鍵指標上皆存在問題。

首先，美國遭遇近40年來最為嚴重的通脹，直接導致其消費表現驟降。疫情導致各行業(yè)勞動力短缺，供應鏈堵塞、勞動力不足及寬松貨幣財政政策等帶來的持續(xù)高通脹，導致民眾消費意愿與能力普遍顯著下降。同時，供應鏈遲滯導致進出口貿易受挫，暴露了美國在經濟和產業(yè)布局方面存在的嚴重依賴國外市場的問題。大企業(yè)與公司從全球化分工與資源配置優(yōu)化角度爭取利潤最大化，直接導致美國制造業(yè)普遍轉移海外，形成了產業(yè)空心化等嚴重弊病，使得美國經濟帶有明顯脆弱性，難以經受重大經濟動蕩的沖擊。大宗商品依賴進口而供應鏈又陷入斷裂，這導致以消費為核心特征的美國經濟必然快速下墜。當下的美國恰恰處在此尷尬境地之中。

其次，美國過去致力于重構全球產業(yè)鏈、供應鏈體系，使其形成圍繞自身而非關鍵競爭對手的全球貿易格局。在疫情影響下，全球貨物流通速度急劇放慢，美國倚重的越南、印度等國家根本無法完成其急需的大量訂單，而美國民眾更是因擔心疫情而不愿從事運輸搬運等基礎工作，這直接導致相關供應鏈幾近停擺乃至崩潰，美國重構全球產業(yè)鏈的目標難以達成。比如，洛杉磯、長灘等諸多重要港口的集裝箱大量積壓，貨物既運不出去也運不進來。物流運轉的停滯及勞動力短缺的現實，導致相關供應鏈各個環(huán)節(jié)人工費用及物流費用急劇攀升以及汽油、日用品、食品等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民眾因此深受物品稀缺和價格高漲的雙重打擊。供應鏈的失靈加劇著美國的通脹問題，由此帶來的經濟快速下滑必然會引起社會層面的連鎖反應。

再次，美國經濟脫實就虛的金融化勢頭愈演愈烈，削弱了該國的經濟內在活力。過去30余年里，美國巨量資金不是用于發(fā)展以制造業(yè)為主的實體經濟，而是累積于股票市場，使得經濟泡沫越堆越高。2008年因金融衍生品泛濫導致的次貸危機，已經將“虛化經濟”對全球金融和經濟帶來的巨大危害暴露無遺。但近年來，美國并未對此問題進行有效解決，相反其始終試圖以其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美元霸權，用以往美國解決通脹和經濟虛化的慣用方法（量化寬松和財政刺激），迫使別國為美國的危機承擔成本。美國的這種慣性做派，不僅使其很難真正實現振興實體經濟的目標，而且會繼續(xù)強化“虛化”的內在弊端。由此可知，當前美國經濟面臨的問題皆屬于結構性難題，難以在短時間內輕易解決。

最后，美國債務問題積重難返，自身經濟造血能力欠缺。當前，美國的國債市場已經成為全球規(guī)模最大和流動性最高的債券市場。美國以發(fā)行國債鞏固自身經濟地位的政策由來已久，自1917—1918年的自由公債運動設定出售債券上限總值開始，美國就出現了以債務規(guī)模與政府守約還債來衡量國家繁榮與否的觀念。盡管美國決策群體希望保持穩(wěn)定的債務上限，但近年來美國政府一直不斷提升債務上限，以至于發(fā)行國債總額至2021年9月初已達到28.7萬億美元（多于其年度GDP總量），遠遠超出其可以保持經濟健康的水平。

國家財政的赤字高企、內外經濟環(huán)境的惡化以及近年來民主和共和兩黨政治惡斗等諸多因素，導致是否提高債務上限已經成為關鍵議題。債務問題的“政治撕裂化”，使得美國政府所借的巨額國債兌現始終存在巨大違約風險。更因其涉及聯邦職員工資、醫(yī)保公司賬單、社保福利等眾多款項，所以債務違約所帶來的巨大社會經濟以及國際聲望影響將異常嚴重。目前觀察，債務上限提升及債務違約問題不論沿哪個方向發(fā)展，其對美國及全球經濟的影響都將是負面的。美債違約將導致美元暴跌，威脅美元現有的儲備貨幣地位，美元霸權地位必將加速衰落；而提高債務上限將導致未來償債能力削弱。所有這些既會帶來更多的失業(yè)和貧困人口，也會導致如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所警告的“歷史性金融危機”。美國債務問題猶如高懸于美國自身與世界經濟的“懸頂之劍”，始終是導致美國與全球金融體系動蕩以及經濟嚴重衰退的一個導火索。

美國社會暴戾彌漫的“混亂化”危機

美國諸嚴重社會問題始終不斷累積，暴戾之氣彌漫，以致當前呈現出高爆發(fā)態(tài)勢。槍支暴力、種族對立、民眾失業(yè)、社會階層不良流動等問題，都推使著美國社會向更富沖突的方向演變，呈現出缺乏內聚力的“混亂化”現象。

首先，美國槍支暴力文化和事件與以往相比更重更多，成為美國社會治理衰敗的標志。盡管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民眾持槍權，但這卻沒有帶來一個更安全的美國。恰恰相反，美國已有的持續(xù)加劇的不平等以及警察暴力執(zhí)法等諸多因素，導致美國當前槍支暴力文化和事件密集出現。美國《時代》雜志指出，2020年是美國有記錄以來槍支暴力最嚴重的年份之一，“2021年的情況將會更糟糕”。還有美學者指出，少數族裔社區(qū)和警察之間的緊張關系、槍支管控不嚴、警察和司法系統(tǒng)改革不力等一系列因素，導致美國槍支暴力問題日趨嚴重。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數據，在2020年有數據可查的謀殺案中，高達77%的案件都涉及槍支，高于2019年的73%。而根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的統(tǒng)計，從2016年至2021年10月，美國死于槍支暴力事件的人數已經超過23萬人，另有19萬3千人在槍擊事件中受傷。其中，2020年全美大約有4萬3千人死于槍支暴力，成為“最致命的一年”。2021年6月14日，《華盛頓郵報》發(fā)表文章稱，2020年是美國過去幾十年來槍支暴力最為嚴重的一年，但是2021年到目前為止的情況要比去年同期的數據更為糟糕。需要指出的是，槍支暴力事件的大多數受害者為黑人、亞裔等少數族裔的悲劇現實，更揭示出了該議題所具有的深層次社會后果。

美國有關持槍、控槍和禁槍的社會與政治爭論始終存在，且是美國兩黨政治中的關鍵爭論議題。面對國會中共和黨人堅決反對控槍立法的立場，當下的拜登政府不得不以頒布行政令的方式對槍支非法交易進行約束，而這已被無數事實證明毫無根治效果。槍支暴力問題暴露出了因美國社會治理與既有政治制度之間脫節(jié)加劇和持久惡化的致命缺陷，導致該國的內部分裂更趨加深的必然后果。

其次，種族主義在當下暴戾彌漫的美國國內沉渣泛起且更具破壞性。非裔等少數族裔長期以來遭受的社會歧視，不僅未見實質性改善，反而因持續(xù)頻發(fā)的種族暴力事件而更趨嚴重。近幾年來，因白人至上主義者挑釁及警察對黑人暴力執(zhí)法引發(fā)的全美種族對立抗議和報復行動頻繁出現。2017年，就是否移除南北戰(zhàn)爭時期南方軍事將領羅伯特·李的雕像問題，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爆發(fā)白人至上主義者與其他族裔之間的沖突，直接掀起了全美種族對立的普遍反應。2020年，明尼蘇達州黑人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德里克·喬文“膝殺”，更是再次引發(fā)反種族主義和反警察暴力的全美大示威。

種族主義這一各國普遍反對的野蠻痼疾，在美國始終強勢存在。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都對“種族主義之惡”有著政治正確般的認識，但兩者又有著不同的處理之道。民主黨人強調種族主義在美國存在的系統(tǒng)危害性及予以根除的必要性，而共和黨人則強調種族主義對美國社會的危害性遠遠不及極端左翼群體。美國政治精英對于種族主義態(tài)度的巨大分歧持續(xù)阻礙著美國社會對該問題的良性化解努力，進而使其成為美國社會問題迸發(fā)的“加速器”。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曾公開表示，他們處理的本土恐怖主義威脅中受種族驅使的暴力極端主義案件數量最多，而這些案件大多數涉及白人至上主義者。

再次，以往保持美國長期穩(wěn)定的中產階級居多數、富人與窮人居少數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正快速地讓位于激化社會矛盾的極富有群體居少數、絕大多數人口淪為低收入群體的金字塔型社會階層結構。美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使得中產階級“流失”現象不斷加劇。各種統(tǒng)計方式都顯示，美國極富有群體財富大幅增加，而中等收入群體無論是總收入占比還是收入增長率，都呈現出弱化或下降態(tài)勢。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群掌握的全社會財富比例從2001年的25%左右增至2021年的32.1%。相比之下，最貧窮的50%的人群掌握的比例卻從不到4%持續(xù)降至2%。中產階級人數的急劇減少以及低收入群體的人數膨脹，已經成為現有美國社會階層結構轉變的顯著標志。后一群體更是因受教育的普遍不足而喪失向上的發(fā)展空間，從而導致此危險結構難以改變。

在人口居多數的白人群體內中產階級人數銳減，給美國社會帶來的沖擊尤其巨大。美國產業(yè)空心化導致白人中產群體大規(guī)模失業(yè)或淪為低收入階層，既加劇著美國原有的族群間緊張關系，使其對其他族裔的任何境遇改善是建立在犧牲白人群體利益與機遇基礎上的認識深信不疑，更使其對美國政治精英群體只滿足大企業(yè)與財團的關切、而對自身置之不顧而倍感憤懣。由此而匯集的濃厚民粹主義，對美國政治與社會帶來強烈沖擊，尤其是對美國政治生態(tài)的破壞性持續(xù)增強。上述問題引發(fā)的美國國內族群對立、階層沖突和排斥移民等眾多社會危機，始終強力動搖著這個國家的立國根基。鼓吹民粹主義的政治投機者在美國政壇興風作浪，白人至上主義在美國社會大行其道，由此導致極端暴力事件急劇增多。

最后，當前美國的失業(yè)率明顯高于疫情之前，失業(yè)率居高不下的現實既反映出美國經濟改善乏力的悲劇，更揭示出美國社會存在的問題難以有效解決。盡管疫苗大量接種及疫情管控措施放松釋發(fā)出更多的經濟活力和工作機遇，但相當數量的勞動人口因對疫情擔憂以及聯邦政府救濟資助等原因而選擇不去就業(yè)。失業(yè)帶來的收入減少及相應的貧困人數增多并持久存在的不良現象，在當前的美國社會變得越來越突出。

可以說，中產階級流失及貧富兩極分化，正使美國社會結構高?；?，不但加劇著其修復社會內部矛盾的難度，也威脅著美國的秩序與繁榮。

美國政治截然對立的“極化”危機

“極化”是當前美國政治最為鮮明的特征。民主與共和兩黨在重大議題上尖銳對立，使得長久以來美國政治精英自詡的民主理念已蕩然無存，這也是當前美國政治衰退的突出表征?？梢哉f，當前的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分裂。

首先，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在眾多重大議題上尖銳對立，國家治理陷入紊亂狀態(tài)。比如，民主黨人關于強力應對氣候變化、推行“全民醫(yī)保”、鼓勵和保護移民、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實施強化聯盟的多邊主義以及擁抱貿易全球化等的政策主張，遭到共和黨人的堅決反對。共和黨人質疑氣候變化的科學性，認為醫(yī)保與基礎設施建設應市場化而非國家主導，并倡導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外交主張。兩黨在國會與白宮因選舉而呈現的力量變化所導致的實際政策后果就是：任何一黨得勢即會迅速否定對立政黨執(zhí)政時推行的政策，轉而推行合乎自己主張的政策。這種兩黨交替執(zhí)政中政策相互拆臺式的惡性循環(huán)，直接影響美國政治與社會構建的根本性問題。兩黨在國家建設中的方向性對立或“極化”，一方面反復證明美國當前面對重大經濟社會挑戰(zhàn)根本無法克服，另一方面預示著美國自身分裂更趨惡化的態(tài)勢，這與19世紀60年代美國內戰(zhàn)前兩黨水火不容的狀況十分相似，其結果勢必將以慘痛悲劇收場。

其次，美國的“極化”不僅存在于交替執(zhí)政的兩黨之間，更顯示于兩黨各自內部派別之爭中極端派別得勢的現實之中。以往主宰兩黨的中間派力量因其普遍迎合大企業(yè)與機構的利益而備受選民冷落。而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tǒng)大選中，唐納德·特朗普與伯尼·桑德斯兩位分別在各自黨內被認定為極右和極左的總統(tǒng)候選人，在黨內提名戰(zhàn)中均展示出強大號召力。特朗普調動起底層白人群體的投票熱情，在共和黨內異軍突起，并最終贏得2016年大選，這不僅表明了美國共和黨政治版圖的巨變，觸發(fā)人們對共和黨主流觀念的挑戰(zhàn)，也在某種程度上推動著共和黨沿極右民粹方向轉型。當前，作為民主黨中間派的拜登在黨內極左派別的影響下，正在向構建福利國家的政黨主張方向轉變。

最后，兩黨之間以及各自政黨內部被極端化力量主導的狀況，必然導致美國政治中兩黨毫不妥協與難以和解的態(tài)勢只會強化而難以緩解的惡果。不可否認，當前民粹主義主張已漸成共和黨內不同派別的“粘合劑”。共和黨選民群體及國會多數共和黨議員繼續(xù)比較堅定地支持具有濃厚民粹主義傾向的特朗普，使其目前依然擁有黨內其他成員難以撼動的主導力。而民主黨選民群體及國會議員也越來越形成對拜登政府任何奉行中間派別的政策的不滿，使其在民主黨內漸成弱勢，進而呈現出被黨內左翼裹挾的態(tài)勢。冷戰(zhàn)結束以來，民主與共和兩黨之間的深刻對立與各自黨內的深刻裂變相伴相隨，更是深刻反映出美國政治中反精英、反傳統(tǒng)的民粹主義力量與以平等為核心訴求的左派力量之間更趨深刻撕裂的現實。

總體來看，當前的美國正遭受著身份與國家認同“失魂”、經濟空心化、社會混亂化、政治極化等諸多領域的總體危機。持續(xù)近兩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對此危機予以推波助瀾。美國政治正在經歷著大變革，民主與共和兩黨內部正在發(fā)生巨大裂變與重組，其現狀預示著兩黨之間及各自政黨內部對立的極端政治派別，將大概率成為塑造當今與未來美國政治版圖的主要力量。這意味著，美國的政治危機依然會加劇，回歸健康狀態(tài)之路注定艱難。

（作者為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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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美國為何深陷撕裂之痛？》，國際在線，202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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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慕尼黑安全會議聚焦“西方缺失”》，《人民日報》，2020年2月13日。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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