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依然是根本對立的兩大基本階級，但他們之間的階級差別不再清晰，兩大階級內部和階級之間出現(xiàn)多層化、多元化趨勢。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西方社會勞資關系相對緩和，階級矛盾從對抗斗爭緩慢轉向“合作”狀態(tài)。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徹底擊碎了工人階級的“中產階級”夢幻。伴隨危機后社會兩極分化的日益加重和中產階級的持續(xù)萎縮，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逐漸復蘇，各種抗擊資產階級的工人運動此起彼伏。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從根本上說是人類社會發(fā)展一般規(guī)律和資本主義經(jīng)濟規(guī)律作用的結果，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也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受剝削的地位，更沒有終止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代替，這是資本主義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關鍵詞】唯物史觀 資本主義 階級結構 階級矛盾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9.005

【作者簡介】趙卯生，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主要著作有《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主旨研究》、《阿格爾建構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的四重維度》（論文）、《人與自然雙重解放的可能與現(xiàn)實：北美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評析》（論文）、《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造百年輝煌的歷史經(jīng)驗》（論文）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1]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以及工人運動和新社會運動的影響下，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發(fā)生了一系列新變化。其中，階級結構產生了一定改變，階級矛盾呈現(xiàn)出諸多新特點。在唯物史觀視野下，科學認識與深刻剖析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和階級矛盾的新變化、新特點，對于科學把握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趨勢，堅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新變化與階級矛盾新特點

資本主義同歷史上的其他制度一樣，都有一個產生、發(fā)展和走向衰亡的歷史過程。就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fā)展歷程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fā)展到壟斷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壟斷資本主義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發(fā)展時期，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所謂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主要是指二戰(zhàn)后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生產力、生產關系（經(jīng)濟基礎）、上層建筑等方面的發(fā)展和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當代資本主義曾在20世紀50～70年代經(jīng)歷過一段相對穩(wěn)定與繁榮發(fā)展的“黃金時期”，之后在經(jīng)過較長一段時間的滯脹期后，發(fā)生了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標志的經(jīng)濟和社會性危機。當代資本主義在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都出現(xiàn)了一些新變化。其中，階級結構和階級矛盾的變化甚為明顯。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差別不斷淡化、階級界限逐漸模糊。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階級分析法，通過嚴密的邏輯論證，揭示出資本主義時代階級結構的顯著特點，“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xiàn)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2]。具體來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jīng)常趨勢和發(fā)展規(guī)律，是使生產資料越來越同勞動分離，使分散的生產資料越來越大量積聚在一起，從而，使勞動轉化為雇傭勞動，使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3]其結果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4]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伴隨社會物質財富的快速增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和產業(yè)結構發(fā)生了重大改變。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經(jīng)歷了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再到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轉變過程。與此同時，社會生產重心亦從物質生產部門轉向非物質生產部門。其具體的表現(xiàn)則是：第一產業(yè)不斷縮小，第二產業(yè)由20世紀50～60年代的上升到之后的逐漸下降，第三產業(yè)發(fā)展異常迅猛。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的轉型和產業(yè)結構的改變使得西方國家的階級結構日益復雜：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依然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根本對立的兩大基本階級，但他們之間的階級界限不再清晰；兩大階級內部出現(xiàn)多層化、多元化趨勢，兩大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日漸多樣化；邊緣階層、流動階層不斷顯現(xiàn)。不同階層在價值信仰、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圍等方面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兩大基本階級彼此的界限。

資產階級內部出現(xiàn)分化，高級經(jīng)理和專家階層的統(tǒng)治大大增強。投資經(jīng)營中小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型資本家階層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新科技革命的爆發(fā)和第三產業(yè)的騰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投資經(jīng)營高新技術和第三產業(yè)的中小型企業(yè)、掌握高科技知識并具有創(chuàng)新素養(yǎng)的新型資本家階層迅速崛起，逐漸成為當代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資產階級中食利者階層日漸增大，高級經(jīng)理和專家階層的統(tǒng)治大大增強。在科技迅猛發(fā)展和生產力快速提高的背景下，傳統(tǒng)行業(yè)的企業(yè)資本所有權與控制權出現(xiàn)了分離趨向，擁有所有權的資本家日漸改變了過去集所有權與經(jīng)營權為一體的家族資本家風格，不再直接經(jīng)營和管理企業(yè)，而是將其交給專業(yè)性更強的“金領”高管和技術人員負責打理。資產階級內部分化為靠掌握大量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以‘剪息票’為生”的食利者階層，和被稱為“行動的資本家”的高級經(jīng)理和專家階層。盡管食利者階層的資產增長很快，但他們對企業(yè)的實際控制卻不斷下降，與此相應，高級經(jīng)理和專家階層對企業(yè)的實際控制則大大增強。在企業(yè)中擔任首席執(zhí)行官、財務總管、技術總監(jiān)等要職的高級管理人員和技術專家，成為大公司決策經(jīng)營活動的實際控制者，在企業(yè)的戰(zhàn)略決策和經(jīng)營活動中發(fā)揮“職能資本家”的作用。這些“金領”職能資本家階層通過享有優(yōu)厚的薪金、獲得不菲的津貼、分享企業(yè)的年度利潤等方式，將自身利益與企業(yè)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緊密捆綁在一起，實現(xiàn)二者經(jīng)濟政治利益的高度融合。

工人階級的知識化、白領化趨勢明顯，“中產階級”的比重越來越大。當代西方社會，伴隨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大量傳統(tǒng)產業(yè)的工人階級轉移到了第三產業(yè)。到20世紀末期，傳統(tǒng)產業(yè)工人在勞動力總量中的占比已降至30%以下，而第三產業(yè)從業(yè)人員在勞動力總量中的占比則上升到60～70%。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隨著勞動方式由傳統(tǒng)的體力型向現(xiàn)代的知識型轉變，以體力勞動為主，從事傳統(tǒng)制造業(yè)和運輸業(yè)等領域的藍領工人數(shù)量日益減少，相反，以腦力勞動為主、從事教育、醫(yī)療、信息和金融等領域的白領工人的數(shù)量則大幅上升，知識型雇傭勞動者的比重越來越高。1956年，美國的白領工人首次超過藍領工人，達到工人總量的50.1%；到20世紀末期，白領工人比重已猛升到83%，而藍領工人僅占17%。[5]

全民持股的所謂“人民資本主義”漸成熱潮，“中產階級”的比重越來越大。為了調節(jié)勞資關系、緩和社會矛盾，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政府在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上大力推行企業(yè)股權分散化政策，讓職工成為公司的股東，以企業(yè)資產所有者身份參與公司的股息分紅和事項決策。其結果是，工人階級越來越感覺自己不再是純粹的“無產階級”，而成為名實相符的“中產階級”。到20世紀末，美國中產階級已占到全國總人口的77%。美國著名領導學研究專家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指出：“如果問美國人他們屬于什么階級，大多數(shù)人會說‘中產階級’。只有極少數(shù)人會認為他們是下層或上層階級。”[6]中產階級與傳統(tǒng)工人階級相比有很大的差別，他們大多擁有股票或部分資產，有較好的職業(yè)和體面的生活，在政治和文化上廣泛參與社會活動并積極表達自己的思想。中產階級在社會勞動者中占比的大幅增加，極大地改變了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結構，弱化了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模糊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界限。

勞資關系相對緩和，階級矛盾從對抗斗爭緩慢轉向“合作”狀態(tài)。當代西方社會在階級矛盾方面的顯著變化，就是資本家及其代理人開始有意識地建構一些緩和勞資關系的企業(yè)民主化管理、社會福利制度等措施，在逐步化解資產者和無產者彼此間不平等的基礎上，緩解階級矛盾，維持社會穩(wěn)定。

一方面，西方各國的資本家大力推廣職工持股政策，增強雇傭勞動者對企業(yè)的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另一方面，西方各國的資本家著力實施企業(yè)民主化管理和職工參與決策的“共同決定”制度，對企業(yè)重大決策和關涉職工切身利益的事項共同進行協(xié)商議定，使昔日勞資對峙、陣線分明的階級矛盾減弱和淡化。經(jīng)過幾十年的積累，西方各國普遍建立起一套覆蓋全社會各個角落的福利制度體系，運用經(jīng)濟、行政、法律、保險等手段全面介入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保障普通公民生存和發(fā)展的權利。歐洲一些國家甚至建立起囊括從公民出生到死亡的各個階段、各個環(huán)節(jié)的一整套社會福利制度，因而，被稱為“福利國家”。到20世紀末期，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稅收集中起來的國民收入在1／3以上，歐盟國家接近1／2，其中約有60%用于社會福利開支。西方國家的全民持股、企業(yè)民主化管理和社會福利制度，使廣大雇傭勞動者淡化了自己“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在心理上滿足于“中產階級”身份；工人階級的組織性降低，斗爭性削弱，兩大階級之間的矛盾由對抗斗爭緩慢轉向資產階級控制下的“合作”狀態(tài)。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的階級分化與矛盾沖突

20世紀70年代初是西方資本主義經(jīng)濟發(fā)生重大轉折的時刻。在此之前，西方國家處在工業(yè)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經(jīng)濟呈現(xiàn)高速發(fā)展態(tài)勢，勞動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提升，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界限模糊、矛盾緩和、斗爭減弱。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西方資本家出于逐利本性，大搞金融自由化，脫實向虛傾向愈演愈烈，加速了國內產業(yè)空心化進程，帶來國內實體經(jīng)濟萎縮、國家經(jīng)濟增長乏力、失業(yè)人口居高不下的嚴重后果。對于這些，西方資產階級和各國政府沒有給予足夠重視，也沒有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遂使國內經(jīng)濟消極狀況越來越嚴重，最終引爆了2008年金融危機。這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國際金融危機造成了整個西方世界長時間的經(jīng)濟發(fā)展失調、政治體制失靈、融合機制失效等一系列災難性后果。也正是這場國際性大危機，徹底擊碎了西方國家廣大雇傭勞動者的“中產階級”夢幻。

剝削程度愈發(fā)提高，兩級分化日益加重。馬克思早在《資本論》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工人階級實質上是雇傭奴隸。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只體現(xiàn)在流通領域中形式上的等價交換。一旦離開流通領域，進入到生產領域，“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zhàn)戰(zhàn)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7]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本質上是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不平等關系。資本邏輯必然導致貧富兩極分化，一極是資產階級擁有巨額財富，另一極是工人階級只占有越來越小份額的少部分財產。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工資收入和生活水平確有較大提高，但資本主義企業(yè)的剩余價值率的增長并未受到影響，反而呈現(xiàn)快速上升勢頭。以美國為例，美國企業(yè)的平均剩余價值率1909年是130%，1950年是236.7%，1987年已高達364.7%。剝削程度的提高必然導致兩極分化的加劇。美國《商業(yè)周刊》對普通工人和首席執(zhí)行官的收入評估結果表明，1990年兩者的差距是84倍，1995年為140倍，1998年達到326倍，1999年高達416倍。[8]2015年，美國華爾街6家銀行的“金領”高管分享紅利高達1.3億美元，然而同時期，半數(shù)美國家庭卻拿不出400美元現(xiàn)鈔，不得不靠借錢或變賣東西維持生計。[9]世界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2015年發(fā)布的報告顯示，經(jīng)合組織國家財富最富有的10%的人與最貧窮的10%的人的收入之比，20世紀80年代是7：1，2010年代上升到了9.6：1。其中，美國占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的稅前收入占比，1981年為34.7%、2007年為45.8%、2014年為47.0%，逐年上升態(tài)勢明顯，絲毫不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英國樂施會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2016年，“英國最富有的10%的人口擁有該國總財富的54%，而占人口總數(shù)20%的底層貧困人群僅擁有該國總財富的0.8%，財富分配極度不均。貧富差距拉大加劇了英國社會的分裂”。[10]

中產階級持續(xù)萎縮，社會不公現(xiàn)象不斷加劇。貧富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弊端，在其自身體制內根本無法消除。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者是普通社會民眾，他們的家庭資產快速縮水、生活質量急劇下滑；然而，引發(fā)危機的金融“精英”卻大受其益，他們的財富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急劇上升。英國社會市場基金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截至2015年，英國富人資產同金融危機前相比，上漲了64%，而窮人資產卻縮水了57%”。[11]中產階級的規(guī)模持續(xù)萎縮，西方社會結構從橄欖型轉向金字塔型。2007年～2010年，美國普通家庭的凈資產縮水近40%，大致退回到了1992年的生活水平。“中產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脆弱性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嚴重后果之一，就是社會不公現(xiàn)象加劇，令普通市民心寒的景象比比皆是。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2011年在美國《名利場》雜志撰文指出，金融危機后的美國社會已變成“1%的人擁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的社會，與林肯總統(tǒng)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社會已截然不同。[12]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提及的“資本主義內在的罪惡在于幸福的分配不均”現(xiàn)象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和危機后果上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西方文化理念中的“人人平等”，竟變成了現(xiàn)實社會的“富人的平等”和“白人的平等”；西方一直強調的“崇尚理性”，在一些國家卻變成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性?！度A盛頓郵報》網(wǎng)站報道指出，美國的抗疫行動竟“成了一場國家批準的屠殺”，“它故意犧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13]疫情嚴重期間，當被問及為什么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中死去的更多是窮人和老人，以及為什么弱勢群體難以獲得核酸檢測機會時，時任美國領導人的答案竟然為“這就是生活”。透過疫情棱鏡，人們清楚地看到，美國政治體系呵護的是資本利益。美國政府所標榜的民主、人權、平等等概念，早已被金錢異化，成為虛幻的海市蜃樓。[14]

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逐漸復蘇，各種反抗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此起彼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伴隨階級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和社會不公現(xiàn)象的明顯加劇，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逐漸復蘇。西方國家的廣大雇傭勞動者曾一度認為自己連同家人已經(jīng)進入到“中產階級”行列，“無產階級”稱謂對自己已不再適宜。然而，2008年爆發(fā)的國際金融危機徹底擊碎了他們的“中產階級”夢幻。工資下降、持續(xù)失業(yè)、家庭資產縮水、社會高度不公等凄涼景象是勞動人民必須面對的嚴峻形勢。在殘酷的現(xiàn)實面前，“中產階級泡沫”破碎，工人階級重新思考自己的階級歸屬和社會地位問題，階級意識逐漸復蘇，階級歸屬感和階級認同感日益增強。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伴隨階級意識的復蘇和階級歸屬感的提升，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聯(lián)合其他社會階層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旨在反對資產階級殘酷剝削和資本主義政府向普通民眾轉嫁危機的運動熱潮，動輒上百萬甚至數(shù)百萬工人走上街頭，舉行游行、集會和罷工等抗議活動。經(jīng)歷了一系列斗爭運動的洗禮，工人階級逐漸意識到“雖然他們分散時是軟弱的，但聯(lián)合在一起就是一種力量”[15]。各行業(yè)、多地區(qū)工人階級的聯(lián)合意識明顯增強，跨行業(yè)、跨部門的全國性大罷工、大游行在西方多國接續(xù)上演。2011年，英國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導致的財政困難而推行的養(yǎng)老金制度改革舉措，引發(fā)了英國近30年來規(guī)模最大的全國性大罷工，波及全國各大城市，交通、醫(yī)療、教育、公務員各行業(yè)的200多萬員工積極參與其中，表達各自的強烈訴求。大罷工、大游行一度造成了英國大范圍的癱瘓狀態(tài)。

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與階級矛盾新變化的原因及實質

正視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與階級矛盾發(fā)生的一系列新變化，剖析新變化的實質及其背后原因，對于我們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的本質，把握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趨勢意義重大。

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從根本上說是人類社會發(fā)展一般規(guī)律和資本主義經(jīng)濟規(guī)律作用的結果。[16]首先，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是當代資本主義發(fā)生變化的根本推動力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西方各國不僅完成了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的轉變和產業(yè)結構的調整，而且它們的整體經(jīng)濟實力顯著增強，先后從生產短缺型社會進入到商品過剩型社會。當代資本主義發(fā)生的一系列新變化，階級結構和階級矛盾出現(xiàn)的一系列新特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為適應這一時期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而作出的自我調整和革新。

其次，工人階級爭取自身權利和利益的斗爭，是推動當代資本主義發(fā)生變化的重要力量。“天上不會掉餡餅。”當代西方社會中工人階級工資的提高、生活的改善，企業(yè)決策的民主化和社會福利制度的構建等，都不可能來自資產階級的良心發(fā)現(xiàn)和憐憫恩賜，只能是工人階級為維護自身權益而與資產階級長期斗爭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聯(lián)合其他社會階層，曾開展過強大的罷工斗爭等社會運動，迫使資產階級作出重大經(jīng)濟讓步和進行經(jīng)濟政治體制改革。階級斗爭及其正向結果反過來又教育和啟發(fā)了工人階級，只有堅持不懈地與資產階級進行斗爭，才是維護自身利益的必由之路。這又更加激發(fā)、增強了工人階級的斗爭意識。

最后，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對西方資本主義構成了各個方面的重大挑戰(zhàn)，促使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對資本主義諸多方面進行改革、對工人階級作出一些必要的讓步，以便同社會主義展開制度競爭和人心爭奪。再者，西方國家一些改良主義政黨在執(zhí)政時期，也對資本主義的個別環(huán)節(jié)進行了自覺的改良和主動的調整，以便確保資本主義社會盡可能持續(xù)地實現(xiàn)社會安定、經(jīng)濟繁榮、階級矛盾緩和、階級斗爭減弱。

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也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受剝削的地位，更沒有終止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當代西方國家發(fā)生的一系列變化，表明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jié)機制和經(jīng)濟擴張能力尚未衰竭，資本主義仍具有一定的社會適應性，具有在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框架中納入“新社會因素”的發(fā)展空間。但是，這一系列的新變化并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沒有克服、也不可能克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經(jīng)濟危機、社會動蕩、貧富分化依然是其揮之不去的終身痛疾。

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本性質沒有改變。恩格斯說過，“只要政權在有產階級手中，那末任何國有化都不是消滅剝削，而只是改變其形式”。[17]當代西方政府和企業(yè)提高工人的工資待遇、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環(huán)境，實行企業(yè)股權社會化、企業(yè)管理民主化、社會福利制度化等，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為適應日益社會化的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而進行的調整和改革，其最終目的還是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和資本的增殖。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新變化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允許范圍內進行的革新，并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本性質。在諸多革新中，西方國家普遍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制度異常引人注目，成為資產階級為自身辯護的強有力論據(jù)。然而，深入研究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制度的物質基礎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社會福利基金的最終來源還是工人階級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近些年來，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導致了資產階級政府的債臺高筑。當然，資產階級對債務危機的轉嫁無一例外地拋向了工人階級。當代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債務危機最終轉變成了西方國家普通家庭的資產危機和普通民眾的生存危機。

工人階級的被剝削地位沒有改變，工人階級的反剝削斗爭沒有停止。有學者認為，西方“人民資本主義”的全民持股現(xiàn)象使每個雇傭勞動者亦具有了“資產者”身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發(fā)生了根本改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剝削和和被剝削關系不復存在了。這種赤裸裸的謊言曾一度削弱了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和階級斗爭。馬克思深刻指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jīng)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18]工人階級持有的股權總額實在無法同資產階級握有的股權數(shù)量相比較，它們之間是天壤之別的差距。有資料顯示，美國10%的富裕家庭持有全部股票的89.3%，而其他90%的普通家庭所握有的股票僅為10.7%。日本參與職工持股會的92%的職工擁有的股份，僅占實施員工持股企業(yè)股份總額的0.88%。不言而喻，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斗爭。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就不會停止。

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指出，“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guī)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fā)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19]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既不能解決其固有的基本矛盾，也不能消除其不斷發(fā)生的危機。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代替，這是資本主義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唯物史觀“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論斷的有機結合。“兩個必然”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根據(jù)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所得出的客觀結論。從唯物史觀的視角看，資本主義同之前的社會制度相比，顯示了巨大的歷史進步性。然而，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并不能掩蓋其自身所固有的矛盾性，而這些矛盾又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內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資本積累過程中不斷發(fā)展的歷史趨勢就是，“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20]。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過渡性。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階級性上表現(xiàn)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得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21]科學論斷。后人將其轉述為更易于表達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兩個必然”論斷。

“兩個決不會”是對“兩個必然”的深化、補充和發(fā)展。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后，馬克思在對歷史經(jīng)驗進行梳理和總結的基礎上，指出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社會形態(tài)，其成長發(fā)展和走向滅亡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當我們從理論上把握到資本主義的歷史過渡性時，可以邏輯地得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但是，從人類社會的實際進程看，資本主義滅亡結局的實現(xiàn)則需要經(jīng)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了“兩個決不會”論斷：“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xiàn)的。”[22]“兩個決不會”闡明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既要充分估計當代資本主義的生命力，更要堅信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總趨勢。資本主義還有一定的發(fā)展?jié)摿?。在科學技術的推動和全球化浪潮的支撐下，當代資本主義表現(xiàn)出一定的生命活力，表明資本主義仍有發(fā)展余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短期內不會退出歷史舞臺，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終結將是一個長期的、充滿矛盾的曲折過程。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fā)展、階級結構的新變化、階級矛盾的新特點，我們要坦然面對。習近平總書記對這一問題的總結給我們以巨大啟示，“事實一再告訴我們，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沒有過時，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沒有過時。這是社會歷史發(fā)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必然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我們要“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斗爭的各方面準備”。[23]

當代資本主義不是離社會主義更遠了，而是更近了。在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和變革中，揚棄和否定資本主義自身存在的某些新的經(jīng)濟因素和政治因素在不斷發(fā)展和擴大，而這些新因素包含著大量的社會主義因素，是通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階梯。馬克思曾深刻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趨勢被歸結成這樣：‘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由于自然變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jīng)創(chuàng)造出了新的經(jīng)濟制度的因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切生產者個人的全面發(fā)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jīng)以一種集體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yōu)樯鐣兄啤?rdquo;[24]從一定意義上說，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在不自覺地積累著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龐大物質力量和堅實階級力量。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掌握著日益豐富的科學知識、逐漸嫻熟的勞動技能、愈來愈高超的管理經(jīng)驗的，逐步知識化、技能化了的工人階級，不斷地從“自在階級”轉變?yōu)?ldquo;自為階級”，終將踐行埋葬資本主義制度、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科學精神與工匠精神融合與實踐創(chuàng)新研究”和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課題“以史鑄魂：‘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課教學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1ZDA019、BJSZ2021ZC60）

注釋

[1][4][21][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2、43、592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9頁。

[3]《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1頁。

[5]邱海平、王娟：《西方發(fā)達國家社會結構的新變化與政治經(jīng)濟學的創(chuàng)新》，《經(jīng)濟縱橫》，2010年第7期。

[6]［美］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等：《民治政府——美國政府與政治》，吳愛民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36頁。

[7][18][19][20]《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5、714、9～10、874頁。

[8]林茂：《當今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狀況分析》，《理論學習》，2001年第10期。

[9]丁原洪：《如何看待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變化？》，《紅旗文稿》，2017年第6期。

[10][11]李應齊：《占人口總數(shù)10%的富人擁有的財富占到整個國家財富的54%——貧富差距擴大加深英國社會裂痕（深度觀察）》，《人民日報》，2016年9月26日，第21版。

[12]田鵬穎：《美國已成為“1%的人擁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的“1%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危機仍在加劇》，《人民日報》，2017年8月6日，第8版。

[13]參見沈壯海、王蕓婷：《抗疫大考下的中西之比》，《求是》，2021年第15期。

[14]鐘聲：《疫情凸顯美國“資本至上”冷酷現(xiàn)實》，《人民日報》，2021年8月17日，第3版。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頁。

[16]參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244～246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59頁。

[23]《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7頁。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頁。

The Cha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Contradi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ao Maosheng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proletariat are still the two basic classes of fundamental opposition, but the class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no longer clear, and there is a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cation trend within and between them.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labor-capital relationship in Western society was relatively relaxed, and the class contradiction changed slowly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The 200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completely shattered the "middle class" dream of the working class. With the widened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shrinkage of the middle class after the crisis,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king class gradually awakens, and various workers' movements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emerge one after another.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he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re a result of the general law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aw of capitalist economy. They have not changed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capitalism, nor have they changed the status of the exploited workers or ended the struggle of the working class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Capitalism will be replaced by socialism,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pitalist, class structure, class contradiction

責 編／肖晗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