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局勢與“人類社會該何去何從”的時代之問，中國倡議應運而生。中國倡議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秉持反“后真相政治”、反民粹主義政治觀的鮮明立場，堅定維護人類社會的真實性與穩(wěn)定性，其本質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以“博愛萬物”的仁愛觀、“義以為上”的義利觀、“民為邦本”的民本觀、“多元和合”的天下觀為代表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國倡議的底色所在。
【關鍵詞】歷史正確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倡議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1.004
【作者簡介】孔新峰，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濟寧市儒學尼山學者，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西政治思想史、政治學基礎理論。主要著作有《小天下·中華文明：國家卷》、《從自然之人到公民：霍布斯政治思想新詮》、《政治學為什么重要》（譯著）、《政治觀念史稿：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譯著）等。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一方面，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決定了人類前途終歸光明。另一方面，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fā)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1]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兩度使用“變亂交織”一詞形容“三個之變”下的世界形勢。2022年，當地時間9月15日，在撒馬爾罕同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舉行雙邊會見時，習近平主席指出：“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體現大國擔當，發(fā)揮引領作用，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穩(wěn)定性。”[2]2022年7月28日，在應約同美國總統(tǒng)拜登通電話時，習近平主席指出：“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國際社會和各國人民都期待中美兩國發(fā)揮引領作用，維護世界和平安全，促進全球發(fā)展繁榮。這是中美兩個大國職責所在。”[3]“變亂交織”這一表述，深刻揭示了當今國際局勢正處于機遇與動蕩共生、變革與保守并存的矛盾境地，共識的難產致使人類社會站在“分”與“合”的十字路口，世界主要大國重任在肩。
“西方之亂”是世界陷入變亂交織的直接原因和集中體現。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以來，西方主要國家經濟下行，政治失序，社會割裂，冷戰(zhàn)思維和集團政治回潮，種族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自詡為“自由主義燈塔”的美國，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所奉行的“美國優(yōu)先”戰(zhàn)略使整個國家向門羅主義退卻，民粹主義思潮洶涌，政治社會亂象頻出，自由民主理論陷入困境，所引發(fā)的連鎖反應對世界和平與發(fā)展造成極大破壞。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難以擺脫“以西攝東”的思想進路，學界也常以西方為標準審視自身，淪為某種“忠誠度研究”（fidelity studies）的場域。[4]時易世變，這種文明赤字隨著“中國之治”優(yōu)勢的彰顯而漸趨消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chuàng)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fā)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wěn)定奇跡，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總結道：“十年來，我們經歷了對黨和人民事業(yè)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三件大事：一是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三是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團結奮斗贏得的歷史性勝利，是彪炳中華民族發(fā)展史冊的歷史性勝利，也是對世界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性勝利。”[5]
然而，人類社會正面臨和平與動蕩、發(fā)展與衰落的抉擇時刻，獨善其身絕非中國的選擇，“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時代之問亟待回應。作為文明型國家的中國，“有責任、有條件為人類新文明的重構提供中國智慧，有資格、有能力為全球交往理性的重塑貢獻中國方案”。[6]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準確認識決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走向的關鍵因素，牢牢把握戰(zhàn)略主動。”[7]從當前的世界形勢看，“把握戰(zhàn)略主動”的關鍵就是提出符合人類共同利益與共同價值的解決方案。由此，一系列基于深厚歷史文化傳統(tǒng)與深沉治國理政智慧的中國倡議應運而生，為回答時代之問、破解人類共同難題交出一份亙古彌新的東方答卷。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倡議的目標
黨的十八大報告正式提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總部發(fā)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時強調：“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fā)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8]2022年6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上發(fā)表主旨演講指出：“我們要不畏浮云遮望眼，準確認識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不為一時一事所惑，不為風險所懼，勇敢面對挑戰(zhàn)，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勇毅前行。”[9]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列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進一步指出：“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fā)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前途所在”。[10]2022年10月20日，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出席黨的二十大新聞中心第四場記者招待會時強調：“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和目標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fā)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11]作為一系列中國倡議的總體目標與核心關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回答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怎樣建設這個世界”的歷史難題，蘊含著對“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合理成分和“多元人類”（humankinds）文明史觀的尊重，嘗試拉近異質文明間的心靈距離，在單數與復數文明理論的交匯點構筑起兼具主體性與主動性的世界文明，根本上重塑西方中心的國際格局。在此目標之下，一系列中國倡議可被分為發(fā)展與安全兩個核心議題。
發(fā)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構建全球發(fā)展共同體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前提。作為推動全球發(fā)展的國際頂層合作倡議，“一帶一路”倡議摒棄了西方國家的掠奪型發(fā)展模式，本著“共商、共建、共享、共贏”原則，近十年來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推動金融市場發(fā)展、提升技術水平等舉措，極大助力了沿線國家的經貿增長和產業(yè)發(fā)展。[12]作為一種包容開放的合作框架，“一帶一路”倡議的參與成員和影響范圍是全球性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帶一路’打造成團結應對挑戰(zhàn)的合作之路、維護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進經濟社會恢復的復蘇之路、釋放發(fā)展?jié)摿Φ脑鲩L之路。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13]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全球發(fā)展倡議，主張堅持發(fā)展優(yōu)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普惠包容、堅持創(chuàng)新驅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行動導向。[14]全球發(fā)展倡議與“一帶一路”倡議一脈相承，二者都旨在為人類社會提供實現共同發(fā)展的國際公共產品與國際合作平臺，推動構建全球發(fā)展共同體。[15]
安全是發(fā)展的前提，構建全球安全共同體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保障。2022年，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議，主張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xù)的安全觀；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堅持統(tǒng)籌維護傳統(tǒng)領域和非傳統(tǒng)領域安全。[16]作為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安全公共產品，全球安全倡議呼吁以協商對話取代沖突對抗，以結伴共贏取代零和博弈，推動構建全球安全共同體。此外，中國還發(fā)出構建人類衛(wèi)生健康共同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海洋命運共同體等重要倡議，中國倡議涉及的領域范圍不斷擴展，要素結構不斷充實。[17]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提出了全球發(fā)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愿同國際社會一道努力落實。中國堅持對話協商，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推動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推動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推動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推動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18]上述一系列中國倡議，始終以推動構建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通過構建全球發(fā)展共同體與全球安全共同體兩條實現路徑，高舉人類共同的價值和責任，促進世界和平與發(fā)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chuàng)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維范式，描繪了國際秩序的美好圖景，標識了大國外交的未來方向，開創(chuàng)了人類文明的嶄新形態(tài)，打開了兩制并存的歷史空間，匡正了世界歷史目前階段的奮斗綱領”[19]，更集中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作為百年大黨的世界擔當。[20]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是中國倡議的本質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審時度勢提出的重大論斷。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fā)展中謀求自身發(fā)展，又以自身發(fā)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fā)展。”[21]2021年10月25日，習近平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發(fā)表重要講話時強調：“讓我們攜起手來，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為實現世界永續(xù)和平發(fā)展，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懈奮斗！”[22]2020年10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qū)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前，世界經濟面臨諸多復雜挑戰(zhàn)，我們決不能被逆風和回頭浪所阻，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3]“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系列表述貫穿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內政外交國防各方面，其核心含義可歸納為“一破一立”：“破”即堅決反對國際關系與全球治理領域的“逆全球化”思潮，及國內經濟社會領域的“逆開放”思潮；“立”即堅定主張選擇開放而非封閉，選擇合作而非對抗，選擇共贏而非獨占。[24]這一系列表述具備豐富的學理內涵：一方面，它還后真相的人類社會以真實性，“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意味著捍衛(wèi)歷史真相、堅守歷史真實、尊重歷史規(guī)律，警惕現實謊言與假象亂象的迷惑和蒙蔽；另一方面，它為不確定的當代世界賦予確定性，“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要求用“正確的歷史觀作支撐、來托底”，“不被現實逆流和‘回頭浪’所裹挾與淹沒”。[25]其表達的不僅是某種“鮮明立場與態(tài)度”，更是“確定方案與制度”，即主張“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推進“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以及堅定不移地推動本國經濟“全面擴大開放”等基于制度自信、上升為普遍性和建設性歷史敘事的中國方案。[26]
把握“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的深刻含義，需要理解世界的真實性與穩(wěn)定性是如何喪失的。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具有啟發(fā)性?，F代工業(yè)社會自身預設與發(fā)展進程之間的張力使其滑向風險社會。在風險社會中，風險制造者以風險承受者為代價來保護自身利益。西方社會的經濟、法律、政治制度不僅卷入了風險制造，更參與了對風險真相的掩蓋，這導致西方國家內部各類矛盾激化，更波及全球造成人類的生存風險。[27]秦亞青教授則從人類知識觀的重建這一基礎性視角出發(fā)，給出了世界偏離穩(wěn)定軌道的答案：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經典科學觀堅持確定性是世界的本質屬性，多年來已成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背景知識，塑造了知識生產的主導模式；但近年來以量子力學為代表的、認為不確定性是世界的內稟屬性的量子科學觀日益興起，從根本上顛覆了經典科學觀既有的知識生產結構與范式，使得構建非決定性理論成為新的知識生產取向。上述知識觀的重建不僅顛覆了國際關系理論既有的發(fā)展進路，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陷入持續(xù)不穩(wěn)定狀態(tài)的深層知識背景。以探尋事物因果關系為目的的概念與理論創(chuàng)新困難重重，對人類而言，世界正變得愈發(fā)難以把握。[28]有學者將世界真實性與穩(wěn)定性的喪失稱作“真實心靈的解體”：在技術飛速躍升的同時，人們對真實性的判斷力日益狹窄和模糊，致使社會事實的公共性消失、人文精神的陷落與科學烏托邦的興起。[29]國際力量的“東升西降”也使全球范圍內掀起去西方中心主義浪潮，不同文明、族群、國家對歷史闡釋權的爭奪導致歷史共識的難產，彼此間的心靈距離愈發(fā)遙遠。除上述宏觀分析外，根據德國概念史家萊因哈特·科澤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研究，現代轉型必然經過一段“鞍型期”，其間作為社會變遷指示器的概念會發(fā)生明顯改變，新詞大量涌現，老詞出現新意。如今人類社會或許正處于“鞍型期”當中，有些概念從無到有，如“后真相”；有些概念出現老詞新意，如“民粹主義”。[30]英國學者菲利普·塞吉安特（Philip Seargeant）也注意到，“后真相”和“民粹主義”兩種思潮的蔓延加劇了全球性治理困局。[31]因此，從二者出發(fā)理解今日世界狀況，是把握“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的明智之選。
“后真相”（Post-Truth）是指在輿論場中民眾的情感與信念高于事實本身，難以容忍與自己相左的意見，“后”并非時間意義上的“過去”，而是強調真相已無關緊要而被掩蓋。[32]“后真相”的出現，可歸咎于信息的多中心化、碎片化及算法革新和數據壟斷。這些要素造就了信息繭房與數據欺騙，致使民眾思維簡單化、感性化，使“真相難辨”，甚至“不辨真相”。“后真相政治”意味著政治事實從屬于人們的政治觀點，真相作為一種維護政治秩序、提供權力合法性來源的機制遭受顛覆，社會也因此喪失了真實感。民粹主義（Populism）的興起則破壞了世界的穩(wěn)定性，這一概念原指任何訴諸人民、反對精英的做法。[33]而今在西方社會卻形成了某種民粹主義的悖論：一邊是反精英的平民主義，底層民眾通過宣揚“沉默的大多數”的美德、批判腐敗的精英、選出政治強人等途徑，表面上影響了政治議程；另一邊則是視民眾為選舉工具的精英主義，各路政黨抓住民粹天然的狹隘排外傾向，出臺各類逆全球化的保守政策借機拉取選票。由此，形成了從高層到底層的民粹主義“大合流”。[34]“后真相”與民粹主義的疊加被政客加以利用，成為挑撥仇恨、塑造他者、政治極化、割裂社會及至以鄰為壑、開全球化倒車的觀念溫床，使全球真實性逐步喪失、穩(wěn)定性瀕臨崩潰。
中國倡議歷來秉持反“后真相政治”、反民粹主義政治觀的鮮明立場，其本質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500余年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反復證明，構建一個和平公正、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地球村”，才是“歷史正確的一邊”。無論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還是為西方所鼓吹的“普世價值”，制造的沖突與動蕩不盡其數，使人類付出了血與火的代價。與之相對，全球化進程說明人類文明的繁榮發(fā)展必然建立在多元文明共生共榮、交流互鑒的基礎上。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fā)展道路的現代化。我國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zhàn)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那種損人利己、充滿血腥罪惡的老路給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人民帶來深重苦難。”[35]因此，基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中國倡議堅持“和平與發(fā)展是世界潮流”的歷史事實與歷史規(guī)律，拒斥以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道路區(qū)分敵我的預設立場，破除“后真相政治”的魔咒；同時，中國倡議不以文明、種族、膚色、信仰、地域對人群作刻板劃分，堅決抵制對立沖突、分裂排外，倡導理解包容、對話合作，呼吁“四海之內皆兄弟”，徹底鏟除民粹主義政治觀的生存土壤。換言之，超越西方資本主義內部及其在世界范圍內散播的對立觀念，尊重各國基于自身文化傳統(tǒng)和制度探索，追求符合自身實際的文明發(fā)展道路，是中國倡議在文明向度上的基本主張，更是一系列中國方案的出發(fā)點與落腳點?？傊?ldquo;時間將證明，中國主張是實現世界永續(xù)和平發(fā)展、開創(chuàng)人類更美好未來的正確方向”。[36]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國倡議的底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chuàng)新的寶藏。”[37]“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38]中國倡議之所以獨具特色且廣受贊譽，正是因為其深深植根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國傳統(tǒng)的仁愛觀、義利觀、民本觀、天下觀，共同繪制了中國倡議鮮明的文明底色。
（一）“博愛萬物”的仁愛觀。孔子有云：“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仁”是儒家思想的基石，也是中華文明的靈魂所在，其影響綿延深遠。作為當今中國政治“活著的傳統(tǒng)”，先秦儒家德性政治的內在本質便是“仁義”，“是把人當人看的政治”。[39]“仁，親也。從人，從二”（《說文解字》）暗喻了“仁”并非是基于血緣的狹義之愛，而是對天下萬物之博愛，其學理內涵符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的演進邏輯。“仁者自愛”（《荀子·子道》）是“仁”之前提；“親親”是“仁”之本源，“仁”始于行孝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上》）且能懷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仁”所內在的超越血緣關系的“人類性”便情理皆同，所謂“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孝之施，愛天下之民”（《郭店楚簡·唐虞之道》）；進而以“仁”治國便是“仁政”，施仁政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尚書·洪范》）。孟子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tài)，仁愛是天人關系的自然延展，行“仁”須敬天愛物，所謂“愛物惜命，仁者與天地萬物一體，民胞物與”。[40]需注意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仁愛觀并非無原則的泛愛，或西方宗教意義上的“博愛”，而是提倡一種以誠信為本、由內向外、天人一體的差序之博愛，由此完成“人”與“仁”的互構，及人與自然的和合。
當前，世界因亂失真，和平赤字、發(fā)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續(xù)拉大，國際互信跌入冰點，根本原因在于當今人類社會缺乏“仁愛”。中國倡議蘊含“博愛萬物”的理念，以人類命運為己任，擔當起“仁者愛人”的責任。一方面，中國倡議的前提是把自己的事做好，進而發(fā)揚“立己達人”精神，堅定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倡導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各國避免零和博弈、走向深層互利互信。另一方面，中國倡議堅持“仁民愛物”，努力提高世界發(fā)展成果的普惠度。在“一帶一路”倡議支持下，近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穩(wěn)中有升。據官方數據，2013～
2020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直接投資流量為1398.5億美元，年均增長8.6%。中國始終致力于縮小南北差距，堅定支持和幫助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加快發(fā)展，提出構建人類衛(wèi)生健康共同體倡議，以身作則力爭實現“碳中和”目標，這些倡議的落實深度契合世界人民的迫切需求，充分體現傳統(tǒng)仁愛觀主張的生命至上、萬物一體等理念。當然，“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不守誠信、擾亂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可恥行徑并不在仁愛關懷對象范圍內，應給予批判與嚴懲。中國倡議始終旗幟鮮明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毫不動搖反對任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傊袊h反映了中華文明中鮮明的“博愛萬物”的仁愛觀，“仁”作為符合人類心靈價值的哲學概念，必將成為時代之問的診斷良方與聯結中西文明的重要支點。
（二）“義以為上”的義利觀。義利之辨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核心問題之一，本質關注的是利益與德性的關系。義利之辨的核心是以義制利、以義促利、重義輕利。有學者將其歸納為：明確反對見利忘義，肯定合理之利，動機上反對“以義求利”但結果上可以接受“因義得利”，特殊情況下會選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41]總之，義利之辨是一種“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的德性要求。義利與民本、天下密切相關，“正德、利用、厚生”乃治國“三事”（《左傳·文公七年》），“厚生”是“利用”的目的，“正德”是“利用”的規(guī)矩。“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上》）概言之，取合義之利經世濟民并構建合理的正義分利機制，是治國者的重要責任，也是踐行“義以為上”的義利觀的最高表現。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加強同發(fā)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維護發(fā)展中國家共同利益”。[42]“義為利上”的義利觀貫穿于中國倡議的方方面面，也正是中國倡議將傳統(tǒng)義利觀的精神推及國際秩序，顯著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具體來說，其一，以人類大義為國際行為的準則，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出發(fā)推動國際合作，謂之“義”。其二，做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推動構建開放包容的世界經濟，為全人類謀發(fā)展，謂之“利”。其三，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大力支持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使全球化的成果更好地惠及世界人民，謂之“正義分利”。黃宗羲有言：“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明夷待訪錄·原君》），可謂道出了領導權的本質要求。倘若在國際事務中只考慮本國利益，不顧他國意見，甚至在本國遇到危機時謀求禍水外引，即是對天下不義之表現，自然會喪失他國的尊重與信任。中國倡議之所以得到世界各國的響應與贊同，正是因為中國一貫秉持天下公義立場，站在人類的角度呼吁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為不同國家創(chuàng)造平等發(fā)展的機會，真正實現了弘義融利、義以為上。
（三）“民為邦本”的民本觀。黃俊杰先生曾指出：“人的因素在吾國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其極端重要之地位。”[43]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夏書·五子之歌》），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再到“天下為主，君為客”（《明夷待訪錄·原君》），“因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仁學》），民本思想源遠流長，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有學者將其概括為：“核心理念是‘以民為本’，基本思路是‘立君為民’‘民為國本’‘政在養(yǎng)民’。”[44]內容上以重民、愛民、養(yǎng)民、教民、保民等為主。[45]需注意的是，傳統(tǒng)民本觀包含兩個面向。一方面，“民生”連接“民心”，而“民心”則是“天道”的反映。趙汀陽先生指出：“按照中國民本主義的信念，民眾的選擇總與天意吻合。”[46]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泰誓上》），“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易傳·彖傳下·革》），“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宋太宗趙光義《戒石銘》），天意與民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天道遠而不易察，便以人道（民心）為代表。應人道以順天道，“生民”成為治國要務。另一方面，“生民”所需的絕不僅是恩惠式、單向度的“民生”，而是具備“君民皆由天所生”的平等主義底色，可作為接續(xù)現代“民主”的寶貴傳統(tǒng)資源。[47]
中國倡議繼承并發(fā)揚了傳統(tǒng)的民本觀，由“民為邦本”推演到“民為天下本”。人類社會何去何從，最終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中國倡議堅信，唯有世界人民才是“世界史”的創(chuàng)造者。當前，和平與發(fā)展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的呼聲，是國際社會的“民心”，代表歷史發(fā)展潮流的“天道”，理應得到捍衛(wèi)。一方面，不同于西方社會中“民主的幻覺”[48]，中國倡議所秉持的民本思想是為了給世界人民帶來實打實的好處：發(fā)展層面，中國采取一系列舉措加速人類減貧脫貧進程，增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fā)言權，讓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國人民；安全層面，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大力推進聯合國維和行動，全面開展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國際合作，始終遵循世界民心所向。另一方面，中國倡議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fā)展道路，以多元包容取代所謂的“普世價值”，實現國際社會中“生民”與“民生”的互構，踐行“民為天下本”的理念。
（四）“多元和合”的天下觀。“尚和合，求大同”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獨特內涵，可視作中華文明的元理論之一。“和合”一詞初見于“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國語·鄭語》）“和”是和諧、和睦、和平、祥和，“合”是融合、結合、合作、和解。“和合”是指自然社會、人際、人的心靈及文明中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沖突、融合，與在沖突、融合的動態(tài)過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為新生命、新事物的總和。”[49]簡言之，“和合”意味著在保持事物多元性的基礎上和諧相處、交流融合。因此，僅“內圣”自修是無法達到和合之境的，與萬物相關聯是更重要的途徑。牟宗三先生指出：“（儒家）其道德心愿究不能與政治劃開，完全退縮于以個人之成德為滿足……此與個人之能不能得、能不能作，并無關。不因我不能得、不能作，即可不過問，而認為與我不相與。”[50]錢穆先生也認為：“吾國自古政治，即抱有一超階級超民族的理想，即抱有一對人類全體大群盡教導督率之責任。”[51]由是觀之，以一種整體性的開放思維面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中國自古有之的立場。可以說，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始終包含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致力構建“天下型國家”，蘊含著反思與超越現代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的勢能。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堅持胸懷天下。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52]習近平總書記也曾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大就要有大的樣子。”[53]中國共產黨“大的樣子”集中表現于其始終胸懷造福天下的大格局、大境界、大擔當，以世界眼光洞察人類發(fā)展進步潮流，矢志不渝追求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積極回應各國人民普遍關切。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世界弊病開出的“中國藥方”，中國倡議始終秉持“多元和合”的天下觀：其一，堅持以和為貴、兼愛非攻的和平志向，[54]中國倡議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fā)展友好合作，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系，致力于擴大同各國利益的匯合點。其二，傳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wèi)靈公》）的和立原理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和達原理，[55]中國倡議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原則，不斷以中國新發(fā)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好惠及各國人民。其三，主張和而不流、“美美與共”，中國倡議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fā)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國倡議立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真誠呼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yōu)越，以期構建起穩(wěn)定性與真實性并存的“大同天下”，開創(chuàng)一種具有東方氣質、大國氣象、天下情懷、和平主義性質、社會主義定向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56]，有力且有效地回答關乎人類命運的時代之問。
（本文系山東大學2022年度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項目“儒家德性政治基礎理論建構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RWZD15；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張弘揚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釋
[1][5][10][18][21][35][42][5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2]《習近平會見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人民日報》，2022年9月16日，第1版。
[3]《習近平同美國總統(tǒng)拜登通電話》，《人民日報》，2022年7月29日，第1版。
[4]黃俊杰：《關于21世紀東亞研究的幾點思考》，《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6][19][56]陳曙光：《“世界之問”與中國方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6、224、309頁。
[7]習近平：《新發(fā)展階段貫徹新發(fā)展理念必然要求構建新發(fā)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8]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求是》，2021年第1期。
[9]《習近平出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并發(fā)表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22年6月23日，第1版。
[11]《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出席黨的二十大新聞中心第四場記者招待會》，2022年10月20日，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210/t20221020_10787360.shtml。
[12]孟猛、鄭昭陽：《“一帶一路”倡議是否促進了沿線國家的產業(yè)發(fā)展？——來自“一帶一路”國家向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的證據》，《國際商務研究》，2022年第5期。
[13][2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91～492、477頁。
[14]《習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fā)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9月22日，第1版。
[15]李志強：《論全球發(fā)展倡議的重大意義》，《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7期。
[16]《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發(fā)表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22年4月22日，第1版。
[17]王水興：《中國共產黨為人類文明發(fā)展貢獻三大方案》，《學術界》，2022年第8期。
[20][54]張源、孔新峰：《論中國共產黨的世界擔當》，《黨建研究》，2018年第8期。
[23]《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qū)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10月15日，第2版。
[24][26]孔新峰：《把握“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的深刻內涵》，《人民論壇》，2022年第36期。
[25]徐文秀：《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學習時報》，2020年12月7日，第A2版。
[27]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張文杰、何博聞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3～9頁。
[28]秦亞青：《知識觀重建與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進路——以三大理論批判為例的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9期。
[29]金觀濤：《消失的真實：現代社會的思想困境》，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第1～4頁。
[30]孟鐘捷：《大變局下歷史闡釋的公共性塑造：以科澤勒克的“鞍型期”理論為范例》，《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8月31日，第2版。
[31]安德魯·甘布爾：《政治學為什么重要》，孔新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9頁。
[32]Lee McIntyre, Post-Tru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p. 23.
[33]約翰·安德魯斯：《各種“主義”》，徐龍華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68頁。
[34]Cas Mudde; Cristo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6.
[36]和音：《堅定不移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人民日報》，2022年3月28日，第3版。
[37]習近平：《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38]《習近平的文化情懷》，《人民日報》，2022年5月12日，第1版。
[39][47]孔新峰：《先秦儒家德性政治理論的初步重構》，《孔子研究》，2022年第3期。
[40]韓星：《儒家核心價值體系——“仁”的構建》，《哲學研究》，2016年第10期。
[41]李翔海：《儒家“義利之辨”的基本內涵及其當代意義》，《學術月刊》，2015年第8期。
[43]黃俊杰：《春秋戰(zhàn)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臺北：問學出版社，1977年，第13頁。
[44]張分田、張鴻：《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內涵與外延芻議》，《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45]張師偉：《中國傳統(tǒng)民本思想的社會基礎、理論邏輯與發(fā)展極限》，《學術界》，2021年第5期。
[46]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8頁。
[48]諾姆·喬姆斯基：《必要的幻覺：民主社會中的思想控制》，王燕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6頁。
[49]張立文：《東亞意識與和合精神》，《學術月刊》，1998年第1期。
[50]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第7頁。
[51]錢穆：《中國傳統(tǒng)政治與儒家理想》，《政學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02頁。
[53]習近平：《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12月2日，第2版。
[55]張立文：《中國傳統(tǒng)和合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
On the Objectives, Essence and Foundation of China's Initiatives
Kong Xinfeng
Abstract: China puts forward its own initiatives in the face of a world in which trends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are evolving and the questions posed by the times: Where should human society go from here? With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hina's initiatives uphold a clear position against "post-truth politics" and populist views, and firmly defend the authenticity and stability of human society,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o "stand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 benevolent concept of "love for all", the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as the superior",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of "regard 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world view of "pluralistic harmony", is the underlying foundation of China's Initiatives.
Keywords: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hina's Initiatives
責 編／張 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