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近代以來，中國人關于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從未停歇。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遵循中國悠久的歷史邏輯、順應時代背景，與時俱進地提出現代化建設的戰(zhàn)略目標和總體方針，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在實踐中不斷拓展內涵。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形成了成熟的理論體系，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創(chuàng)新的新境界。這一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產物，也是“中和”思想在當代條件下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為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廣闊的發(fā)展空間、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中國式現代化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現代化理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 中和思想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4.002
趙可金，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長聘教授，清華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外交學理論、中國外交、中美關系。主要著作有《全球治理導論》《非傳統外交導論》《把握未來：美國總統政治形態(tài)研究》《治理美國：國會的角色與模式》等。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直面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課題，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與時俱進地運用閃耀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真理光輝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明確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境界。理解“中國式”的內涵，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是什么、干什么和怎么干的問題，是完整、準確、全面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對于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zhàn)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邏輯
讀史使人明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首先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邏輯和時代背景。近代以來，面對中外力量對比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zhàn)，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時間邏輯與從本土走向世界的空間邏輯的統一。晚明以降，除一些封建士大夫通過“向后看”的視角固守“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祖訓之外，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和唐甄等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開經世致用之風氣，從思想層面反思中國古典思想之故智，通過“向前看”的視角開啟萬國天下之新學。[1]尤其是以林則徐、魏源、馮桂芬等人為代表的晚清思想家“睜眼看世界”[2]，摒棄傳統“向內看”的視角和“以夏變夷”的安邦定國之策，轉而采取“向外看”的視角以鼓呼“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富國強兵”之救國方略，甚至倡導師法歐日之“戊戌變法”方案，然皆不能挽狂瀾于既倒，近代中國依然一步步地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淖。
從空間邏輯來看，面對近代以來國破家亡的艱危困局，革命道路成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主導方案，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最初以遵循空間邏輯為主、兼顧時間邏輯。從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到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舉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旗幟，歷經長達近半個世紀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最終建立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隨著革命建國任務的完成，如何建設一個現代化強國的任務擺上了中國領導人的議事日程。關于現代化的問題，中國的歷代志士仁人都做了堅持不懈的探索。早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提出了“為著中國的工業(yè)化和農業(yè)近代化而斗爭”[3]的想法。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同志提出革命勝利以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yè)和輕工業(yè)，使中國由農業(yè)國變?yōu)楣I(yè)國”[4]。由于沒有掌握政權，中國共產黨人的這一主張在當時沒有條件落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實現現代化就被確立為國家的戰(zhàn)略總目標，逐步轉向以時間邏輯為主，兼顧空間邏輯。1953年，毛澤東同志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yè)、對手工業(yè)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5]。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同志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提到，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yè)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6]隨后，周恩來同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yè)、現代化的農業(yè)、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yè)和現代化的國防”[7]，這是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概念。在1956年舉行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實現“四個現代化”被寫入黨章。[8]此后，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講話中多次闡述現代化問題，先后將現代工業(yè)、現代農業(yè)以及現代科學文化作為現代化的重要內容。[9]1959年年末至1960年年初，他提議重新加上國防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yè)現代化，農業(yè)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0]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明晰地表達“四個現代化”的思想。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1964年12月21日，周恩來同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國家總體戰(zhàn)略目標，“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yè)、現代工業(yè)、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1]。然而，“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受到嚴重干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1月，在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的主導下，周恩來同志在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新提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即“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yè)、工業(yè)、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2]，然而，其最終因受極“左”思潮的沖擊，并沒有真正得到實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推進現代化建設成為具有全局意義的戰(zhàn)略，實現現代化的戰(zhàn)略真正得以推行，進入到時間邏輯與空間邏輯并重的階段。隨著全黨和全國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吸取歷史教訓，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確立了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鄧小平同志提出：“一切決定于我們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所以，從八十年代的第一年開始，就必須一天也不耽誤，專心致志地、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決不允許再分散精力。”[13]事實上，作為一個明確的概念，“中國式的現代化”最初是由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1979年3月21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執(zhí)行委員會代表團時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概念，“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14]。幾天后，鄧小平同志在黨內正式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F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15]。在以后的多個場合，鄧小平同志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小康社會”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我們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最低目標，是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16]。在毛澤東同志關于現代化“兩步走”戰(zhàn)略設想基礎上，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的戰(zhàn)略步驟，解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橋與路”問題。[17]
在“三步走”的戰(zhàn)略步驟基礎上，黨的十五大報告又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即“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fā)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18]。此后，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均對“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作了強調和安排。[19]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從黨的十八大到黨的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一方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另一方面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xù)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fā)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21]這一莊嚴宣告向全世界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信心和決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領導人關于現代化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在總結世界各國現代化經驗教訓基礎上走出的一條現代化新路。2020年10月，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為中國式現代化指出了前進方向。“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guī)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fā)展道路的現代化。”[22]202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站在百年歷史經驗的歷史高度，進一步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戰(zhàn)略定位及其歷史開創(chuàng)意義。“我們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tài)文明協調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chuàng)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23]2022年10月，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代表全黨進一步將中國式現代化提升到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高度，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24]。至此，中國式現代化在理論上已經日臻成熟，它不僅貫穿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時間邏輯，也貫徹中國從本土走向世界的空間邏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供思想指引和行動指南。
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基因
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要義，關鍵是精準把握“中國式”的文化基因。“中和”思想是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在中文語境中，“中”是指“允執(zhí)厥中”“執(zhí)兩用中”，強調不走極端，處事持中守正。“和”則是指“和而不同”“和實生物”，強調求同存異、和合共生。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中和”思想守正創(chuàng)新，與時俱進，逐漸確立了其根深葉茂、馳而不息的精神內涵，也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根基，成為中國式現代化之時間邏輯的起點。
作為中華古典時期形成的原生性智慧，“中和”思想發(fā)端于上古圖騰、原始神話以及古老傳說，歷經先秦諸子之百家爭鳴、兩漢經學之興衰起伏、魏晉玄學之氤氳叆叇、隋唐學術之三教并立、宋明理學之頓漸合一等發(fā)展階段，逐漸形成了不同學說允執(zhí)厥中、和而不同的局面，并沉淀為一套完整的中國式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方法論，承載著中華文明歷久彌新的文脈靈魂和文化生命。因此，中華文明之所以歷經千年而不衰，核心就在于“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25]，包括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所有這一切歸結起來就是“中和”思想，這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文化基因。歸結起來，“中和”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允執(zhí)厥中。這是“中和”思想對待一切事務的根本立足點。“允執(zhí)厥中”語出《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26]。堅持允執(zhí)厥中，就是對待任何事物都要秉持一種不偏不倚的立場，符合中正之道。所謂“中”，就是堅持君子務本，本立道生，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所謂“正”，就是強調自信自立，守正創(chuàng)新，求大道任自然，凌萬物而超脫。“中和”思想強調允執(zhí)厥中，就是要求在根本性問題上持中守正，在原則立場問題上絕不動搖，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黨的二十大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弘揚偉大建黨精神，自信自強、守正創(chuàng)新，踔厲奮發(fā)、勇毅前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27]顯然，這一主題與持中守正的立場是內在契合的，強調自立自強、守正創(chuàng)新。特別是報告強調要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充分體現出在發(fā)展道路選擇上的持中守正，“堅持道不變、志不改，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fā)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把中國發(fā)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8]。
二是和而不同。這是“中和”思想治理世界多樣性的指導原則。面對世界多樣性，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強調通過協調“不同”來達到多樣性之間的“和諧”。早在春秋時期，史伯與晏嬰關于事物矛盾對立因素多樣性和單一性的“和同之辯”，就集中反映了中國古人倡導的“和而不同”之道。“和”與“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謂“和”，史伯言“以他平他謂之‘和’”[29]，強調尊重事物之間矛盾性和多樣性基礎上的和諧統一，如同“和羹之美”“佳樂之和”。所謂“同”，則是指忽視事物之間個性差異的強行一致。因此，堅持和而不同，就是主張通過協調“不同”，從而達到和諧統一，強調處理事物要立足于從矛盾對立因素的多樣性出發(fā)，尋求彼此之間的“和”，而不應僅僅追求表面上的無差異的“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30]，“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1]。只有尊重世界多樣性，通過“和而不同”和“求同存異”，才能形成一種萬物繁榮的局面。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論述“中國式現代化”時，十分強調“和而不同”的泰和之道，強調堅持胸懷天下，“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yōu)秀文明成果”[32]，中國式現代化更是強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與世界命運與共，呼吁弘揚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價值，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等，所有這一切都集中體現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
三是執(zhí)兩用中。這是“中和”思想解決事物之間差異和矛盾的重要方法論。朱熹在《中庸章句》云：“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33]世間萬物皆陰陽互濟，一分為二，存在著矛盾的兩個方面。堅持“執(zhí)兩用中”的方法論，就是正確把握和處理矛盾雙方相互對立、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不可偏執(zhí)一端，而應視不同情況而選擇一個把握好事物兩方面互動轉化的分寸與火候，從而達到中和平衡，防止“過”與“不及”。《禮記·中庸》中解釋了執(zhí)兩用中之道，“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34]強調不管處理什么事情，都要視其不同情況作出相應的適宜舉措，即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35]。中國式現代化就是對大量矛盾關系執(zhí)兩用中地作出選擇，比如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上，強調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上，強調毫不動搖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在構建新發(fā)展格局上，強調堅持以國內大循環(huán)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huán)相互促進；在推動高質量發(fā)展上，強調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在發(fā)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上，強調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在推動綠色發(fā)展上，強調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fā)展，等等。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在事關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一系列戰(zhàn)略安排上，中國式現代化均體現執(zhí)兩用中、統籌兼顧的基本方法論。
四是和合共生。這是“中和”思想追求的大道天下、萬物咸若之理想境界。“和羹之美，在于合異。”[36]在《國語》《管子》《論語》等眾多古典文獻中，均尊崇和衷共濟、和合共生之道，強調不同事物、不同觀點、不同價值觀之間要和諧包容、和合共生，以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在中國古典文化中，天下、大同是兩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實現“天下大同”是中華文明追求的理想?！抖Y記·禮運》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37]“天下”是中國古人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基礎上的世界觀，“大同”則是一種強調愛無差等、陰陽交融的和合境界。在這一理想社會指引下，體現著和合共生精神的“以和為貴”“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等理念就成為中國古人追求的人類社會相處之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所追求的和平發(fā)展道路、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新型國際關系、互利共贏開放戰(zhàn)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38]的中國方案，無一不昭示著中國追求與世界命運與共、和合共生的相處之道。總之，誠如二十大報告所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fā)展道路的現代化，“高舉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fā)展中謀求自身發(fā)展，又以自身發(fā)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fā)展”，“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yōu)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zhàn)”[39]。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wěn)腳跟的根基”[40]。“中和”思想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基因，蘊藏著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解決當今人類面對的眾多全球性挑戰(zhàn)的重要啟示。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要以“中和”思想為基，聚焦當今中國和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和挑戰(zhàn)，推進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鑒，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程中推動中華文明實現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不斷提出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和中國價值的現代化理念、主張、戰(zhàn)略和方案，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陽關大道。
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路徑
“中和”思想回答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基因問題，但這一文化基因如何轉化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對于這一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闡述了思考和研究的理論路徑：“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41]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提出，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產物，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本質上體現著中西知識體系碰撞的空間邏輯和古今知識體系疊加的時間邏輯。
（一）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空間邏輯。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針對一些人主張推行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看法，中國共產黨給出了不同的答案，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人口規(guī)模和經濟、社會、科技、文化都比較落后的大國推進現代化建設，必須結合中國具體實際，走自己的路。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同志在總結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42]在鄧小平同志看來，“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fā)”[43]，中國的特點就是“人口多”、“耕地少”、“在經濟、科技方面‘窮’和‘弱’”，但是，中國“塊頭大，所以有點用處”[44]，“中國在國際上所處的戰(zhàn)略地位不是無足輕重的”[45]。因此，1983年6月，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參加北京科學技術政策討論會的外籍專家時表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46]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推進現代化建設問題，中國共產黨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回答前進道路上遇到的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和時代之問，提出了“三步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高質量發(fā)展等一系列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實現了重大創(chuàng)新和突破，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創(chuàng)立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fā)，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47]，“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guī)模超過現有發(fā)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fā)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48]。在系統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黨的二十大報告系統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內涵、本質要求和戰(zhàn)略安排，這標志著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成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勝利。
（二）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時間邏輯。實現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二十世紀以來，圍繞著文化與現代化的問題，學界掀起了“全盤西化”與“儒學復興”的激烈爭論，針對一些人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圍繞如何喚醒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同時又激活其現代化的靈魂，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主張，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對話融通。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大力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牢牢扎根。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優(yōu)秀傳統文化作為“根”和“魂”的意義，認為博大精深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wěn)腳跟的根基”[49]。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更是強調“優(yōu)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fā)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50]“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51]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是內在契合的，盡管兩者在理解世界的視角上各有側重，但在追求“天下大同”和“人類解放”的理想目標方面“心有靈犀”。只有植根中華文明的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實現根深葉茂；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才能實現偉大復興。
在反復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和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相結合”[52]的重要論斷。這是一百多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為什么行的根本原因，也是解答“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的重要密碼。因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53]，彰顯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定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創(chuàng)新的新境界，是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勝利。
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基礎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一個偉大的時代，必然呼喚偉大的時代精神，呼喚新的哲學。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提出，必然離不開其背后蘊藏的作為偉大時代精神的新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古典哲學以及世界多樣文明背后眾多哲學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鋒下，中國式現代化逐漸確立起了獨特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黨的二十大報告從哲學高度闡述了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強調繼續(xù)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chuàng)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54]。黨的二十大報告將這一新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概括為“六個堅持”，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堅持人民至上。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是一切哲學的基本問題，貫穿哲學發(fā)展史的全過程。對于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決定著哲學本體論的基本性質和發(fā)展方向。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本體論基礎是堅持唯物史觀、堅持人民至上的根本價值導向，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這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屬性決定的。
堅持人民至上，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根本屬性，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堅持唯心史觀的現代化理論，否認社會發(fā)展存在客觀規(guī)律，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把推動現代化發(fā)展的動力歸結為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引發(fā)的人們思想動機的變化，強調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一切現代化都是觀念的現代化，傾向于從神的意志、某種隱秘的理性等精神因素角度解釋現代化進程。相反，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動力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主體，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是理論創(chuàng)新的不竭源泉。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基礎就是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導向，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要站穩(wěn)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chuàng)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為人民所喜愛、所認同、所擁有的理論，使之成為指導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55]因此，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全面推進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式現代化，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
堅持自信自立。主體和客體的關系問題，也是一切哲學不容回避的基本問題，是哲學認識論的核心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決定著哲學認識論的基本性質和選擇取向。實踐是認識的源泉，一切認識歸根到底都是從實踐中獲得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認識論基礎是堅持實踐論和可知論，堅持自信自立的精神特質，形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思想，堅持認為“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fā)，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56]，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堅定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的集中體現。
堅持自信自立，體現著唯物辯證法的基本精神，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精神標識。近代西方哲學認識論主要是以理性為核心的主體與客體二元對立的“二分論”，要么強調從一般到個別的演繹法，要么重視從個別到一般的歸納法，都服務于追求現代化的最佳道路、完美制度和所謂的普世價值觀，這一切都深刻左右著其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相比之下，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認識論基礎是強調主體的非決定性，認為主體與客體融合互通，堅持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更加積極主動地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誠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所創(chuàng)造”[57]。因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我們要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積極的歷史擔當和創(chuàng)造精神為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作出新的貢獻”[58]?？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在認識論上“既不能刻舟求劍、封閉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59]，而應該堅持自信自立，把推進現代化放在發(fā)展自己力量的基點上，真正把中國式現代化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堅持守正創(chuàng)新。繼承和創(chuàng)新的關系問題，是發(fā)展哲學的核心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決定著中國式現代化之發(fā)展哲學的基本性質和選擇取向。發(fā)展是一個哲學概念，發(fā)展根源是事物內部的矛盾，發(fā)展的本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中國式現代化的發(fā)展哲學是堅持在唯物辯證法指導下的守正創(chuàng)新，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觀點的前提下，貫徹新發(fā)展理念，構建新發(fā)展格局，形成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的戰(zhàn)略。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守正精神，“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動搖，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動搖”[60]；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創(chuàng)新精神，“以滿腔熱忱對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斷拓展認識的廣度和深度，敢于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于干前人沒有干過的事情，以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61]。這是堅持唯物辯證法的體現，也是對發(fā)展哲學的創(chuàng)新。
堅持守正創(chuàng)新，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哲學的基本精神，塑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風格。反觀歷史，在現代化道路選擇上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一個國家走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往往取決于自己的國情特點和面臨的時代形勢。即便是近代以來實現現代化的歐美國家，其現代化道路也是既有共同特征，也在發(fā)展途徑、推進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立足本國國情，保持戰(zhàn)略定力、堅定歷史自信，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方案，不能盲目跟隨其他國家現代化的節(jié)奏，而應該堅持穩(wěn)中求進、循序漸進和持續(xù)推進。同時，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也必須緊跟時代步伐，順應實踐發(fā)展和潮流所向，“敢于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于干前人沒有干過的事情，以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62]，做到積極創(chuàng)新和推陳出新。這是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哲學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所在。
堅持問題導向。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問題，是實踐哲學的核心問題。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63]，這一判斷解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如何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需要回答的重要問題。事實上，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普遍發(fā)生了從傳統理論哲學向實踐哲學的轉向，不再停留在對哲學家個人心智和行為的思索，而是聚焦社會實踐中的行動，關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關系。在中國哲學中，從先秦哲學到孫中山先生的哲學，也十分重視知行合一和道德實踐，但一直沒有形成系統的實踐觀。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基礎上，系統總結了中國古代的知行觀，確立比較系統的實踐哲學觀，為中國式現代化確立了實踐哲學基礎。[64]
堅持問題導向，體現著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的精神，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源頭活水。堅持問題導向，就是堅持社會實踐是認識發(fā)展的來源和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要堅持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積極傾聽時代呼聲，將回答并指導解決問題作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工作方法。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增強問題意識，聚焦實踐遇到的新問題、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國際變局中的重大問題、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不斷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65]顯然，只有在實踐中不斷回答和解決各方面的問題，中國式現代化才能走得通、走得遠。
堅持系統觀念。要素和整體之間的辯證關系，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思想方法的問題。一般來說，整體與要素存在嚴格的界限，彼此在地位和功能上各不相同。但是，整體和要素又是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和發(fā)展變化的，兩者在一定條件能夠相互轉化，要堅持整體與要素的統一。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由一系列部分構成的大系統，只有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fā)展變化的觀點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才能真正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規(guī)律。尤其是20世紀40年代以來系統論的發(fā)展，為觀察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成熟的方法論。
堅持系統觀念，就是要牢固樹立正確大局觀的科學思想方法，堅持系統論的基本工作方法，正確處理中國式現代化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huán)境三方面的關系。所謂正確大局觀，就是不僅要看到中國式現代化全局和全過程的諸多現象和具體細節(jié)，更要把握本質與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窺一斑而知全豹，謀全局以定一域，真正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避免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中國式現代化關涉治國理政的全局，所觸及的利益關系盤根錯節(jié)，牽一發(fā)而動全身，需要通盤考慮，系統推進。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善于通過歷史看現實、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不斷提高戰(zhàn)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chuàng)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整體性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yè)提供科學思想方法。”[66]治大國如烹小鮮，面對中國式現代化正在經歷的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必須學會登高望遠，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扎實工作，一步步地統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走深走實，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xù)以及更為安全的發(fā)展。
堅持胸懷天下。內部與外部的關系，是一個世界哲學的問題。認識和處理自身與世界的關系，歷來是一個國家安身立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究竟是主張孤立于世界之外的犬儒主義，還是主張世界一家的斯多葛主義，無論作出哪種選擇都直接左右著國家的發(fā)展前景。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世界，中國實行的是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zhàn)略，中國共產黨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政黨，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哲學是堅持胸懷天下的開放哲學。這一哲學的基本邏輯是將人類看作是一個整體，超越了地域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更關注人的類本質屬性，著眼于從人類社會整體層面觀察和分析問題。從頂層設計著眼，從基層創(chuàng)新努力，一步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是堅持胸懷天下的大視野大境界，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之天下情懷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堅持胸懷天下，體現著馬克思主義關于實現人類解放和中國古典文化關于“天下一家”的文化基因，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條件。近代以來，歐美國家的現代化往往伴隨著戰(zhàn)爭、殖民、掠奪等充滿血腥罪惡的行為。中國式現代化強調胸懷天下，“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fā)展中謀求自身發(fā)展，又以自身發(fā)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fā)展”[67]。上述世界哲學決定了中國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霸凌行徑，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保護主義，反對“筑墻設壘”“脫鉤斷鏈”，反對單邊制裁、極限施壓，反對搞針對特定國家的陣營化和排他性小圈子，所有這些可能造成世界分裂和不穩(wěn)定的行為都與胸懷天下的世界哲學相違背，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相違背，是不得人心的，也不會有前途。
結論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初步回答了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國家方略問題。對于中國式現代化，我們需要將其置于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全局之中來認識。面對中外力量對比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zhàn)，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面對我國國情變化的小生態(tài)和世界世情變化的大生態(tài)，中國式現代化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時間邏輯與從本土走向世界的空間邏輯的統一，貫穿著中華民族發(fā)展史和世界近現代史相結合的大歷史邏輯。
因此，只有堅持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國際和國內相結合的辦法，從整體到要素、再從要素到整體進行反復揣摩，才能全面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邏輯，達到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境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邏輯是一定歷史—社會—文化條件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基因在內外諸生態(tài)因素沖擊下的現代化邏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基因是在中華文明發(fā)展史上根深蒂固的“中和”思想。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在邏輯上成立，歸根到底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產物，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本質上體現著中西知識體系碰撞的空間邏輯和古今知識體系疊加的時間邏輯。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受制于中國特定的國情，而且也在發(fā)展過程中沉淀成為獨特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即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堅持人民至上、堅持自信自立、堅持守正創(chuàng)新、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系統觀念、堅持胸懷天下。事實上，上述“六個堅持”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古典哲學和世界多樣文明背后眾多哲學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鋒的產物，是“中和”思想在當代條件下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這為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廣闊的發(fā)展空間，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注釋
[1]何九盈、王寧、董琨主編：《辭源》（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2]以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魏源編撰的《海國圖志》以及馮桂芬所作的《校邠廬抗議》等作品為代表，體現了晚晴思想家的“睜眼看世界”，對晚清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產生了積極意義。
[3]《更加勇敢而勤勞地建設我們的祖國——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和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人民日報》，1953年5月1日，第1版。
[4]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0頁。
[5]《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6頁。
[6]《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人民日報》，1954年9月16日，第1版。
[7]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之一）》，《人民日報》，1954年9月24日，第1版。
[8]邱守娟：《毛澤東的思想歷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6頁。
[9]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日報》，1967年6月19日，第1版。
[10]《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83頁。
[12]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75年1月21日，第1版。
[13][44][4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85、198、314頁。
[14]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大事記》，《人民日報》，2021年7月28日，第6版。
[15]《鄧小平同志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頁。
[1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頁。
[17]王學儉主編：《十八大以來黨的治國理政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頁。
[18]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7年9月12日）》，《人民日報》，1997年9月22日，第1版。
[19]徐京躍、周英峰、崔靜：《讓光輝的旗幟高高飄揚——〈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誕生記》，《人民日報》，2012年11月22日，第1版。
[20]《中國共產黨一百年大事記（1921年7月—2021年6月）之三》，《人民日報》，2021年6月30日，第6版。
[21][23]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第2版。
[2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64頁。
[24][27][28][32][39][41][47][48][53][54][55][56][58][59][60][61][62][65][66][6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25]參見《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學術圓桌）》，《人民日報》，2022年6月20日，第9版。
[26]郭震海：《別讓速成毀了匠心（人民論壇）》，《人民日報》，2016年9月9日，第4版。
[29]錢耕森：《“和”是天下之大道（大家手筆）》，《人民日報》，2016年12月28日，第7版。
[30]仲音：《深化人文交流互鑒 共創(chuàng)人類美好未來（人民論壇）——推動文明交流互鑒④》，《人民日報》，2022年9月26日，第4版。
[31]王立：《堅持和而不同 促進社會和諧（學術圓桌）》，《人民日報》，2022年6月20日，第9版。
[3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0頁。
[34]夏延章：《大學中庸今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頁。
[35]許兆昌：《深刻認識歷史敘事的價值》，《人民日報》，2018年10月15日，第16版。
[36]俞懿春：《文明交流互鑒 夢想同頻共振》，《人民日報》，2022年5月21日，第3版。
[37]《胸懷天下謀大同——習近平主席倡導的全球治理觀深刻啟迪世界》，《人民日報》，2022年6月21日，第1版。
[38]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2017年1月18日，日內瓦）》，《人民日報》，2017年1月20日，第2版。
[40]《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動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人民日報》，2022年5月29日，第1版。
[42]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人民日報》，1982年9月2日，第2版。
[4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頁。
[46]《推動“兩個文明”協調發(fā)展（人民觀察）》，《人民日報》，2021年4月16日，第9版。
[4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4頁。
[50][51]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5日，第2版。
[52]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第2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頁。
[57][6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1、19頁。
[64]《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2頁。
責 編∕張 曉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ao Kejin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the Chinese people's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never stopp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bined the fundamental truth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context, followed China's time-honored historical logic, conformed to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c goal and overall policy of modernization, and set out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continuously developed its content in practice and finally formed a mature theoretical system in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pening up a new realm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general, the theory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the outcome of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neutralization thoughts under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The theory opens up a broad space for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powerful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is the only way to build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theory,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raditional neutralization thou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