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的主要載體是語言文字。習近平總書記2022年在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考察時強調：“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fā)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系。”

語言文字不僅是交流情感的工具，還是文化傳承的載體，是國家繁榮發(fā)展的根基，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和標志。每一個漢字、每一個詞語都是一幅畫、一個故事。每個字和詞的構造與變化，都體現(xiàn)著古人認識世界的思維印記，承載著先民獨特的認知模式。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蘊含先民思維方式

漢字是保留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載體。漢字是一面鏡子，其獨特的造字方式，映射出古人認識世界、表達意愿的途徑和方法。漢字的創(chuàng)造和使用，承載了中華民族獨特而嚴謹?shù)乃季S方式和基因密碼。

我們可以從具象思維與抽象思維兩個角度揭示先民造字與用字的特點。一個漢字可以用一幅圖畫表示，或源于日常生活，或源于自然山水，也可以源于人體自身。透過這幅“畫”，我們可以窺探其中的深意。這里以“奪”“得”“間”三個字為例，說說它們的造字理據(jù)，由此看古人是如何通過具體畫面來表達抽象含義的。

從字形看“奪”（奪）的造字之義：“奞”表示鳥展翅欲飛，“寸”就是右手，整體表示手里抓著的一只大鳥一下子飛走了。其蘊含的特征義是“失落，離開”，“奪”的所有詞義都由此展開。?？睂W術語“奪文”指文字脫落；“淚水奪眶而出”，指淚水離開眼眶；“奪目”指目光離開原來所視之物，即目光轉移。失去與奪走這兩者本質上是一體兩面。使一方失去的手段，便是另一方進行逼迫或奪取。李密《陳情表》“舅奪母志”是說，舅舅讓母親失掉了不再嫁人的志向（想法），換言之就是逼迫母親改嫁。奪走對方的東西，也就意味著使對方喪失原有的東西。“失落——喪失（使失落）——奪?。ㄊ箤Ψ絾适Ф约韩@得）”，這就是古人思考的線索。

“得”的甲骨文字形“[圖1]”表示一只手拿著一個貝殼，后來作“[圖2]”，表示在路上撿到一枚貝殼。“貝”在遠古時代曾是通用貨幣，“拾貝”是一種獲得，更是一種快樂與滿足，是一種心理預期與實際獲得的吻合。古人用所經(jīng)歷過的生活場景表達獲取之義，也表達心理上“相親和”“相契合”的意思。如此，我們就可以準確理解“得計”“得體”“得意洋洋”“得心應手”“相得甚歡”等眾多復音詞和成語的含義了。

甲骨文中的一個“間”字“[圖3]”，畫出了一幅生活場景：兩扇門的門縫中有一個月亮。表達的景象是：夜晚，皎潔的月光從門縫中透入。這里傳達的含義是什么？約2000年前的許慎有解釋：“間（閒），隙也，從門，從月。”具象含義是門縫，而奧妙在于畫面之間各種事物的關系，也就是抽象義，表達出的概括特征是縫隙（或形成縫隙）?；顒拥膱鏊?ldquo;空間”，活動的過程有“時間”，擁有充足的時間是“閑暇”，讓人產生隔閡叫“離間”，窺探對象國家（地區(qū)）或敵對方內部事務的人叫“間諜”……這些詞義都是由“縫隙”這個特征義產生的。從空隙到空間再到時間，以及抽象的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不憑借這個生活場景呈現(xiàn)出的畫面，也許我們真不知該如何表達。

保存民族文化基因

大多數(shù)漢字呈現(xiàn)出來的圖畫是傳達意義的載體，而不是意義本身。我們從造字中提取出抽象特征義，就會明白古人是如何用具體表達抽象、用客觀表達主觀、用物質表達心理的。掌握了從具象到抽象的思維模式后，古人主要使用兩種方式來運用它：在字詞上，運用偏旁創(chuàng)造大量同源詞等；在詞義上，運用聯(lián)想和類推使一個字發(fā)展出多種詞義。

首先來看同源詞。一幅畫是一個字，創(chuàng)造出的意象就是單個字義。如果每個字都這樣畫，不僅費工夫，有些也無法畫出。古人采用提取抽象特征的方法，把一系列相關事物共用同一個象形字做偏旁，加上類屬偏旁，從而產生一組同源詞，表達對一類事物的認識。

比如，“呂”就是一個取象人體的字，畫的是一節(jié)節(jié)脊椎骨相連的樣子，其特征就是“相連”。先民從人體脊椎骨的形象聯(lián)想到其他具有同類特征的事物：把一節(jié)節(jié)鋪排下來的屋檐叫作“梠”，把成片的野生谷子叫作“稆”，把一戶戶人家構成的里巷叫作“閭”，把人跟人結伴叫作“侶”，甚至把一塊塊布縫綴成衣服叫作“[圖4]”。這些被稱為“同源詞”，也是“同源字”。這是一種根據(jù)事物抽象特征創(chuàng)造新字的造字法。屋檐、人家、伴侶、野生植物、縫紉衣服，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如何能夠聯(lián)系到一起？靠的是高超的聯(lián)想，聯(lián)想的紐帶是這些事物或動作的抽象特征。運用偏旁部首合成形聲字，尤其同源字，是造字中普遍運用的最為經(jīng)濟便捷的手段。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在分析這些字時，就不能隨意分解，把古人布局好的一系列有規(guī)則的、具有同類抽象特征的事物打亂，按照淺顯的表面現(xiàn)象進行歸類。比如，將“侶”字歸入“亻”旁，“閭”歸入“門”旁，如此分類就太低估古人的認知水平了。

其次，一個字為什么有許多含義？這些義項是怎么聯(lián)系的？漢語詞義的演化最能展示古人在用字上豐富奇妙的聯(lián)想，而這個聯(lián)想是有規(guī)律的，是用原始造字義抽象出的特征貫穿諸多義項。

例如，“[圖5]”是“候”的甲骨文字形，表示瞄準箭頭射向靶子。箭頭射到靶子上，必須目光集中到靶心，就是瞄準。這是其造字義，其用字義就是目光對事物的瞄準，也就是“察看”。目光接觸的對象不同，含義則發(fā)生變化，由此，古人展開了豐富的聯(lián)想——

（1）目光瞄準敵人及其軍事設施，就是伺望、偵察。雙音詞有“偵候”“刺候”“斥候”等。（2）目光瞄準下屬及其管理對象，就是監(jiān)視、督察。雙音詞有“候望”“邏候”“虞候”，督查和實施督查的官吏也都稱“候”。各個地方的管理者就是“諸侯”（“侯”與“候”本為一字）。（3）目光瞄準賓客，就是迎接、問候。組成雙音詞“等候”“守候”“問候”“恭候”等的“候”即是此含義。（4）目光瞄準其他特定對象，就是觀察。對病人的觀察，就是候診、候脈。轉為名詞，有“征候”“癥候”等。對火的觀察，轉為名詞，就是“火候”。（5）目光瞄準天空，就是觀天象，占驗、測算。轉為名詞，“候”表示時令、時節(jié)、天氣，有“氣候”“節(jié)候”“時候”“歲候”等并列雙音詞?？梢钥闯觯?ldquo;候”的核心義是“察看”，即目光對事物的關注。

古人以最適合他們的認知方式，畫出一幅簡單且可理解的外界圖像，圖像的運用則是在經(jīng)驗的基礎上。射箭需要目光對準，就是注視，而目光從箭靶子移到其他事物，就產生了一系列義位。先民用這種認知體系來指代周邊相關事物，這是詞義間產生聯(lián)想的關鍵環(huán)節(jié)。為什么“候”的構詞能力強？因為人無論干什么都離不開眼睛觀察，都離不開注視。

再如“漢字”的“字”，造字義是一個小孩子在屋子里，是說孩子在屋里出生。從“生育”的角度延伸，“字”有四義：嫁、孕、生、養(yǎng)。“字”是“生育”義，之前的婚嫁、孕育，之后的撫養(yǎng)也都與之銜接。既然“字”是生育義，與文字有何關系？原來，古人先創(chuàng)造出象形字，稱為“文”（獨體字）。然后把“文”這樣的獨體字組合起來創(chuàng)造出合體字，生育后代是繁衍，產生新字也是“文”的繁衍滋生，于是“字”由生孩子義轉到了“（產生）文字”的意義。

以上僅是舉例性質，已經(jīng)可以證明：漢語詞義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通過一個個漢字，我們可以穿越到古人的生活情景中，看看他們是如何認識世界的。

賡續(xù)中華傳統(tǒng)文脈

2022年，《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guī)劃》明確把“加強漢字闡釋，揭示漢字蘊含的中華文化內涵”列為“促進古籍資源普及推廣”的重要工作內容?，F(xiàn)代漢語詞匯語義的溯源與演變研究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漢字怎樣形成？字形往往記錄本義，這是對詞義來源的探討。第二，詞義怎樣發(fā)展？詞義的引申往往有跡可循，這是對詞義演變路徑的追溯，也涉及詞義發(fā)展過程中新字形的產生。由此揭示漢字的基因密碼，進而探索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維模式以及漢民族觀察世界的認知思路。

依據(jù)先人的造字模式，就可以推導古人認識事物的思維特點和規(guī)律。上文已經(jīng)討論過，創(chuàng)造漢字完美體現(xiàn)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構造漢字，是一種藝術創(chuàng)造，主要用形象思維描摹出一個個具象的場景或畫面；創(chuàng)造同源字，是一種科學推理，運用抽象思維提取事物意義間的共性特征，加上類屬，其意義范疇與隱含特征就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了。

使用漢字，同樣是理性的、科學性的推演。一是用抽象思維提取其特征義，施用于其他對象。比如，“奮（奮）”的造字義是大鳥展翅飛過原野，其特征是用力向上，由此構成的“奮力”“奮勇”“振奮”“奮不顧身”等常用詞卻都用于“人”。

二是對造字義特征的聯(lián)想。比如，“管理”的“管”，本指竹管，后來指稱古時的鑰匙，因為其形狀像長而中空的竹管。掌握鑰匙就是掌控事物，“管家”“管事”“管理”的“管”都由鑰匙這個意思產生。

三是對相關事物的聯(lián)系。比如，“字”由生育義聯(lián)系到相關的“婚嫁、孕育、撫養(yǎng)”義，就是線性引申。凡此意義的演變與應用，靠的是符合邏輯的聯(lián)想與推理。按照這樣的思路，我們可以一步步走進美妙的漢字世界，走進古人觀察事物的視野中。

漢語溯源研究的目的是挖掘出漢語造字、用字、構詞與意義演變中呈現(xiàn)的獨特思維模式和認知理念，揭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具體到研究方法層面，筆者認為主要有二：一是由今及古、古今融合，通過現(xiàn)代漢語追溯其詞語源頭。二是從造字義入手，結合訓詁材料和文獻例證，運用各種分析方法，探討詞語產生的構詞理據(jù)和意義變化等。期望相關研究能夠進一步激活傳統(tǒng)語言文字學的活性學術因子，汲取養(yǎng)分，賦予傳統(tǒng)學術以更多現(xiàn)代意義，從而實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交融，開展語言學史和社會文化史的多層級和多維度研究。

（作者：王云路，系浙江大學敦和講席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訓詁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