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中國為當代人類解決全球性沖突、實現(xiàn)整體性發(fā)展提供的重要思想公共品。闡明全人類共同價值，至關重要且行之有效的是要從中華文明的歷史深處來找根源，基于歷史深處的事實與哲學，以內在哲學闡釋外在行動，在傳播過程中凸顯人類意識、人民意識與人文意識，讓不同政治實體與文化族群更加理性地看待這一價值理念在處理當代世界問題中的獨特價值。

【關鍵詞】全人類共同價值 中華文明   文明多樣性 國際傳播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當今世界，多重挑戰(zhàn)和危機交織疊加，沖突與分化的國際格局日益加強，人類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戰(zhàn)。人類的歷史，特別是“一戰(zhàn)”“二戰(zhàn)”以來的歷史一再表明，對抗不能以“一方消滅一方”的方式來消除，而應以“和而不同”為原則，其關鍵是基于共同價值理念的相處之道、生存之道。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有影響力的大國，中國提出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以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內容，體現(xiàn)了人類文明中最深層、最普遍的追求，是中國為當代世界消除對抗、實現(xiàn)和平提供的重要思想公共品，為不同文化和國家的人們提供了一個共同的道德基礎，促進了世界的和諧、穩(wěn)定和發(fā)展。

全人類共同價值旨在服務全人類發(fā)展、解決全球性挑戰(zhàn)，為百年變局下的多元文明共生提供價值基礎

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著眼點是人類文明的發(fā)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我們真誠呼吁，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yōu)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zhàn)。”這充分展示了中國提出全人類共同價值所追求的建設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目標與原則，這些價值理念旨在服務于全人類發(fā)展、解決全球性挑戰(zhàn)，為百年變局下的多元文明共生提供了價值基礎。

理解全人類共同價值，最根本的視角是人類文明的視角。在人類社會發(fā)展演進過程中，盡管不同民族有著語言、習俗、思維、文化等差異，但追求和平與發(fā)展的目標是共同的，建立公平、正義的秩序的愿望是共同的，實現(xiàn)民主、自由的權利的追求是共同的，這是當代世界不同國家間實現(xiàn)合作的共同基礎。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一書中談道：“‘文明’使各民族之間的差異有了某種程度的減少，因為它強調的是人類共同的東西，或者說，應該是共同的那些東西。”①顯然，全人類共同價值所希冀的就是讓“人類共同的東西”更加鮮明、更有共識。

文明一方面代表了人類的共同性，但其形成與特質又具有多樣性。對于這些差異性，大致有兩種基本的認識態(tài)度與處理方式，一種是認為不同文明彼此間有高低之分，應以所謂“高者”取代“低者”，比如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另一種是認為不同文明彼此間各有所長，應相互交流、借鑒，共同發(fā)展，比如中華文明觀。前者是文明等級論，后者是文明互鑒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中華民族擁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從中華文明發(fā)展進程來看，開放性、包容性、和平性始終是其重要特征。中華文明觀始終堅持不同文明兼容并包、取長補短、和諧相處，正是這種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讓中華文明綿延千年而不斷流、生生不息而與時俱進。中華文明以“無我”的氣質成就了“有我”的存在，也以自身的文明互鑒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彰顯了人類文明的豐富性與生命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自身的獨特文化與獨立探索實現(xiàn)了超大規(guī)模、超高速度、超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并且這種經濟影響力正在逐步轉化為政治和文明影響力。

從當代世界的發(fā)展現(xiàn)狀來看，科技進步與經濟發(fā)展雖然帶來了物質財富的積累，但科學技術與物質財富并不必然讓這個世界更加安全與和諧，并不必然讓人類更加文明，相反，一些國家將科技作為武器，將物質作為霸權，導致國家之間的不信任加劇。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多地軍事沖突依然時有發(fā)生，個別國家甚至將如何研發(fā)更具殺傷力的武器作為追求。究其深層原因，當代人類文明還缺乏具有高度共識性的價值基礎。對人類的持續(xù)發(fā)展來說，這種共同價值的缺乏遠比先進技術的缺乏更緊迫、更關鍵。

觀念是行為的先導，觀念的沖突必然帶來行為的沖突。事實上，“自己活也讓別人活”②作為西方文明中有識之士提出的一種東西方相處的理想狀態(tài)的原則，無疑體現(xiàn)了全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意識。遺憾的是，如何緩和不同國家間的沖突始終是尚未解決的世界難題。正因如此，在當前國際環(huán)境下，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提出，旨在推動全人類的團結與發(fā)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時代意義與世界意義，吸收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不同文明的共同點與共通性。

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文化特質是跨文化尊重，換言之，既不是對弱勢文化的俯視，也不是對強勢文化的仰視，而是平等對待不同文化，推動不同文化共同發(fā)展。一方面，這種文化特質來源于中華文明深層基因中對“和而不同”文化多樣性的接納與“天下大同”相處和諧性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來源于近現(xiàn)代人類歷史進程中對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追求，從德國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到“二戰(zhàn)”后一大批民族國家的獨立運動再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都表達了如此意愿。

在中國日益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大國的進程中，既需要經濟貢獻，也需要思想引領。站在人類文明共同性與共通性的基礎上認識全人類共同價值，應切實把握這一價值理念的重要性與深刻性，抓住其精義而不是泛泛地進行傳播，自信地而不是猶疑地進行傳播，有針對地而不是形式地進行傳播。

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歷史視角和文明根源

闡明全人類共同價值，至關重要且行之有效的是要從中華文明的歷史深處找根源，基于歷史深處的事實與哲學，以內在哲學闡釋外在行動，讓不同政治實體與文化族群更加理性地看待這一價值理念在處理當代世界問題中的獨特價值。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xiàn)。”

從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來看，不論朝代如何更迭，親仁善鄰、協(xié)和萬邦一直是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處世之道，和平、發(fā)展是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價值追求。在漢代，絲綢之路橫貫歐亞大陸，連通中國與世界各國交往的通路，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等不同文明在絲綢之路上交流、交融。漢朝使團經常攜帶大量絲綢等到達西域，遠抵地中海，羅馬皇室形成了使用中國絲綢的熱潮，同樣，羅馬、波斯、印度等地的奇珍異寶、歌舞技藝、植物食物等也傳入中國。絲綢之路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發(fā)展之道，不同文明的發(fā)展不是為了彼此征服，而是為了互鑒相融。

在唐代，以漢字文化、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華文明對日本、朝鮮半島等周邊地區(qū)影響巨大，政治制度、建筑風格等也廣泛傳播，同時，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東羅馬文明傳入中國，當時阿拉伯人多居住在長安、揚州、廣州等地，唐朝皇室貴族也以擁有西方金銀器為時尚。盛唐時期的中國向世界各國特別是周邊國家展示的不是軍力，而是中華文化的包容力與影響力，也正因如此，唐文化千余年來深刻影響了中國周邊國家的文化發(fā)展，時至今日，遍布全球的“唐人街”仍展示著唐文化和諧、多元的氣質。盛唐氣質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相處之道，不同文明間和諧相處，才能實現(xiàn)共同繁盛。

在明代，鄭和率領船隊遠航，其世界航海時間早于麥哲倫百余年、哥倫布近百年，其先進程度、船只規(guī)模也超過兩位西方航海家的船隊，且配備了強大的武裝力量，但船隊一路走來主要通過和平方式，以“厚往薄來”的原則進行貨物交換，以中國的瓷器、絲綢、麝香等交換各國的寶石、香料、珍禽，且輸出中國的耕種技術、紡織技術乃至圍棋、皮影戲等技術與文化，以此建立中國與各國的友好關系。至今，在泰國、印尼等地還保留有紀念鄭和的三寶廟。鄭和航海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交往之道，不同文明間交往不尚武力，以和平贏得和平。

正是中華文明的獨特歷史土壤造就了中華文明觀，滋養(yǎng)了中華文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獨特氣質，形成了中華文明看待自身文化與不同文化的獨特方式。一方面，積極進取，恥不如人；另一方面，與人為善，美人之美。十七世紀末，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用拉丁文編寫了《中國近事》一書，在該書序言中談到許多對中華文明的理解，認為中國在實踐哲學與治國倫理上領先，中國不善戰(zhàn)爭之術，只是源于不愿戰(zhàn)爭之為，“在戰(zhàn)爭藝術與戰(zhàn)爭科學上，他們低于我們的水平。這不是出于無知，而是他們本意不愿如此，因為他們鄙視人類中所有產生或導致侵略的行徑”。他呼吁歐洲與中國“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攜起手來，逐漸地使位于它們兩者之間的各個民族都過上一種更為合乎理性的生活”③。

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二十世紀初來中國訪問后撰寫的《中國問題》一書中也談到：“如果說世界上有哪個國家‘驕傲到不屑打仗’，那這個國家非中國莫屬。中國人天然有這樣一種態(tài)度——寬容，友善，恭敬有禮，希望別人也報之以禮。”他對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各自優(yōu)點的評價是：“西方文明的典型優(yōu)點是科學方法。中華文明的典型優(yōu)點是中國人對人生目的有公正評價。把這兩點逐漸綜合到一處必為眾人之所望。”④萊布尼茨、羅素這兩位偉大的西方哲學家雖相隔兩個多世紀，但對中華文明的評價卻有許多相似之處，對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共同創(chuàng)造人類新文明都有著明確期待。事實上，中華文明在塑造先進的人類價值觀上有著突出的倫理優(yōu)勢與深厚的歷史積淀，只要不帶政治偏見與個體私利進行分析，都會對基于中華文明提出的人類價值觀內涵產生共鳴與贊同。

當代中國發(fā)展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xiàn)代化描繪了不同于西方現(xiàn)代化的新圖景，這一新圖景是屬于全人類的，既源于包括中華文明在內的一切人類優(yōu)秀文明成果，也代表了當代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而全人類共同價值無疑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重要思想基礎。

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傳播應聚焦人類意識、人民意識與人文意識

全人類共同價值超越政治對立、意識形態(tài)紛爭與宗教、種族差異，形成全球合作發(fā)展的共同價值基礎?；诖?，在國際社會傳播這一價值理念時，傳播觀念、傳播形式要與傳播內容、傳播目標相一致，即超越政治、意識形態(tài)、宗教、種族等視角，不以凸顯某種獨特價值觀為目標，更不以壓制不同價值觀為目標，而以找到不同價值觀的共同點和共通點為目標。具體來看，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傳播，應符合中華文明與各國文明都普遍認同的價值追求，使其具有鮮明的、宏大的文明視野，在傳播過程中凸顯人類意識、人民意識與人文意識。

人類意識是指在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時要突破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樹立文明多樣性的傳播觀念。“文明”的概念誕生在十八世紀的歐洲，距今200余年。“文明觀念是由啟蒙運動中改革主義精神孕育而生的，是啟蒙運動改革精神最直接的產物。”⑤這一概念與觀念的提出，具有極強的進步意義，也成為近現(xiàn)代人類社會進步的核心標志。從某種意義上說，近現(xiàn)代人類活動的一切努力，政治、經濟、科技、藝術、社會等方面的變革，就是為了讓自身更加文明。可以說，與牛頓發(fā)現(xiàn)萬有引力定律一樣，文明觀念也是“社會進步的萬有引力”，用以衡量一切社會變革的進步性。

值得警惕的是，雖然“文明”的概念由歐洲人提出，但歐洲在全球擴張中特別是殖民擴張中又以所謂文明的名義推行暴力、霸權，體現(xiàn)了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隨著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以美國、西歐為主的西方中心主義進一步占據(jù)了文明話語權的高地。這種文明觀是狹隘的，其問題在于只承認單一文明源，而忽視了人類歷史上的多樣文明源，只追求同質化文明，而忽視多樣性文明。由于近現(xiàn)代數(shù)百年來西方在經濟、軍事、科技、媒體等方面的強勢地位，一些發(fā)展中國家不自覺地以西方文明標準來衡量自身行為對錯，出現(xiàn)了削足適履式的文化不自信問題。

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應堅持文明多樣性與文明共通性的統(tǒng)一，既彰顯不同文明的不同成就，又發(fā)掘不同文明的共同點與共通點。這是一種基于人類整體性的視角，可以有效平衡單一文明中心主義在國際傳播中造成的不平等現(xiàn)象。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時既要關注西方國家，更要關注數(shù)量占多數(shù)的非西方國家。從近些年筆者的實地調研來看，南美國家、阿拉伯國家、非洲國家等發(fā)展中國家對中華文明與當代中國發(fā)展成就的認同度很高，是普遍的，也是真誠的，而對各自本民族文明的自豪感、認同感也是強烈的。如果在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時，能夠對非西方的不同文明成就給予充分肯定與彰顯，對非西方國家的公眾信息接收特征給予針對性的考慮，必定可以讓全人類共同價值在非西方國家獲得更大的共鳴，形成全人類共同價值在全球的積極傳播。

人民意識是指在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時要注重打造個體、企業(yè)、高校等多主體共同參與的傳播體系。在傳統(tǒng)的大眾傳播環(huán)境與國際傳播環(huán)境中，報紙、無線廣播、衛(wèi)星電視網(wǎng)等作為主要的媒介載體，政府與大型傳媒機構是傳播主導力量，與此同時，進入社交媒體、數(shù)字媒介主導的當代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環(huán)境中，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傳播成為普遍特征，個體化傳播、自媒體傳播的力量亦不容小覷。在新的媒介環(huán)境中，應廣泛動員各種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傳播，形成全球數(shù)字輿論生態(tài)中的和諧力與正能量。

在新的國際傳播環(huán)境中，當代中國青年是可以信任并依賴的重要傳播力量。在改革開放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青年，是“世界主義的擁護者”，具有放眼世界的視野、平視世界的心態(tài)、對話世界的能力，而且，作為“數(shù)字時代的原住民”，青年具有使用各類數(shù)字媒介、社交軟件、創(chuàng)意傳播的天然習慣與技巧。在深度全球化的國際信息傳播體系中，當代中國青年能夠主動開展對外傳播與跨文化交流，能夠堅守且鮮明表達自己的立場，能夠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漫畫、短視頻等方式進行表達。以青年視角看待全人類共同價值并以青年喜歡的方式表達出來，在國際社會上更易接受與響應。

然而，在推動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國際傳播中，對國際社會的普羅大眾也要給予充分關注。世界上有許多對中國友好、對中華文化熱愛、對中國提出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充分認同的學者或民眾，在西方國家也有許多這樣的人士。這些國際人士認同中國的價值理念與發(fā)展道路，也希望中國的聲音更好地在世界傳播開來，成為國際傳播新格局與國際關系新秩序的推動者。更值得重視的是，許多國際人士本身就充當著中國聲音的傳播者、支持者。很多國際學生會用各自國家的語言、用自己在中國的親身經歷、用直播與短視頻等方式傳播中國的進展與理念。換言之，在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時，要切實做到廣交朋友、廣搭平臺、廣發(fā)聲音。

人文意識是指在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時要更加關注歷史文化、日常生活、個人感受等人文領域的傳播內容。費孝通曾談到：“在處理跨文明關系、跨文化交流這樣更復雜、更微妙的人文活動時，就要求我們運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原則，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關懷’和‘主體感受’。”⑥在當前國際輿論環(huán)境中，政治話題、經濟話題乃至科技話題都已經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換言之，這些話題不論是否真實，都無法獲得無偏見的傳播與認知。因此，我們有必要改變國際傳播的內容結構，讓更多的傳播內容聚焦在歷史、文化和生活中，通過美食、美景與美物展現(xiàn)中國之美，通過歷史人物、故事與哲學展現(xiàn)中國之智。事實上，這些年來在國際傳播中成為現(xiàn)象級且產生正面影響的中國內容大多是這類題材，盡管這些現(xiàn)象中許多是自發(fā)的、零散的，但卻是有其內在規(guī)律的。我們不僅不應忽視這些傳播現(xiàn)象，還要把握好其中的規(guī)律，讓自發(fā)的傳播成為自覺的傳播，讓零散的傳播成為規(guī)模的傳播，使其成為全人類共同價值國際傳播實現(xiàn)突破的著力點。

在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能夠在世界范圍獲得廣泛認同、進行有效對話的最突出內容或標識就是中華人文精神。中華文化的思想體系對人的關注大于對物的關注，對民的關注大于對君的關注，而且關注人的個體生命權、精神自由性，這些內容在啟蒙時代就曾給予歐洲思想家們以許多啟示，獲得伏爾泰、萊布尼茨等人的高度稱贊，伏爾泰甚至被譽為“歐洲的孔子”。在今天向世界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時，我們也要深挖傳統(tǒng)中的人文基因并進行轉化與發(fā)展，向世界特別是學術界、思想界、文化界展示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傳統(tǒng)之光、人性之光、精神之光。

值得關注的是，全人類共同價值中提出的六個內涵在抽象名稱上獲得了不同文化的認同，而在具體認識上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解讀，有的差異還很大，比如自由、民主。因此，在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時不能停留在傳播抽象的名詞上進行“概念傳播”“口號傳播”，而要深入到具體內涵的闡釋上，通過闡釋中國的理解、實踐與世界進行對話。一切價值觀都是為了人的價值實現(xiàn)，而一切價值觀的傳播從人的價值實現(xiàn)出發(fā)來講就更具說服力。中國追求的民主是全過程人民民主，不是形式的、局部的民主，中國追求的自由是負責任的自由、多數(shù)人的自由，不是極端的自由、少數(shù)人的自由。在國際關系中，中國追求和平與發(fā)展，以政治方式解決爭端，保護人的生命安全。在國內治理中，中國追求公平與正義，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實上，這樣的傳播是充滿人文感的，這樣的對話也是充滿人文感的。

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亞當·弗格森在其《文明社會史論》一書中談到：“人們往往認為和平、團結是公眾幸福的主要基礎；而不同社會的競爭和自由民的煽動是政治生活和人類的基本動力。我們如何才能協(xié)調好這些并不和諧、相互對立的信條呢？或許，沒必要調和。熱愛和平的人將盡一切努力去消除敵對情緒，調和不同意見。”⑦在國際變局復雜、國際紛爭頻仍的當今時代，中國要去充當“熱愛和平的人”，人們越來越需要共同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來“消除敵對情緒，調和不同意見”，共同面對全球性的問題和挑戰(zhàn)，把更多的關注和資源導向氣候變化、貧困治理、社會不平等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中。而要讓源自中國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真正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認識，轉化為國際關系中的自覺行為，產生人類的公共福祉。最關鍵的是，以文明激發(fā)文明，以真誠呼喚真誠，如此，全人類共同價值在全球范圍內就會日趨深入人心。

（作者為清華大學文化創(chuàng)意發(fā)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

【注釋】

①[德]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第3頁。

②[英]蒙哥馬利著、北京編譯社譯：《一種清醒的作法——東西方關系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第20頁。

③[德]夏瑞春著、陳愛政等譯：《德國思想家論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頁。

④[英]波特蘭·羅素著、田瑞雪譯：《中國問題》，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9年，第218-219頁。

⑤[美]布魯斯·馬茲利什著、汪輝譯：《文明及其內涵》，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1頁。

⑥費孝通：《文化與文化自覺》，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年，第454頁。

⑦[英]亞當·弗格森著，林本椿、王紹祥譯：《文明社會史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9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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