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幣國際化自2009年正式啟動以來，經歷了“啟動與快速發(fā)展” “調整與平穩(wěn)發(fā)展”“回升與持續(xù)發(fā)展”三個階段。盡管與美元、歐元等主要國際貨幣還有一定差距，但作為國際貨幣，人民幣已經初步具備交易媒介、計價手段和儲藏工具三大功能。為使人民幣國際化行穩(wěn)致遠，有必要深刻理解貨幣國際化的客觀規(guī)律和相關國際經驗。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是創(chuàng)造條件，激發(fā)境外機構和個人使用與持有人民幣的意愿，具體舉措包括實現(xiàn)經濟持續(xù)穩(wěn)步增長、保持出口貿易大國地位、加快金融市場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和高度重視地緣政治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影響等。
【關鍵詞】貨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 金融開放 全球金融治理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1.002
張禮卿，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全球金融治理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國際金融和中國經濟。主要著作有《資本賬戶開放與金融不穩(wěn)定》、《人民幣國際化：離岸市場及其影響》（合著）、《匯率制度變革：國際經驗與中國選擇》（主編）等。
人民幣國際化的發(fā)展歷程
2000年左右，我國在一些與越南、緬甸和蒙古國等國家交界的邊境地區(qū)就已出現(xiàn)零星的人民幣貿易結算情形，而由監(jiān)管部門通過政策調整等制度性變革所啟動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則始于2009年?；仡欉@十多年的發(fā)展，人民幣國際化大致經歷了三個發(fā)展階段，并在范圍和深度上逐漸呈現(xiàn)出積極進展。
三個發(fā)展階段和總體評價。啟動與快速發(fā)展階段（2009年～2014年）。2009年7月，根據(jù)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等多個部委聯(lián)合啟動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試點。首批試點城市包括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5個城市。在接下來的兩年內，試點范圍持續(xù)擴大。2012年6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yè)務全面鋪開，并拓展至全部經常項目。
跨境貿易結算制度的改革，顯著推動了人民幣在跨境貿易結算中的使用，還有一些因素也推動了這一時期的人民幣國際化。2010年之后，人民幣出現(xiàn)了明顯的升值勢頭；為了配合人民幣從境外回流，中國人民銀行允許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港澳地區(qū)人民幣清算行、境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參加行這三類機構，以人民幣投資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2012年，宣布實施RQFII制度，即允許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在境內開立銀行賬戶并進行銀行間債券投資。2014年，我國跨境貿易中，實現(xiàn)以人民幣結算的比重大約為25%。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存款超1萬億元，全球離岸人民幣存款規(guī)模達到2萬億元。
調整與平穩(wěn)發(fā)展階段（2015年～2017年）。2015年，受股市波動、“8.11匯改”、美聯(lián)儲開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人民幣匯率出現(xiàn)了顯著的市場波動（貶值）。為了阻止人民幣對美元的快速貶值，中國人民銀行在進行大規(guī)模市場干預的同時，強化了宏觀審慎政策的運用，包括通過引入“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和“逆周期調節(jié)因子”恢復對中間匯率的適當管控，并且明顯放緩了資本賬戶開放的速度。受上述因素的影響，這一階段人民幣國際化出現(xiàn)了相對停滯的局面。香港離岸市場的人民幣存款大約下降了50%，跨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額占比下降到了12%左右，差不多也是減少了50%。[1]
回升與持續(xù)發(fā)展階段（2018年至今）。2018年，新一輪金融業(yè)對外開放啟動。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的額度限制相繼廢除，外資對境內各類金融機構投資的持股比例限制也顯著放松乃至最終全面取消，這些舉措鼓勵了外資流入。新冠疫情暴發(fā)后，美聯(lián)儲實行無限量化寬松政策，導致中外息差進一步擴大，外國證券資本流入增多，人民幣匯率出現(xiàn)了較為強勁的上升態(tài)勢。與此同時，通過簽署和更新人民幣雙邊貨幣互換協(xié)議、與國際清算銀行合作設立人民幣流動性安排等措施，國際貨幣金融合作也有所增強。所有這些因素，使得人民幣國際化重新進入一個較快發(fā)展的階段。
從總體上看，過去十余年，人民幣國際化從零起步，在波動中向前發(fā)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影響這一進展的因素很多，包括最初的結算制度改革帶來的政策效應、經濟貿易規(guī)模的持續(xù)穩(wěn)步擴大、資本賬戶開放程度的提升及其反復、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國際貨幣匯率的波動、國際貨幣金融合作的加強，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等相關部門的直接推動。
經過十多年的發(fā)展，從數(shù)據(jù)資料看，盡管與美元、歐元等主要國際貨幣還有一定差距，但人民幣作為國際性交易媒介、計價手段和儲藏工具的情形已經在不同程度上出現(xiàn)。中國人民銀行發(fā)布的《2022年度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2021年末，人民幣國際化綜合指數(shù)為2.80，而同期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這一指數(shù)分別為58.13、21.81、8.77和4.93（見圖1）。[2]另據(jù)相關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2022年4月，人民幣在環(huán)球銀行金融電信協(xié)會（SWIFT）系統(tǒng)中的占比為2.14%，而美元和歐元分別為41.81%和34.74%；人民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中的占比為2.88%，而美元和歐元各占58.88%和20.06%；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總量中的占比為2.2%，在全球國際銀行業(yè)負債總額中的占比為1.1%，在全球國際債務證券融資總量的份額占比為0.3%，而在這些占比數(shù)據(jù)中，同樣是由美元、歐元、日元等發(fā)達國家的貨幣領先。[3]簡言之，人民幣要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重要的結構性變化和相關進展。自2015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出現(xiàn)了不少重要的積極變化。第一，從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實現(xiàn)轉向越來越多地通過金融渠道實現(xiàn)。圖2顯示，從2010年至2021年，人民幣年度收付金額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之間發(fā)生了顯著的結構性變化。通過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銀行貸款等各類跨境資本流動實現(xiàn)的人民幣收付金額，已經遠遠超過通過跨境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交易實現(xiàn)的人民幣收付金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有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持續(xù)發(fā)展。
第二，在岸市場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作用明顯提升。最初幾年，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倫敦等離岸市場是境外機構和個人獲得人民幣計值資產的主要場所。據(jù)估算，在2014年這個高峰時期，全球離岸市場的人民幣存款大約為2萬億元人民幣，其中有一半分布在香港市場。此后，離岸市場的人民幣資產持續(xù)下降，至2017年大約下降了50%；但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2022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境外主體持有的境內人民幣股票、債券、貸款以及存款等金融資產的金額持續(xù)增長，2021年超過了10萬億元。
第三，金融制度和工具創(chuàng)新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推動力量。自2015年以來，“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北向互換通”等交易安排的推出和擴大，增加了境外投資者對境內人民幣債券的投資機會。同時，有效管理利率風險促進了在岸人民幣國際化的發(fā)展。自2018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通過香港金融管理局多次在香港發(fā)行中央銀行票據(jù)，不僅促進了離岸人民幣匯率的穩(wěn)定，也有助于離岸人民幣基準利率的形成。與此同時，人民幣計價的權益類投資產品逐漸豐富，人民幣期權期貨、人民幣交易型開放式指數(shù)基金（ETF）、人民幣房地產投資信托（REITs）均有一定發(fā)展。2023年6月19日，香港證券交易所推出的“港幣-人民幣雙柜臺模式”可謂是最新的嘗試。在雙柜臺模式下，投資者可以互換同一個發(fā)行人發(fā)行的港幣柜臺證券及人民幣柜臺證券，兩個柜臺的證券可以在不改變實益擁有權的情況下相互轉換。這種模式為發(fā)行人和投資者提供了更多選擇，將有助于促進人民幣在港股交易中的使用，并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第四，人民幣開始在大宗產品交易中發(fā)揮計價功能。2018年3月，上海國際能源期貨交易中心推出人民幣原油期貨交易，首個以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合約誕生，標志著人民幣在大宗產品的計價方面實現(xiàn)了重要突破，人民幣的國際計價功能有了提升。經過三年努力，該交易中心的原油期貨累計成交金額44.10萬億元，在原油期貨中市場規(guī)模僅次于WTI和Brent原油期貨，位居全球第三。2021年，我國已上市的原油、鐵礦石、精對苯二甲酸（PTA）、20號膠、低硫燃料油、國際銅、棕櫚油共7個特定品種交易期貨穩(wěn)步發(fā)展，在為大宗商品交易人民幣計價結算提供定價基準方面發(fā)揮了一定作用。截至2021年末，境外參與者累計匯入保證金1244.98億元，累計匯出1253.05億元，其中人民幣占比分別為69.1%、81.3%。
第五，人民幣成為特別提款權（SDR）籃子貨幣。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SDR，并取得了10.92%的份額，僅次于美元和歐元。盡管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但這是人民幣國際化歷程中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事件。時任IMF總裁拉加德表示，人民幣“入籃”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對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在貨幣和金融體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進步的認可。2022年8月1日，IMF對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份額的最新調整生效，人民幣在該貨幣籃子中的權重上調至12.28%，進一步凸顯了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重要性。
第六，人民幣支付清算的基礎設施建設速度加快，成效不斷提升。2015年10月，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tǒng)（CIPS）一期成功上線運行。2018年5月，該系統(tǒng)二期全面投產，符合要求的直接參與者同步上線。截至2021年末，共有境內外1259家機構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接入，其中直接參加行75家，較2015年10月上線初期增加了56家；間接參加行1184家，較2015年上線初期增加了近6倍。央行數(shù)據(jù)顯示，2022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tǒng)處理業(yè)務440.04萬筆，金額96.70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1.68%和21.48%，日均處理業(yè)務1.77萬筆，金額3883.38億元。另外，截至2021年末，中國人民銀行已在25個國家和地區(qū)授權了27家境外人民幣清算行。
第七，人民幣在全球金融安全網(wǎng)建設中的作用逐步增強。截至2021年末，中國人民銀行與累計40個國家和地區(qū)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xié)議，總金額超過4.02萬億元，有效金額3.54萬億元。另外，2022年6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與國際清算銀行簽署了參加人民幣流動性安排（RMBLA）的協(xié)議。根據(jù)這一安排，每個參與的中央銀行須認繳不低于150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美元的人民幣或美元儲備，存放在國際清算銀行，形成一個儲備資金池。這些央行可以在未來市場波動時尋求此安排項下的資金支持。首批參加方除中國人民銀行外，還包括印度尼西亞中央銀行、馬來西亞中央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智利中央銀行。隨著加入的國家和地區(qū)的增多，這一安排將成為市場波動時一國獲取人民幣流動性的重要來源。[4]
第八，加強與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雙邊支付清算合作。2021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與柬埔寨國家銀行簽署雙邊本幣合作協(xié)議，將本幣結算范圍擴大至兩國已放開的所有經常和資本項下交易。2021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與印度尼西亞銀行正式啟動中印尼本幣結算（LCS）合作框架，并推出人民幣／印尼盧比銀行間市場區(qū)域交易。烏克蘭危機爆發(fā)后，美元的國際信任度受到一定影響，南美地區(qū)一些國家開始與中國加強雙邊支付清算合作。2023年3月，巴西宣布與中國達成協(xié)議，不再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而是以本幣進行貿易，同時采取措施降低使用人民幣跨境交易的難度，促進雙邊貿易投資便利化；4月，阿根廷宣布停止使用美元來支付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轉而使用人民幣結算；6月底，阿根廷決定使用人民幣向IMF償付部分債務；7月，玻利維亞也宣布開始使用人民幣結算，并計劃設立中資銀行，以便于更好推進人民幣在雙邊貿易中的支付和結算。
貨幣國際化的決定因素
一種主權貨幣是否能夠成為國際貨幣主要取決于三類因素，即規(guī)模（size）、流動性（liquidity）和可信度（creditability）。[5]如表1所示，首先，該國經濟規(guī)模應該足夠大，包括經濟總量、對外貿易規(guī)模和金融市場規(guī)模等均處于全球前列。經濟總量是貿易和金融市場活動的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外貿易規(guī)模足夠大意味著世界其他國家對其在進出口方面的依賴程度足夠高，該國在貨幣選擇上也會具有更多的機會和主導權。其次，該國的金融市場足夠成熟并且具有高度流動性，意味著金融市場不僅需要有足夠大的規(guī)模，而且需要有著完備的基礎設施、豐富的金融市場工具以及基本開放的資本賬戶。最后，該國的經濟、金融和貨幣具有可信度，這意味著該國能夠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態(tài)勢、穩(wěn)定的貨幣價值（尤其是對外貨幣匯率）、獨立的中央銀行體系、透明和健全的金融監(jiān)管體系，以及良好的產權保護制度和友善的投資營商環(huán)境等。
貨幣國際化的相關歷史經驗顯示，這三類因素缺一不可。美元國際化的發(fā)展歷程顯示，具有高度流動性、監(jiān)管良好和開放的金融市場至關重要，這種重要性甚至超過了經濟規(guī)模。1914年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體系中的占比為零，十年后迅猛增長到70%，首次超過英鎊。[6]導致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美聯(lián)儲成立后，美國的銀行票據(jù)承兌市場迅速發(fā)展起來。作為金融市場的最基本組成部分，具有規(guī)模的票據(jù)市場極大地提升了美元的流動性，美元很快成為幾乎與英鎊同等重要的國際貨幣。事實上，此后近百年，特別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總體上保持了主導性國際貨幣地位的原因，就是其擁有規(guī)模巨大、產品豐富和具有高度流動性的金融市場。
德國馬克的國際化歷程也證明了金融市場發(fā)展及其開放的重要性。德國馬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并且一直保持著第二大國際貨幣的地位（直到歐元誕生為止），主要原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二戰(zhàn)后德國始終是全球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大國，在國際貿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二是德國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一直保持著非常出色的紀錄。不過，與作為第一大國際貨幣的美元相比，德國馬克的國際地位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國金融市場不發(fā)達，而且開放時間太晚。德國的金融機構發(fā)展受到了各種復雜法規(guī)和稅收的制約，債券和股票市場的規(guī)模明顯小于紐約和倫敦，可以交易的金融工具數(shù)量比較有限，交易費用也比較高，市場流動性嚴重不足。雖然早在1958年德國就實現(xiàn)了經常賬戶交易的可兌換（與大多數(shù)其他歐洲貨幣一樣），但其對于跨境資本流動的嚴格管制一直持續(xù)到80年代中期。
日元國際化的過程則證明了經濟規(guī)模和金融市場有著同樣的重要性。20世紀80年代，日本是世界經濟強國（與美國差距不大），日元國際化也在十多年內取得亮眼的成績。日元在國際金融資產中的占比從1980年的3%左右一度上升至1995年的12.4%；日元債券在離岸市場的新發(fā)行規(guī)模同期從不到5%上升至17%；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日元在全球儲備貨幣體系中的占比也從3%上升至近8%，在一些亞洲國家，這一占比甚至一度高達17%；在亞洲地區(qū)，日元甚至在較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些國家的錨定貨幣。[7]然而，自90年代初期起，資產泡沫破裂使整個日本經濟開始陷入“失去的十年”，增長停滯，在經濟規(guī)模上與美國的差距不斷擴大，加上金融市場規(guī)模小且流動性比較差等因素，日元的國際化進入了停滯不前的階段，以上各種指標也開始大幅度回落，相比高峰時期基本跌去了一半。
一種主權貨幣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貨幣，還取決于其在政治、經濟、科技、外交甚至軍事等方面的綜合實力。美元之所以在二戰(zhàn)后長期保持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與美國擁有強大的綜合實力是分不開的。譬如，1944年7月，美國憑借自身綜合實力主導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成功為美元確立了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又譬如，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借助其對沙特王室的影響力，要求沙特與其簽署排他性的美元結算協(xié)議，從而獲得了石油美元的地位。
在一國貨幣國際化過程中，網(wǎng)絡效應（network effect）的影響非常重要。當一種貨幣被大量的外國機構和個人使用時，就會形成一個不斷擴大的網(wǎng)絡。任何新加入使用該貨幣的機構和個人都會獲得很大的正向外部性，享受到使用該貨幣的極大便利。這種網(wǎng)絡效應具有一種自我強化的效果。與此類似，慣性的力量也不容忽視。對于一般的機構和個人來說，要在短時間放棄使用一種用了數(shù)年甚至數(shù)十年的貨幣，轉向使用一種相對陌生的貨幣，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這種新貨幣與以往的舊貨幣之間的匯率存在經常性波動，情況可能變得更加困難。
穩(wěn)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具體路徑
自2009年啟動人民幣國際化以來，有關方面一直強調人民幣國際化主要是市場驅動的過程。不過，近年來逐漸呈現(xiàn)出強調適當發(fā)揮政府推動作用的趨向。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的有關決議出現(xiàn)了“穩(wěn)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表述；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將“穩(wěn)慎推進”改成了“有序推進”；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將“有序推進”改成了“穩(wěn)慎扎實推進”。從“穩(wěn)慎”到“有序”，再到“穩(wěn)慎扎實”，體現(xiàn)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既要呈現(xiàn)更加積極的姿態(tài)，又要穩(wěn)扎穩(wěn)打地實施具體策略。
那么，究竟應該如何推進呢？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理解“推進”。筆者認為，既然人民幣國際化基本上是一個市場選擇過程，那么“推進”主要就是創(chuàng)造一切必要的市場化條件，激發(fā)國內外的機構和個人使用人民幣進行清算和保有人民幣金融資產的意愿。政府主要發(fā)揮間接推動的作用，即在健康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靈活的匯率制度配合下，加快和擴大資本賬戶開放，提供透明和健全的金融監(jiān)管制度、良好的產權保護制度和友善的營商環(huán)境等。同時，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建立雙邊和多邊貨幣安排、在雙邊協(xié)議基礎上推動人民幣結算等努力也具有重要意義。基于上述分析，結合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為了穩(wěn)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出積極努力。
第一，努力保持經濟的長期穩(wěn)定增長。保持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對于貨幣的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當前，由于新冠疫情后經濟的疤痕效應、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美國及其盟國的技術封鎖和全球供應鏈轉移等因素，中國經濟穩(wěn)步恢復面臨很多挑戰(zhàn)。政府需要適當加大刺激力度，切實擴大消費和投資需求。由于消費需求的擴大受制于增長和就業(yè)恢復本身，同時也受制于很多結構性因素，因而短期內擴大需求的發(fā)力點主要還是擴大投資。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對新老基建項目、數(shù)字經濟、能源轉型、以芯片研制生產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領域的自主開發(fā)和投資。此外，應努力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wěn)健康發(fā)展。
為應對可能發(fā)生的經濟增長持續(xù)放緩，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持久的基礎性支撐，我國需要深化面向市場的經濟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不斷完善投資營商環(huán)境，特別是加強對民營企業(yè)家的產權和權益保護，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恢復民營企業(yè)的投資信心。推進更為廣泛和深入的結構性改革，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讓市場活力得到充分發(fā)揮。
第二，加快技術進步，構建新的貿易優(yōu)勢，保持國際收支和人民幣匯率的長期均衡發(fā)展。德國馬克和日元國際化的經驗均表明，保持出口貿易優(yōu)勢對于貨幣國際化非常重要。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在外向型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指引下，發(fā)揮勞動力成本方面相對優(yōu)勢，確立了全球最大貿易國的地位。不過，在人口紅利逐漸消退之后，我國需要構建新的出口貿易優(yōu)勢，繼續(xù)保持領先地位，并以此確保國際收支和人民幣匯率的長期均衡發(fā)展。新的出口貿易優(yōu)勢將主要來自對先進技術的掌握和運用。在這方面，我國已經在某些領域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如新能源汽車、光伏設備、5G和一些電子產品的出口市場份額保持著領先地位。但我國在高端芯片、光刻機、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和生物制藥等領域與發(fā)達國家仍存在一定差距，如果不能在這些領域盡快獲得提升，未來我國的出口優(yōu)勢將面臨嚴峻挑戰(zhàn)。
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場化的現(xiàn)代金融體系。具有高度流動性、規(guī)模足夠大和開放的政府債券市場，對于人民幣國際化極為重要。就規(guī)模而言，中國債券市場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但由于流動性相對不足等原因，仍然難以滿足外國投資者擁有高流動性和高安全性人民幣金融資產的需要。未來應繼續(xù)擴大國債市場規(guī)模，豐富品種，并且繼續(xù)推進和完善利率市場化改革。同時，應積極發(fā)展直接融資，不斷提升A股市場的定價能力和投融資效率，為外國投資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資本市場工具。應繼續(xù)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增強其彈性，以便在更為頻繁和大規(guī)模的跨境資本流動環(huán)境下維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應加快本外幣交易市場的培育和發(fā)展，特別是人民幣對外幣的期貨、期權等衍生品交易市場的發(fā)展，為境外貿易商和投資者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和投融資提供避險工具。應加快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特別是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體系的建設，增加直接和間接參與行，提高支付結算效率，并且繼續(xù)在海外布局增設人民幣清算行。
第四，適當加快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同時加強宏觀審慎管理。一方面，資本管制的嚴格程度是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一項重要因素。根據(jù)IMF和世界銀行有關數(shù)據(jù)編制的金融開放度指數(shù)，截至2021年年末，中國的金融開放度大約僅為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的16%。[8]適當放松資本管制，適當加快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將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發(fā)展進程。
另一方面，擴大開放的同時也可能會帶來更大的金融穩(wěn)定風險。長期以來，我們對于資本賬戶的開放一直持有比較謹慎的態(tài)度，采取較為穩(wěn)健的開放策略。而同時也應該看到，經過近20年的實踐探索，在管控跨境資本流動風險方面，我國已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成功經驗。與跨境資本流動直接相關的措施包括：遠期購匯風險保證金比率要求、外匯存款準備金比率要求、企業(yè)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jié)系數(shù)、境內企業(yè)境外放款宏觀審慎調節(jié)系數(shù)，以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等。通過及時調整這些比率和系數(shù)，相關部門有效防止了跨境資本流動在短時間內的大進大出，實現(xiàn)了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wěn)定。
第五，加強國際經濟與金融合作，積極參加全球金融治理。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市場驅動的過程，這意味著，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促成各種經濟和金融條件的形成，從而實現(xiàn)間接推動的作用。而相關的歷史經驗表明，通過加強國際經濟和金融合作，政府實際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直接推動。如中國人民銀行促成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就是一種直接推動。在歷史上，借助布雷頓森林協(xié)議，美國成功確立了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當前，中國政府可以通過積極參與G20框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協(xié)調、參加低收入國家減債和緩償進程、不斷推進區(qū)域經濟一體化等各種努力，逐漸提升中國在全球貨幣金融事務中的影響力。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不斷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帶動人民幣國際化。
第六，繼續(xù)探索數(shù)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領域使用的可行性。我國是世界上最早探索和使用數(shù)字貨幣的國家之一。早在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專門團隊，開始對數(shù)字貨幣的發(fā)行框架、關鍵技術、發(fā)行流通環(huán)境及相關國際經驗等問題進行研究。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組織部分商業(yè)銀行和有關機構聯(lián)合開展了央行數(shù)字貨幣（DC／EP）的研發(fā)。在堅持雙層運營、現(xiàn)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DC／EP頂層設計、標準制定、功能研發(fā)、聯(lián)調測試等工作。2019年底，基于這一研發(fā)推出的數(shù)字人民幣相繼在深圳、蘇州、雄安新區(qū)、成都和冬奧會場景啟動試點測試。
不過，中國人民銀行對數(shù)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一直采取開放但審慎的態(tài)度。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指出，數(shù)字人民幣設計和用途主要是滿足國內零售支付需求?？缇臣皣H使用相對復雜，涉及反洗錢、客戶盡職調查等法律問題，國際上也正在深入探討。
盡管持審慎態(tài)度，但有關探索和國際合作嘗試并沒有停止。中國人民銀行數(shù)字貨幣研究所于2021年2月會同香港金管局、泰國央行、阿聯(lián)酋央行聯(lián)合發(fā)起了多邊央行數(shù)字貨幣橋（以下簡稱“貨幣橋”）項目。未來，數(shù)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領域的探索可以涵蓋以下方向。其一，在零售層，數(shù)字人民幣將主要定位于服務在中國旅居的境外用戶，以滿足他們的普惠金融需求。為此，要制定他們開立數(shù)字錢包的程序、額度管理和兌換要求等。其二，在批發(fā)層，數(shù)字人民幣可繼續(xù)積極參與“貨幣橋”項目有關試驗。其三，以開放和包容方式探討制定法定數(shù)字貨幣標準和原則，在共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過程中，妥善應對各類風險挑戰(zhàn)。
第七，高度重視地緣政治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影響。貨幣國際化不單純是經濟問題。20世紀50年代，在美元國際化的過程中，美國曾通過馬歇爾計劃、地緣政治安全保證等手段，鼓勵相關國家使用美元；70年代，美國再次運用其地緣政治優(yōu)勢地位，以對沙特王室提供安全保障為條件，要求沙特王國——全球最大的石油輸出國使用美元對石油交易計價結算，從而確立了美元在大宗產品交易計價結算的主導地位。一方面，中國如能在地區(qū)安全甚至全球安全中發(fā)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那么人民幣國際化將迎來更多的機遇；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警惕美國及其盟國利用其地緣政治影響妨礙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可能性。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穩(wěn)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和路徑”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AZD066）
注釋
[1]《張禮卿：人民幣國際化如何行穩(wěn)致遠？》，2022年7月4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UwMTYxMg==&mid=2247486316&idx=1&sn=f144e38056ab49387eb42be40adbf3d4&chksm=e8f42fefdf83a6f9dbc448d2a69b4c1662f360cb5eeccc4397a602b0a66537cb6cf9a9397d41&scene=27。
[2]中國人民銀行：《2022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2年9月23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666144/2022092318284744050.pdf。
[3]張禮卿：《理解人民幣流動性安排的重要意義》，《中國外匯》，2022年第15期。
[4]《張禮卿：人民幣流動性安排堪比加入SDR貨幣籃子》，2022年8月12日，https://mp.pdnews.cn/Pc/ArtInfoApi/article?id=30556004。
[5]L. Q. Zhang and K. Y. Tao, “Economics of 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 Asian Economics Paper, 2016, 15(1).
[6]B. Eichengreen and M. Flandreau,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or When Did the Dollar Replace Sterling as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2009, 1；《張禮卿：理性看待當前的“去美元化”現(xiàn)象》，2023年5月3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7400439388478805&wfr=spider&for=pc。
[7]B. Cohen, "Will History Repeat Itself? Lessons for the Yua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2014, p. 11.
[8]張禮卿、陳衛(wèi)東、高海紅等：《如何進一步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國際經濟評論》，2023年第3期。
Steady Advancement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a Cautious Way: Review and Prospect
Zhang Liqing
Abstract: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undergone the three stages of "initi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adjustment and stable development", and "recovery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respectively since 2009. RMB,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has initially acquired its three major functions as exchange medium, account unit, and store value, though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to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such as US dollar, the Euro, etc.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eady and far-reaching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objective laws of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he key to promoting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to create conditions and encourage foreign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to use and hold RMB, for which the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 achieving sustained and steady economic growth, maintaining China's status of a major trading nation in exports, accelerating financial market reform and capital account opening,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nd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fluence of geopolitical factors in the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words: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financial openness,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