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消費主導：關鍵是否在于盡快破題收入分配改革

目前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各方面對收入分配改革寄予很大希望。從總的來看，收入分配改革牽動影響消費主導的經濟社會轉型全局，如果往后拖，對經濟轉型將十分不利。

收入分配改革牽動影響經濟社會轉型全局。未來20年里我國能否保持8%的增長速度，關鍵在于能否實現收入分配改革的新突破。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對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不利。國家、企業(yè)、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格局沒有好轉，導致經濟運行中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導致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因素增大。

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因素很復雜，大部分和收入分配關系、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直接相聯系。如果能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加快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會在相當程度上緩解社會矛盾，化解社會風險因素。

以民富優(yōu)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客觀地說，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存在著某些國富優(yōu)先的突出特征：GDP增長速度快于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十一五”期間我國GDP年均增長11.2%，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8.9%。國家財政收入增長大大高于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增長速度。2000年～2010年我國財政增長平均在24%左右，比同期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增長3倍左右。國有資本擴張速度快于GDP增長。2005年～2010年，國有企業(yè)資產總額從25.4萬億元增加到52萬億元，年均增長20.5%。

應當承認，國富優(yōu)先的發(fā)展傾向適應了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處于生存型階段、私人產品嚴重短缺的特定背景，并為我國盡快做大經濟總量起到了歷史性作用；但也要看到，隨著內外發(fā)展環(huán)境的變化，國富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難以解決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難以實現居民收入同經濟增長保持同步，難以釋放全社會巨大的消費潛力。破題收入分配改革，重在實現由國富優(yōu)先向民富優(yōu)先的轉變，使釋放社會總需求成為社會增長的主要支撐力。為此，應當加大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力度，明顯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盡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加快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切實改善民生。

為此，根本之道是著力擴大中產階層的比重。中產階層是擴大消費的社會主體。中產階層具有穩(wěn)定的職業(yè)和中上水平收入，而且收入穩(wěn)定。有研究指出，占人口不到25%的中等收入者，其消費約占社會消費總量的50%。有學術機構測算，若以收入等組合標準來測算，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約為2.4億人，約占23%。未來10年我國要基本實現消費主導的目標，中產階層比重至少應當在40%左右。推進有利于中產階層發(fā)展的結構性改革。我國納稅的主體是需要盡快成長的中等收入群體，需要在結構性減稅上破題；建立健全居民財產權保護制度，使中等收入群體對政策具有穩(wěn)定的預期和現實的保障；進一步完善就業(yè)和創(chuàng)業(yè)體系。

以公開透明為重點建立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公開透明是理順收入分配最基本的制度。如果公開透明做好了，從“三公”經費公開開始，很多事情都能尋求較好的解決辦法。

盡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記制度與完善的納稅申報制度。這是杜絕灰色收入，健全收入分配體系的前提；逐步全面推進官員財產公開。財產公開不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決心和判斷問題。推進財產公開對我國的收入分配改革、解決腐敗問題是一項重大的基礎性工作，對于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是一個決定性的措施。以加快“三公”經費公開透明為重點，管好政府的“錢袋子”，對降低行政費用、調節(jié)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意義重大。

政府作用：如何適應走向消費主導的大趨勢推進政府轉型？

2003年SARS危機時，我們提出“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型”。今天看，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最大的挑戰(zhàn)不是經濟社會本身，而是政府轉型。能不能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走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牽動影響著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全局，決定著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未來。

要不要明確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職能轉變？我國是一個經濟轉型的大國，發(fā)展是解決問題的重要基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國家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的行動綱領。問題在于，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以后，經濟建設的主體發(fā)生了歷史性變化。政府以公共服務為中心不僅與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不矛盾，相反，政府以公共服務為中心才能更好地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第一，企業(yè)已成為經濟建設主體。當前民營經濟有了長足發(fā)展，我國新增GDP的60％、新增就業(yè)崗位的70％都是由民營企業(yè)提供的。 政府繼續(x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容易扭曲投資消費關系，不利于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

第二，要保證全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府就必須以公共服務為中心。新階段經濟建設的主體是企業(yè)、是社會，政府的主要職能是要創(chuàng)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這樣，才能為企業(yè)、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供重要保障。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形成、企業(yè)成為市場競爭主體的條件下，政府以公共服務為中心是保證企業(yè)、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條件。

第三，政府的核心職能應當是提供公共服務和創(chuàng)造環(huán)境。在市場經濟微觀基礎已經形成的前提下，政府應該從構建市場經濟微觀主體轉變到通過良好的公共服務創(chuàng)造并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

第四，政府大大強化經濟性公共服務、社會性公共服務、制度性公共服務，經濟的公平可持續(xù)發(fā)展才有保障。要不要堅持市場主導下發(fā)揮政府的有效作用？近年來，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是，把我國30年經濟增長的奇跡歸因于“政府主導”，把“政府主導”作為“中國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國模式”。2012年初，筆者去南非考察，在與南非學術界的朋友討論時，他們很重視借鑒我國經驗。筆者問他們怎么理解？有學者說主要經驗有兩條：政府干預+國有化。聽后，引起我的思考：“政府主導+國有經濟”是反映了“中國模式”，還是曲解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不管怎么說，如何定位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的確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突出問題。事實上，正是市場化改革才形成了我國經濟30年高速增長的體制基礎。從現實來看，把政府主導等同于“中國模式”有可能誤導改革，耽誤改革。

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在現階段的缺陷比較突出。投資拉動、出口導向型增長難以為繼，其背后是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的問題。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所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仍在加劇。其中一個突出問題是，重視解決眼前的緊迫性問題，忽視深層次的中長期問題；重視解決周期性矛盾，忽視結構性矛盾。由此，習慣于用短期工具處理長期問題，導致短期問題長期化、周期性問題結構化。市場化改革遠未完成。未來5到10年，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資源要素市場化改革和壟斷行業(yè)改革等，都處在改革破題的關鍵時期。在這個特定背景下不適當地強調和宣揚“中國模式”，忽視體制機制中的深層次矛盾問題，有可能使我們的判斷出現嚴重失誤。

要不要以公共服務為導向調整中央地方關系？多年來，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遲遲難以改變，根源在于中央地方關系以經濟總量為導向，而非以公共服務為導向。客觀地看，經濟總量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在調動地方政府發(fā)展經濟的積極性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形成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的當前已經弊大于利。面對消費主導經濟轉型的新形勢，實現中央地方關系從以經濟總量為導向向公共服務導向的轉變，成為新階段政府轉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一項重大課題。加快中央地方財稅體制改革，建立中央地方公共服務分工體制，對于系統(tǒng)地改變地方政府增長主義傾向，增加公共服務供給，改善居民消費預期，將為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

要不要承認政府自身利益形成的突出問題？把公共服務作為政府的核心職能，對強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提出新的要求。政府能不能克服自身利益、既得利益，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角色，決定著經濟社會轉型與改革的成敗。由于部門利益、行業(yè)利益、地方利益的普遍存在并且日趨于強化，有些改革的惰性很大，消費主導經濟轉型在多方面很難真正破題。在這個特定背景下，能不能在深化政務公開改革的同時，盡快實現財政預算公開、官員財產公開，在建設陽光政府和有效監(jiān)督政府上有新突破，對有效改變利益關系失衡，加快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十分關鍵。

著眼于我國中長期公平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本目標，加快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與改革，既是短期政策的著力點，又是中長期發(fā)展的戰(zhàn)略重點；既是發(fā)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又是轉型與改革面臨的重大挑戰(zhàn)。如果我們能夠把握歷史機遇，在國家層面盡快制定消費戰(zhàn)略規(guī)劃，盡快確立未來5～10年拉動消費的預期目標，并作為政府工作的重點約束性指標，自覺主動地解決經濟下行深層次、結構性、體制性的矛盾和問題，就有可能實現中長期穩(wěn)增長的基本目標；就有可能為未來10年、20年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打下具有決定意義的基礎。

責 編／凌肖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