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資本主義經濟長期波動的理論中，馬克思主義和新熊彼特派分別構成了兩類各具特色、具有明顯互補性質的派別。在馬克思主義一派中，又有曼德爾、調節(jié)學派、SSA學派的理論。后兩種理論試圖把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運動規(guī)律與具體歷史相結合，發(fā)展一種中間層次的制度分析，并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檢討了SSA學派和調節(jié)學派的理論，在強調其功績的同時，也力圖指出其方法論上的局限。并從技術、經濟、制度協(xié)同演化的角度，對以佩蕾絲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比較，探討了建立一種新綜合的可能性。

【關鍵詞】長波　調節(jié)學派　SSA學派　新熊彼特派　制度分析

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波動，受制于那些支配著資本積累的基本矛盾，其中首先是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這是資本積累過程固有的內在矛盾;其次則是資本積累與支撐這一積累的制度環(huán)境之間的矛盾。馬克思主要分析了前一矛盾，調節(jié)學派和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以下簡稱“SSA學派”)則側重于分析后一矛盾。關于第二種矛盾與資本主義經濟長期波動之間的關系，SSA學派的戈登等人曾有過如下表白：“不僅資本主義經濟在資本積累的速度上傾向于長期波動，而且這些波動是由確定的制度結構，即積累的社會結構所中介的。不能將這些制度結構與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分離開來(因而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外生因素)進行分析。”①

主要由上述矛盾主宰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波動，發(fā)生在特定的時間框架內。從歷史上看，這一時間框架是長約半個世紀左右的長波。1912年，荷蘭社會主義者凡蓋爾登正式確認了這種長波的存在。他提出，從1850～1876年，1898～1911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分別經歷了兩次資本積累的長期擴張。他將這兩個時期稱作資本積累的“春潮”。這一發(fā)現日后又為俄國學者康德拉季耶夫的獨立研究再度證實，并因熊彼特的采納在學術界廣為傳播。表1描畫了資本主義歷史上得到公認的數次長波所跨越的時間及其基本特征。由于第五次長波是否存在還存有疑義，在該表中我們只保留了原表的前四次長波。

二戰(zhàn)爆發(fā)后，長波理論的研究進入低潮。直到20世紀70年代，伴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1973～1974年危機的爆發(fā)，長波理論開始復興，涌現出三種有代表性的長波理論。除了新熊彼特派外，還有曼德爾的理論、SSA學派和調節(jié)學派的理論。后兩個學派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共性，可被視作一類理論。②

本文第一節(jié)將對三種長波理論做一概覽。第二節(jié)則主要檢討SSA學派和調節(jié)學派的理論，在強調其功績的同時，也力圖指出其某些局限。第三節(jié)則從技術、經濟和制度協(xié)同演化的角度，對以佩蕾絲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和馬克思主義長波理論進行比較，并探討建立一種新的理論綜合的可能性。

一、三種有關資本主義經濟長波的理論

德國學者門施的著作可以看作上個世紀70年代新熊彼特派理論的開山之作。③新熊彼特派繼承和發(fā)展了熊彼特的觀點，把創(chuàng)新集群的出現當作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唯一重要的自變量。在該學派看來，長波或長周期建立在一種不變的內生經濟機制的基礎上。與新熊彼特派的觀點不同，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把長波理解為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階段，它的形成或者取決于與積累相關聯(lián)的各種制度(調節(jié)學派和SSA)，或者取決于那些具有歷史偶然性的超經濟因素與資本主義經濟規(guī)律的某種共同作用(曼德爾)。

在《晚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長波》等著述中，曼德爾發(fā)展了一種馬克思主義長波論，其宗旨是把《資本論》所揭示的資本運動的一般規(guī)律與資本擴張的實際歷史相結合。為了實現這個任務，他從方法論上重新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若干基本范疇的性質及其相互關系，提出這些范疇是部分獨立、又部分相互依賴的自變量。在《晚近資本主義》一書中，他列舉了6個這樣的變量，分別是資本有機構成、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比例、剩余價值率、積累率、資本周轉時間、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關系。④在馬克思那里，這些變量既被用來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運動規(guī)律，也就與這些規(guī)律一道屬于最抽象的理論層次;其變化不能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規(guī)律的總體所能允許的范圍，也即是說，這些變量是內生地被決定的(即完全由其他經濟變量所決定)。而一旦把這些范疇看作部分獨立的變量，其變化就不完全以內生方式決定，還要受到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以剩余價值率為例，曼德爾就指出，其變化不總是積累率的函數，還會受到階級斗爭的形勢，以及產業(yè)后備軍在特定歷史時期的規(guī)模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的形成，便取決于這些部分獨立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最終表現為利潤率動態(tài)，后者就像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熱度表，其變化要由前述變量的相互作用來解釋。圖1描繪了發(fā)達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率的長期波動。

從方法論來看，曼德爾賦予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范疇以半獨立變量的意義，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確的。這樣做有助于避免經濟變量間相互關系的機械決定性質，使經濟領域變得開放，能夠接納來自于社會其他子系統(tǒng)(政治、技術、文化等)的影響。但是，同調節(jié)學派和SSA學派相比，曼德爾的努力仍然不夠充分。在他的分析中，只有兩個層次，即資本運動的一般規(guī)律這個抽象層次，以及資本擴張的實際歷史這個具體層次。通過提出半獨立變量的概念，曼德爾得以將這些變量與歷史偶然性相結合。但他沒能再往前走一步，像調節(jié)學派和SSA學派那樣，在一般理論和具體歷史這兩極之間，自覺地發(fā)展一種屬于中間層次的分析。根據這種中間分析，資本積累過程中各個變量的關系，是嵌入特定的制度體系之中、并為之所中介的。這樣一來，盡管他在《晚近資本主義》一書中展開了具有宏大敘事風格的分析，并在所涉及的幾乎所有問題上都不失其理論研究的深度，與調節(jié)學派和SSA學派相比，卻顯得形象不夠鮮明。用SSA學派的奠基者戈登的話來說：“曼德爾最接近于某種(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的理論，因為他充分注意到了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所有變革;但是，他仍然是有缺陷的，因為他沒有為其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依次更替的各階段的有趣分析，提出一個全面的方法論基礎。”⑤

SSA學派和調節(jié)學派都深具馬克思主義的背景。就調節(jié)學派而言，兩位主要代表阿格列塔和利佩茨都曾明確地宣稱，其理論是馬克思資本積累一般理論的進一步發(fā)展。在戈登等人的著作中，馬克思主義也是最主要的思想來源。20世紀90年代以后，SSA學派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得到了進一步加強，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由科茲、麥克唐納等人主編的兩本論文集當中。⑥除了上述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外，在這兩個學派中也能辨識到來自其他學說的影響。兩個學派都有凱恩斯主義的因素。⑦此外，美國的老制度主義也被看做為SSA學派的思想來源之一。⑧在調節(jié)學派的陣營中，還出現了以布瓦耶為首的所謂“巴黎學派”(Parisan School)，這個流派試圖在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之外另辟蹊徑，與當代演化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互通聲氣。

盡管在某些概念和觀點上存有差異，SSA學派和調節(jié)學派具有明顯的理論一致性。借用美國學者、SSA學派的成員科茲的觀點，這種一致性主要體現在：第一，兩個學派都“試圖通過分析資本積累過程和影響該過程的一整套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來解釋資本積累的長期模式。兩個學派的核心思想是：在長期內，資本積累過程的主要特征是一整套社會制度的支撐作用的產物。”⑨第二，兩個學派共同發(fā)展了一種 “中間層次的分析”，這種分析“和有關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具體歷史敘述相比，要更為一般和抽象，但與資本主義的一般抽象理論相比，則更特殊而具體。”⑩

戈登在其早期著作中，通過借鑒日本學者宇野弘藏的三階段論，從方法論上清楚地闡明了發(fā)展一種中間層次分析的重要性。按照宇野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包括三個抽象程度不同的分析層次：原理論、階段論和政策論。戈登這樣寫道：“我們必須在至少三個不同的抽象水平上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關系。在最抽象的水平上，我們必須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關系。在中間分析的水平上，我們必須分析依次更替的積累各階段的內在關系，以便理解生產方式的力量和具體活動的有效性是如何被中介的。在最具體的水平上，我們必須研究在這些更為基本的規(guī)定所施加的界限內人的活動的歷史總體性。”11

所謂階段論或對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的分析是由列寧開創(chuàng)的。但是，列寧并沒有展開討論他所確立的資本主義發(fā)展新階段的基本特征，與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般運動規(guī)律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列寧之后，諸如瓦爾加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意識到，必須將一般規(guī)律與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以分析諸如經濟周期和危機這樣的問題。在分析1929～1933年的危機時，瓦爾加明確地談到：“這些普遍的前提(指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筆者注)，對于說明各個具體的周期和危機，當然是不夠的。每個周期和每次危機都有它的由許多因素決定的具體的歷史性。”有必要分析“資本主義發(fā)展的不同時期中周期和危機的過程的特點”。12以上述方法為指導，瓦爾加分析了造成1929～1933年危機的原因。在他看來，壟斷作為帝國主義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消費不足成為這次危機的根源：“壟斷組織維持著高度的價格水平，減少了沒有加入組織的資本家、中間階層、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收入，并相對地更加縮減了社會的購買力。從而壟斷組織加深了資本在擴張中的無限需要同有限的社會購買力之間的矛盾。因此，如果撇開一切特殊情況，那么在壟斷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危機必定比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更深刻更頻繁;危機和蕭條必定更持久”。13這些引證表明，對于中間層次分析的重要性的認識，嚴格講來并不是從SSA或調節(jié)學派才開始的。但是，在這兩個學派之前，相關分析并未在方法和理論上達到足夠成熟的地步。在筆者看來，自調節(jié)學派和SSA學派開始，才真正出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的制度經濟學。14

SSA學派和調節(jié)學派在分析上區(qū)分了資本積累過程及其制度環(huán)境，強調資本積累并非發(fā)生在真空之中，而是被一系列制度所支撐的。由各種制度形式構成的整體被定義為調節(jié)方式(調節(jié)學派)，或者積累的社會結構(SSA學派)。兩個學派主張，不應該以個別經濟關系，而應該以調節(jié)方式或積累的社會結構來區(qū)分資本積累的不同階段。為此，阿格列塔和戈登都曾對列寧的觀點發(fā)起了尖銳的批評。

在劃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這兩個階段時，列寧所注重的僅僅是資本集中程度或資本之間關系的變化。為此，調節(jié)學派的首倡者阿格列塔針鋒相對地提出：“我們拒絕這種思想，即資本集中是20世紀歷史中最主要的過程。理論上最關鍵的過程毋寧存在于資本一般的再生產條件的根本變化：為此本書第三章就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意義，在那里我們研究了工薪階級的生存條件的轉變。”15在此，阿格列塔強調，應該以雇傭勞動關系的變化為核心，界定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的特征。類似的，戈登也提出：“列寧，以及巴蘭和斯威齊，把資本主義的結構性變化僅僅歸結為產品市場競爭程度的單純而線性的改變，這種改變表現為從‘競爭性’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變遷。”16

戈登在其早期的論文中，曾以積累的當事人、積累的動力、積累的系統(tǒng)條件、個別資本積累的條件為標準劃分出四類SSA，一共囊括了13種具體的制度(參見表2)。在此后的著作里，SSA的分類變得趨于簡單。在對二戰(zhàn)以后美國經濟的分析中，戈登等人考察了以下四項積累的社會結構，即美國的霸權、有限的資本—勞動協(xié)議、資本—公民協(xié)議，以及對資本之間競爭關系的抑制。17沃爾芬森日后又將金融體制增添為第五項積累的社會結構，并在SSA學派內部得到了一致認同。18在鮑爾斯等人所著的教科書《理解資本主義》當中，則將用以劃分美國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的SSA區(qū)別為四種關系：資本與資本的關系、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勞動與勞動的關系以及政府與經濟的關系。19

積累的社會結構這一概念大致對應了調節(jié)學派的調節(jié)方式(mode of regulation)，兩者所指都是“資本積累借以被組織起來的特定的制度環(huán)境”20。布瓦耶將戰(zhàn)后發(fā)達資本主義經濟的調節(jié)方式概括為5種具體的制度形式，即貨幣和信用關系、雇傭勞動關系、競爭的類型、加入國際體制的方式、國家干預的形式。21和SSA學派不同的是，調節(jié)學派為了強調資本積累一般規(guī)律在特定制度形式下所采取的具體形式，還提出了積累體制的概念(regime of accumulation)。調節(jié)方式和積累體制的統(tǒng)一則被定義為發(fā)展方式(mode of development)。22若與馬克思的概念相比較，發(fā)展方式可以看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概念的延伸，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所經歷的不同階段。

相對而言，由于調節(jié)學派使用的概念更為復雜，在詮釋者中間也容易引發(fā)不同的理解。譬如，在科茲看來，阿格列塔使用的積累體制概念既包括積累過程，也包括積累的社會結構。23另一種理解則認為，積累的社會結構大體上類似于積累體制和調節(jié)方式的結合。24在筆者看來，這兩種理解似乎都有偏頗。就前一種理解而言，雖然在積累體制的概念中的確體現出積累的社會結構對于資本積累一般規(guī)律的影響，但將兩者在分析上予以區(qū)分是完全必要的，不應把積累過程與積累的社會結構相混淆。就后者而言，其不當之處則在于，制度概念的外延被隨意擴大，把積累本身也一并囊括了。

調節(jié)學派和SSA學派對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階段做了各自不同的界分。在調節(jié)學派那里，這一界分是與外延型積累體制和內涵型積累體制這兩個概念聯(lián)系在一起的。阿格列塔最先提出了這兩個概念，首先將其作為“理想類型”來看待，但稍后又以其作為資本主義歷史分期的根據。25在調節(jié)學派那里，19世紀以降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即主要建立在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基礎上的外延型資本積累體制，主要建立在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基礎上的內涵型資本積累體制(即二戰(zhàn)后的福特主義積累體制)，以及兩者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此時形成了內涵型積累，但卻沒有形成與之匹配的促進大規(guī)模群眾消費的調節(jié)方式，正是這種矛盾帶來了1929～1933年的大蕭條。利佩茨和布瓦耶甚至主張，在19世紀后半葉以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為主導的資本積累體制中，生產率和資本有機構成幾乎沒有增長，資本積累主要是靠勞動力投入的增長來實現的。類似觀點在戈登等人1982年的著作里也依稀可見。26調節(jié)學派的上述觀點先后引發(fā)了克拉克以及布倫納和格里克的批評。批評者完全正確地指出，從歷史上看，以生產率進步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為前提的內涵型積累體制的基本特征，在19世紀就已廣泛存在。另一方面，在調節(jié)學派那里，所謂內涵型積累體制是以福特主義大規(guī)模消費制度的確立為前提的。工人階級的收入與生產率掛鉤而增長，被認為是促進消費品部門的積累和技術變革，進而促進兩大部類資本積累協(xié)調發(fā)展的關鍵。從理論上看，正如布倫納等人所強調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植根于傳統(tǒng)的消費不足論。27

與調節(jié)學派相比，SSA學派對于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的劃分更易為人接受。在2005年問世的《理解資本主義》第三版中，鮑爾斯等人把美國資本主義史劃分為四個階段(見表3)。表中的跨國資本主義階段是從冷戰(zhàn)結束才開始的，大致對應于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的新自由主義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