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自從17世紀哲學與自然科學結盟，哲學的命運可謂“成也科學，敗也科學”，成者如笛卡爾、康德，敗者如黑格爾。

自從17世紀哲學與自然科學結盟，哲學的命運可謂“成也科學，敗也科學”，成者如笛卡爾、康德，敗者如黑格爾。黑格爾哲學體系的“軟肋”是自然哲學，他對自然現(xiàn)象的很多解釋和預言，如鄙薄牛頓的光學是“粗野的反思方式”、說“聲音是觀念的東西在它物的暴力下發(fā)出的控訴”、“元素的抽象普遍觀念性永遠是在顏色中實現(xiàn)了個體化”等等，令科學家們大跌眼鏡。黑格爾的辯證法體系與自然科學脫節(jié)是黑格爾學派瓦解的重要原因。黑格爾之后的德國學術分化為“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常規(guī)哲學家主動與精神科學結盟，積極抵制自然科學的主導地位。

20世紀科學哲學的興起是為了提倡自然科學的方法。維特根斯坦早年認為，哲學應該“除了自然科學的命題外什么也別說”，維也納學派基本上接受了這個說法。邏輯經驗主義是20世紀科學哲學的開創(chuàng)者，但他們把自然科學基礎和方法歸結為分析語言、澄清意義的問題。波普爾與邏輯經驗主義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證偽”還是“證實”，而在于科學哲學的實質性問題是科學增長的方法還是語言分析的方法。波普爾提出的科學增長模式得到科學家的普遍認同，波普爾60壽辰之際，有29位著名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撰文慶祝，足見影響之大。

為了研究科學增長的途徑，科學哲學回歸科學史事實本身，社會歷史學派在科學哲學領域取得主導地位。庫恩的科學革命的“范式論”，拉卡托斯研究科學漸進發(fā)展的“科學研究綱領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把科學哲學推向輝煌。

可惜好景不長，費耶阿本德的“反對方法”導致了社會歷史學派的衰落。費耶阿本德“二戰(zhàn)”期間參加黨衛(wèi)軍，戰(zhàn)后雖然獲得博士學位，在波普爾指導下作博士后研究，但他的極端思維方式始終不改。費耶阿本德“反對方法”的主張有兩層意思：首先是科學研究沒有任何方法，“一切都行”；其次是提出與科學界主流的相反規(guī)則，他說：“反歸納法總是合理的，總有成功的機會”，“任何思想，不管多么古老和荒謬，都有可能改善我們的知識”。他認為西方科學不是靠理論的說服力，而是靠非科學的力量，如商業(yè)的誘惑、傳教士的宣傳和武力征服，取代其他地區(qū)的文化。他毫不掩飾地宣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從事科學哲學是“為了挖‘理性’權威（‘真理’、‘誠實’、‘正義’，如此等等）的墻腳而玩弄‘理性’”。他聳人聽聞地說：“科學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條的宗教機構”，科學家已經成為特權階層，“他們在金錢、權威和吸引力上都得到非分的報償，他們領域中最無聊的程序和最可笑的結果被罩上卓越的光輝”。

費耶阿本德的極端論調在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時代受到科學門外漢們的熱捧，結果使科學哲學由盛變衰，同時為后現(xiàn)代的消極、負面的科學哲學鋪平了道路。從根本上說，后現(xiàn)代的科學哲學是不折不扣的“反科學的哲學”。1996年出版的《勞特里奇哲學史》第9卷第7章題為“當今科學哲學”，其中反復用“科學的公關關系發(fā)言人”和“科學俱樂部的守門人”兩個名銜指稱科學哲學。作者阿加西攻擊說：“官方的科學哲學，被科學建制所支持的科學哲學，遠不如電視上推銷肥皂和化妝品的商業(yè)廣告顯得寬容。他們遠離獨創(chuàng)者瘋狂地尋求宇宙秘密，猶如色情狂遠離對上帝的理智之愛。”他還說：“自以為是的半官方的科學公共關系發(fā)言人是排他的科學俱樂部里的吹牛者，而頭號科學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所說的‘守門人’……在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上引導著這些吹牛者。”這些論調反映了后現(xiàn)代科學觀的特點：一是把批判科學主義的哲學與科學研究的實際工作混為一談，二是對科學理論與文化話語不作任何區(qū)分。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就在這篇“后現(xiàn)代的科學哲學”的代表作發(fā)表的當年，發(fā)生了“索克爾事件”。1996年，對后現(xiàn)代的科學觀極為反感的美國理論物理學教授艾倫·索克爾以惡作劇方式，給后現(xiàn)代思潮研究的主要期刊《社會文本》投了一篇名為《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的論文，他自稱該文討論“后現(xiàn)代哲學和20世紀物理學的政治蘊涵”。這一話題符合后現(xiàn)代主義對科學的政治批判話語，而且形式上符合學術規(guī)范，109個注釋和217篇參考文獻準確無誤。《社會文本》5位副主編一致同意將其發(fā)表在名為“科學之戰(zhàn)”的特刊上。不料索克爾3周后在《交流》（Lingua Franca）雜志上發(fā)表《曝光：一個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一文，坦言他的那篇“詐文”不過是“把有意編造的謬誤、語言的濫用以及各種毫無根據(jù)的結論捏合在一起的大雜燴”，他有意識地捏造編輯們所信奉的后現(xiàn)代主義與當代科學之間的“聯(lián)系”，甚至加入常識性的科學錯誤，后現(xiàn)代的文化精英卻無力辨識。索克爾認為，“詐文”之所以被接受，是因為它“聽上去很有趣”，并且“迎合了《社會文本》編輯們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偏見”。“索克爾事件”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丑聞，但未能阻止后現(xiàn)代的科學哲學繼續(xù)在人文領域大行其道。西方的文化學者與科技專家之間存在難以溝通的鴻溝，使得當今西方科學哲學陷入窘境。那些熱衷于引進西方科學哲學最新動態(tài)的人應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