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基本支持者大多轉而支持政治民主派。這種主張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改革與保守的矛盾、是市場與計劃的矛盾、是法治與人治的矛盾。
在他們處于上升期的時候,他們本有機會成為民族命運的擔綱者,把他們的利益訴求普遍化為整個民族的要求,使自己成為民眾的領袖。但他們錯過了歷史的機遇?;蛟S在內(nèi)心里,他們也在期盼一個拿破侖式的強人,為他們打開通向未來的大門吧。他們從沒有想過成為自己的主人。
由于溫和國家主義派的逐漸得勢,這種主張從一種隱性的、背景式的普遍信仰成為一個單獨的派別。它的作用在于凸顯精英集團內(nèi)部的矛盾。但從總體上來說,這種主張的內(nèi)部整合程度并不如溫和國家主義派,或許因為后者是以反對派、挑戰(zhàn)者的面目出現(xiàn)的,因而更容易界定自己的邊界。而自由市場派似乎還沒有在這個挑戰(zhàn)者面前清醒過來,它還在用老的辦法,比如指責對方反對改革,來打擊對手,而沒有實現(xiàn)真正有效的思想更新(針對如何實現(xiàn)強大國家,如何讓民眾生活幸福等等問題)、組織收縮(在政治上,與溫和國家主義者鮮明決裂,而不是把矛頭對準對改革有怨氣的民眾)。因此,這一派別下落的態(tài)勢似乎還沒有終結。
三、政治民主派
這個派別主要有兩個來源,其主流是從文革后期西單民主墻以來,始終在中國社會時隱時現(xiàn)的反對派力量。1989年是這一派別影響力的最高峰。此后因為受到巨大的打擊和迫害,他們逐漸從主流社會的視野中消失潛隱。另一個源泉是從1992年以來,不斷被體制擠出的激進人群,他們或者因為生活遭際,或者因為個性原因,被迫脫離了生活的常規(guī),并敏銳地將個人的遭遇與整個體制的弊端聯(lián)系起來,從生活經(jīng)驗出發(fā)對現(xiàn)行體制產(chǎn)生了強烈的反抗情緒。
他們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先驅追溯至反右、民國的知識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在思想上,他們往往以自由主義的正宗傳人自居。在實踐上,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進派和偏向改良的溫和派兩種。他們毫不掩飾對于一黨專政的厭惡,對于多黨制民主的向往,可以說這是他們最為核心的追求。與自由市場派相比,他們更為接近底層,特別是在改革過程中遭受損害與侮辱的群體,甚至和訪民、宗教徒結合在一起,對于這些底層民眾給予極高的同情,并開始有意識地通過接觸,來動員和組織他們。這個派別通常認為底層苦難不幸的來源是政治上的專制、缺乏自由、沒有法治。因為他們中很多人在生活遭際上與這些底層人有類似經(jīng)歷。經(jīng)過多年艱苦的努力,他們獲得了有限的成果。有時,他們也會用底層的革命來嚇唬和威脅統(tǒng)治者,促使他們開始政治改革。不過,從根本上講,他們基本上不太認同與執(zhí)政者合作的漸進改良道路。由于真誠的理想主義,敢于向強權挑戰(zhàn),甚至不惜為此付出個人代價,他們常常得到媒體的高度認同和道德褒獎。在所有的政治派別中,他們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
這是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是從正常的生活常態(tài)中溢出的,因此雖然脫離了和其他階層的聯(lián)系,但在個人交往上,他們卻可以深入到每個階層,并因其敢于犧牲的理想主義,受到較之其他派別更多的同情和幫助,并據(jù)此建立了廣泛的社會網(wǎng)絡。在這些網(wǎng)絡內(nèi)部,他們之間的熟悉程度和相互認同程度較高??梢哉f雖然很少有人有勇氣追隨他們,但對他們的同情遍布四方。這種主張對于民眾,特別是城市中的中低階層,有極大的潛在號召力。
由于幾乎沒有回頭過正常生活的可能,因此,他們非常堅決和勇敢,行動能力非常強。因為80后和90后的加入,他們的行動更為靈活多樣,也更為積極主動。雖然89年的悲劇依舊是他們的心結,但其救國救民的悲情意識在不斷退,對于普通民眾的冷淡抱有較強的寬容性減,更多的參與者愿意把反抗定義為個人的意愿。在反對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特別是大型國企的壟斷地位上,他們和自由市場派有著高度一致性。但總體來說,對于財富和資源的分配,他們沒有太多明確的主張。
他們對于現(xiàn)實的批判往往從個人經(jīng)驗出發(fā),非常有穿透力;對于種種掩蓋真相,打壓反抗者、侮辱受害者總能感同身受,常常自發(fā)援助圍觀,有時甚至能對事件產(chǎn)生較大影響。而在這兩個方面,他們都得到了媒體的有力支援。同時,他們往往和社會的自組織力量形成友好同盟,從業(yè)主委員會、環(huán)保組織各種民間NGO到中小企業(yè)的自發(fā)組織都會是這種政治主張的同情者,也都可以指望從他們那里得到實質性幫助。
在現(xiàn)實的政治格局中,他們實際上是自由市場派的激進形態(tài)。與自由市場派強調(diào)利益不同,他們更為關注權利。權利與利益密切相關,但二者也有著鮮明差別:利益是具體的、特殊的,而權利是抽象的、普遍的。從總體上來說,兩者在思想主張上有很多接近之處,但各自依賴的階級基礎則有很大差別。他們的思想批判力、政治行動力要遠遠高于自由市場派,在網(wǎng)絡上和媒體上與溫和國家主義展開有效論爭和爭奪群眾的是他們,而不是自由市場派;采取種種抗議行為捍衛(wèi)產(chǎn)權、公民自由的也是他們,而不是自由市場派。他們很少得到來自自由市場派的資源和道義支持。
他們認為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是不受制約的權力與缺乏基本人權的個人之間的矛盾,其他的種種矛盾則是這種矛盾的衍生和變化。在他們看來,官民沖突的前景必然是整個國家的民主化。
總之,與20年前相比,他們在政治上更為成熟,也更為堅韌。他們不再對上層給予幻想,也不再急切地追求民眾的認同,在精神上較為自足和獨立。
他們或許是在民情上最為接近中國現(xiàn)實的政治派別,因為他們不鄙視民眾的牟利追求,而是鼓勵民眾改善自己的生活,往往以扶危助困的形象登場。隨著政治分歧的加劇和演化,這個派別和自由市場派的結合會非常容易。而這兩派在政治上的整合將使兩者形成巨大的互補,其政治能量將大大增加。
四、社會革命派
這個派別就是通常所說的毛派,其活躍者是一些知識分子。他們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社會出現(xiàn)較為嚴重的貧富分化之后。雖然他們有時把自己的政治譜系追溯到晚期的毛澤東、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幫等等,但實際上并沒有太多的組織和思想聯(lián)系。這個派別因其激進和偏狹,基本上完全為主流社會所排斥。他們激烈否定中國的改革開放,認為這個過程造成了中國的貧富分化,形成了對工農(nóng)群眾的新的壓迫和剝削。并認為暴力革命,或者階級斗爭將是改變現(xiàn)實的有效手段。其活躍分子多為老特權階層及其后代、國營工廠的老工人,以及年輕的知識分子。
他們的核心主張是對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雖然表面看起來,他們希望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但那只是一部分人的向往,對其擁護者而言,僅僅是一種情緒表達。是否重回毛澤東體制,是否要展開階級斗爭、暴力革命,是否要無產(chǎn)階級專政,擁護者們并沒有太多認真的思考。民眾只是不滿當下的腐敗、貧富分化,以美化過去的方式來凸顯當下的邪惡。只有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在進行系統(tǒng)地理論努力,這種努力很難得到民眾的有效呼應。
在網(wǎng)絡上和輿論上,他們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是民眾對于貧富分化、特權腐敗的厭惡情緒的一種宣泄。而且這種影響力,很可能會被溫和國家主義派收割。因為他們的大多數(shù)主張都能被溫和國家主義派所覆蓋,而后者又有他們根本無法比擬的強大行動能力和資源分配能力。在對自由市場派的斗爭中,他們和溫和國家主義派走在了一起。其可悲之處也在于,隨著溫和國家主義派逐漸成為主流,他們將與五毛黨越來越難以區(qū)分。也越來越難以真正站到底層民眾的立場上來說話。雖然在現(xiàn)實生活中,現(xiàn)在很多人依然同時主張溫和國家主義和社會革命,而不自覺兩者之間的天塹鴻溝。但當社會沖突更為激烈尖銳的時候,尤其是當溫和國家主義成為現(xiàn)實的時候,這個派別會出現(xiàn)分化,一部分會追隨溫和國家主義,另一部分會和政治民主派結合在一起,成為底層的代表。
作為一個政治派別,他們在言辭上極為激烈,行動能力卻很難低下。甚至很難組織起有效的抗議行動,尤其是與真正的底層抗議者很少結合。因此,雖然他們的面目讓整個主流社會震驚,但事實上,他們并沒有多大的政治能量。這個政治派別完全依賴民眾的興起,但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思想上,他們都不具有掌握民眾的能力。
五、打開政治的大門
請允許我再強調(diào)一次,現(xiàn)在精英之間的分歧是實質,是中國政治最大的矛盾。但這種分歧只是政治危機的開始,如果精英之間不能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的話,民眾將涌入政治的場域,其前景將是民眾和精英的矛盾。
在此前的改革進程中,精英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但他們始終維持著一種斗而不破的政治局面。這種政治張力保證了中國政治的活力,使得改革能兼顧、平衡多種利益訴求,而且一定程度上能使執(zhí)政者超越自身利益束縛。最為經(jīng)典的政治組合就是鄧小平和陳云之間的政治合作。但隨著利益集團逐漸成形,各個集團之間逐漸喪失了相互之間的政治信任,舊有的處理利益沖突的機制、政治威望、意識形態(tài)漸次失效。精英們開始嘗試動員民眾。而民眾正在由猶疑的圍觀走向試探性的呼應,正在從克制上訪、有限泄憤,走向有意識的報復和破壞。
如果精英們不能再依照舊有的游戲規(guī)則決定中國的未來:在華麗會議桌下拳打腳踢,在桌上冠冕堂皇地一致通過協(xié)議,一旦動員民眾的大門打開,政治的未來就不完全取決精英集團。他們所掌握的各種權力的、金錢的、思想的資源,也就必須經(jīng)受民眾的考驗。誰都知道,精英集團的公開分裂是政治變革的開始。一旦這扇大門打開,中國政治將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其結局并不一定就是慘不忍睹的。
最后,我要再次強調(diào),所有這些政治思想,都有著偉大的傳統(tǒng),他們之間也沒有絕對的對錯高低,正如所有的利益之間沒有高尚低賤一樣?;蛟S我們需要的智慧和力量是,勇敢面對這些不同的利益和激情的沖突,并在沖突中學會理性的解決沖突。不過羅馬人說過:愿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愿意的人,命運拖著走。從這點上講,我是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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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很多人認為改革是在不爭論、政治高度統(tǒng)一的前提下實現(xiàn)的。但事實上,自改革以來,無論是高層還是民間的政治,始終充滿分歧和斗爭,極具張力,有時沖突還非常激烈。這種政治爭斗,是改革的一部分,或許也是改革得以實現(xiàn)和推進的前提。這也是中國與東歐國家、以及一般威權國家不同的一個重要特征。這種政治斗爭的性質、模式和意義,現(xiàn)有研究還非常薄弱,我們尚無法勾勒出一個大致的框架。
[②] “溫和國家主義”這個概念,最初筆者使用的概念是“溫和法西斯主義”,其靈感來源于2004年余世存先生“次法西斯時代”的提法。很多師友對這一概念提出了頗多質疑,并認為應該用國家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等提法。對應于現(xiàn)實,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威權主義都不是那么準確,很難做到名實相符。尤其有研究德國史的學友指出,法西斯本身比國家社會主義更為復雜,其所指非常明確。經(jīng)過權衡,筆者放棄了“溫和法西斯主義”這一提法。當然,對于未來中國而言,法西斯主義的前景并非完全沒有可能。
[③]雖然受自由市場派影響的人群數(shù)量和范圍都非常廣大,但因為僅僅是一種理想化的未來而不是利益把大家團結在一起,而且始終未能得到公開表達的空間,只能用影射、私下傳話等扭曲的方式傳播、溝通,因此這些主張者很難產(chǎn)生集體行動,缺乏有效的整合,甚至連有效整合的努力都很少看到。這是我們和臺灣以及其他東亞民主國家的重要差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