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和美國是近代以來影響世界歷史進程最重要的兩個西方國家。分析英美歷史，人們注意到一個重要的外在環(huán)境相似性，即光榮孤立：英國與歐洲大陸的相對隔絕，美國與世界重要國家的相對隔絕。這種地理環(huán)境，為英美制定相應的“光榮孤立”政策打下基礎(chǔ)，讓英美面對世界的時候可以從容不迫地按照自身的意愿去行事。這個觀察角度也可以運用到古代世界。在古代世界，以文明古國為基礎(chǔ)的強大帝國都集中在歐亞大陸的西方，只有中國長期孤懸于世界的東方。這是當時世界文明的基本格局，而這個格局顯然有利于中華文明從容不迫地健康發(fā)展。

孤立的中國不是文化選擇的結(jié)果，完全是自然環(huán)境造成的，但這卻為中國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礎(chǔ)。政治上，中國間歇性受到草原力量的沖擊，這為中國文明的統(tǒng)一性釀造了外在條件，也促成了中國外交重點以北方、西方為主的態(tài)勢。因為古代海洋的隔絕性比較強，漢代以后，中國對外發(fā)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絲綢之路于是成為中國外交努力的化身與代表。中國對域外交往的向往，一方面存在“萬國來朝”的政治期望，一方面也積極尋找機會進行接觸和交流。不過，在東方形成的“漢字文化圈”足以證明，古代中國對于周邊的文化貢獻是多方面的，影響力基本上是放射性的。

“以我為主”的外交格局

漢唐之際，中國的外交體制獲得良好發(fā)展，唐朝“以我為主”的外交已經(jīng)相當成熟。所有與唐朝有外交關(guān)系的國家，都被唐朝納入自己的外交體制中。他們的情況不盡相同，與唐朝的關(guān)系也不盡相同。在唐朝的觀念中，中國居于天下之中，“四夷”環(huán)繞著中國，而“四夷”這個觀念來之久遠，唐朝不過是沿用而已。不過，正是因為這個觀念的存在，相應的制度設(shè)計也會相配套。比如“四方館”，就是一個專門接待外國使者的場所，并有一整套制度，如每有使者前來，就會有專門的人員接待、訪問、記錄，尤其是訪問記錄來訪國的風情、制度，這些文字都會保存在唐朝的史館之中。

在唐朝的外交體制中，交往各國都有等級，這個等級是由唐朝設(shè)定的，相應的接待工作，也按等級進行。專門的外交部門，唐朝叫做鴻臚寺，“凡四方夷狄君長朝見者，辨其等位，以賓待之。” 鴻臚寺的長官鴻臚卿、副長官少卿也有相關(guān)的出使任務(wù)，“若諸蕃大酋渠有封建禮命，則受冊而往其國”。冊封政治首腦，是中國皇帝（唐太宗開始也稱“天可汗”）的權(quán)力，而鴻臚卿等人是執(zhí)行者，即參加各國首腦的加冕儀式，表達中國皇帝的政治姿態(tài)。鴻臚寺管轄的典客署，職責為招待外賓，“凡朝貢、宴享、送迎預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凡酋渠首領(lǐng)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 等位顯然是個關(guān)鍵因素，具體而言，“三品已上準第三等，四品、五品準第四等，六品已下準第五等”。第一次來中國的外國使者很可能沒有官階，不過唐朝也有安排，即“其無官品者，大酋渠首領(lǐng)準第四等，小酋渠首領(lǐng)準第五等。所乘私畜抽換客舍放牧，仍量給芻粟”。級別不同，待遇不同，這是那個時代的等級特色。

所謂品階，就是唐朝的官員品階，包括職務(wù)、將軍號和爵位等。國外領(lǐng)袖，獲得唐朝的官職，在當時很普遍，顯然是雙方共同遵守的一項規(guī)則。以阿史那思摩為例，他是突厥人，在東突厥內(nèi)部官職為“夾畢特勤”，沒有兵權(quán)，幾次出使唐朝，唐高祖曾封他為“和順郡王”。貞觀四年（630年）三月，唐太宗任命他為“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五月又冊封為“懷化郡王”，將軍號為正三品，而郡王品階為從一品。很多冊封，是具有沿襲性質(zhì)的，比如新羅王為樂浪郡王、百濟王為帶方郡王、高麗王為遼東郡王等。與唐朝交往各國，多為附屬國，向唐朝稱臣朝貢；而接受唐朝的冊封官職，應是它們外交的內(nèi)容之一。史書對于唐朝的邦交國，也稱之為“外臣”。因為唐朝主宰外交事宜，與中國交往的條件與待遇，各國或者只有接受這一種可能。形式上的平等交往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