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安全：去組織化持續(xù)不斷，認同危機日趨嚴重

社會安全一般被理解為反映社會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和生產安全狀況的綜合指標。就國家安全視角來看，社會安全應當理解為對共同體的認同度以及認同危機。社會安全程度總體上取決于一國社會發(fā)展程度。經濟發(fā)展尤其是工業(yè)化發(fā)展程度、社會公平程度、政治體制、歷史文化原因等都有可能對社會安全程度產生影響。

在市場經濟不發(fā)達、政府治理不完善的情勢下，中國古代社會治理相當有序，甚至還有“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一說。在“縣下自治”中產生了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如在血緣基礎上形成的“宗法制度”，在地緣、血緣、姻緣基礎上形成的信用制度。這些根植于基層的社會實踐與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理論與政策的重要源頭。在古代中國，社會與國家一直被視為“家國一體”，國家（皇帝）一般通過對社會（家族）管理制度的政治化，直接將社會治理措施上升為國家治理方略，即實現(xiàn)用“理家”的方法來“治國”，“三綱八目”正是這一治理經驗的經典總結。誠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言：“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⑧

今天，在市場經濟大潮滌蕩下，傳統(tǒng)社會治理理念與治理方式被逐一拋棄。多年來，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不斷膨脹，以“經濟人”替代“社會人”，以“利益共同體”替代“命運共同體”。相關社會治理少有問津，因為相關經濟學家與政治家或寄托于政府，或寄托于市場來解決問題，其視線始終在“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之間做鐘擺，其思維總是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糾纏，但是終究無助于解決日趨棘手的諸多矛盾與問題。這是因為市場和政府都以社會為基礎，“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都是生長在社會機體之上，社會是基礎，是核心。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有了人類就有了社會。作為命運共同體，社會是一切經濟活動（如市場）、政治活動（如政府）的根基。社會不以市場、政府的存在而存在，相反決定著市場與政府的存在，但是，市場調節(jié)失靈與政府治理失敗都會威脅社會這一共同體的安危。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主導國際秩序的今日世界，市場（資本的錢力）往往綁架政府的權力，合伙欺負社會，欺壓百姓，撕裂共同體。今日中國，自由主義者高呼，把權力（政府）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但是，“錢力”（資本）卻沒有了邊界和底線，為所欲為。越來越多的人士擔心，政府的權力正在被關進資本設置的籠子里。

市場既是“財富的魔法師”，也是“撒旦的磨坊”，創(chuàng)造與毀滅并存。“確鑿無疑的是，若不是（社會）保護主義的反向運動阻滯了（市場）這個自我毀滅的機制的運行，人類社會可能早就煙消云散了。”⑨如果忽視了社會，把市場、政府、社會三者關系簡化為市場、政府兩者矛盾，那么就無法真正明了市場和政府兩者的關系。然而，多年來，中國的實際情形是，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的經濟改革持續(xù)而嚴重地忽視社會。正因如此，農村經濟改革中，個人與家庭凸顯，村社與集體萎縮，農民生產與生活自我負責，越發(fā)無組織——即去組織化，生產聽任自然調節(jié)，生活聽任市場調節(jié)。幾十年間，農民工單身進城謀生活，一會兒由“看不見的手”推來，一會兒則由“看得見的手”搡去，出現(xiàn)日趨嚴重的流民化，一不小心就會成為這個社會“多余”的人。

城市經濟改革的一個重點就是國有與集體企業(yè)市場化，破除了公有企業(yè)辦社會與事業(yè)機構辦社會，綜合性社會越來越簡化為生活性社區(qū)，經濟職能超越其他一切職能，物業(yè)公司替代社區(qū)組織，用資本邏輯重新梳理社會，新階級便由此誕生。一如牛馬不可同食混飼，富人與窮人不可混居，窮人只能畫地為牢，富人則可以另辟蹊徑，往往用戒備森嚴的高檔小區(qū)來標識自己“新階級”形象。更為重要的是，以富人為代表的新階級可以調節(jié)市場、治理政府，接受更多更好的社會服務，而窮人集中的弱勢群體只能接受市場調節(jié)、政府治理，更多地服務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