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紀中葉，同樣受到西方殖民侵略威脅的中國和日本，幾乎同時開始改革自救的過程，但兩者卻結局迥異，日本很快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而中國卻長期在落后挨打的深淵中徘徊。探析造就中、日兩國近代改革進程不同命運的原因，可以獲取有益的現(xiàn)實借鑒和啟示。

【關鍵詞】中國　日本　改革　近代

【中圖分類號】G1　　　　　  　   【文獻標識碼】A

中日近代化改革成敗的原因分析

與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擺脫被西方殖民化的危險進而成功走向現(xiàn)代化不同，中國當時的政府—清王朝，無論是洋務運動還是戊戌變法，直至最后的清末新政，諸多努力似乎都以失敗而告終。本文筆者將從催生改革的思想意識、孕育改革的人才土壤、駕馭改革的國家權威三個維度，結合相應的歷史資料，探求中日兩國近代轉型不同結局的緣由。

催生改革的思想意識。中國的近代化改革是一個不自覺的歷史過程，從一開始根本就不清楚改革之路通往何方，甚至于剛開始之時也沒有改革的想法，連一種主觀的心理預期也沒有。鴉片戰(zhàn)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本可作為中國趕上世界浪潮的一次契機。然而，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并未讓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們驚醒，此時的他們依然沉迷于天朝的幻境。對西方國家轟開封閉的國門，統(tǒng)治者的反應仍然是要采取措施排除“洋夷”對作為天下中心的天朝的“干擾”。“那時中國不知有外交，只知道‘剿夷與撫夷’”①，沿襲著千年以來中央王朝的政治惰性，尚不知要變法圖強。

得知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慘敗，日本認真總結了中國失敗的教訓，這種總結日本比中國還來的用心，意在將中國作為反面教材進行深入的剖析研究，避免重蹈覆轍，認為“中國拘泥古法，所以致敗，日本應在未敗之前，學到西洋之法。”②日本還派團來中國考察，1862年參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晉作在上海目睹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狀況，他意識到：“我國人必須留神，決不能出現(xiàn)中國那樣的情況”，“因循茍且，空度歲月，不采取對策斷然改變太平之心，不制造軍艦大炮防敵于國門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③“在日本，對現(xiàn)代化起決定作用的不是高額利潤和工業(yè)消費品的示范作用，而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和十年后美國海軍佩里將軍的七艘黑船的示范作用”。④日本迅速放棄了曾經(jīng)極力學習的對象—中國，轉而非常謙卑地承認了西方近代國家的強勢和先進，開始老老實實地模仿敵人，然后將學來的知識本土化，以期最終超越學習的對象。

孕育改革的人才土壤。雖說中國國門洞開后，未能像日本那樣及時反省，縱然有近二十年的無所作為，但從時間上看中國著手改革并不晚于日本，中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始于1861年，比日本的明治維新尚早幾年，但一場甲午戰(zhàn)爭，使兩者高下立判、成敗自論。對于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往往歸咎于中國強大的封建保守勢力的阻撓。這種說法是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說中國當時的封建勢力強大，還真是冤枉。

“封建”一詞本意為“封土建國”、“封爵建藩”，漢字文化圈往往都在此意基礎上使用“封建”。中國秦漢至明清社會主流離封建漸遠，而近代歐洲學者發(fā)現(xiàn)，日本的幕藩制與西歐中世紀制度feudalism（封土、采邑制）極為相似，遂以“封建”對譯feudalism。⑤日本的幕藩統(tǒng)治政體的實質是幕和藩“彼此對立，互相依賴，處于均衡狀態(tài)，實行中央權力控制下的地方割據(jù)統(tǒng)治”⑥。日本在明治維新前，由于幕府統(tǒng)治架空了天皇，天皇的權力有名無實，使得日本不能形成君主獨裁的專制制度和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而中國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以來，歷代統(tǒng)治者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就是如何加強中央集權。正是在這種政治理念的支配下，中國最終形成大一統(tǒng)的中央專制帝國，其政治體制的核心早已與封建制度的內涵分道揚鑣了。這種大一統(tǒng)的專制體制對于改革究竟有何影響，我們可以通過對維系這一體制的重要因素—科舉制的簡單分析，一窺端倪。

中國古代科舉制的實質是中央通過制度化的程序，給予廣大社會成員躋身權力階層的機會，從而有效緩和社會矛盾，為專制皇權建設一支穩(wěn)定的官僚隊伍，保證中國社會悠長的歷史延續(xù)性及頑強的生命力?？婆e取士對于維護專制皇權統(tǒng)治的穩(wěn)定具有積極意義，但對于國家的近代化改革過渡卻不啻于一種羈絆。它以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和標準的格式，將各類人才吸納、籠絡到統(tǒng)治階層；而對整個國家、社會的人才生存與發(fā)展環(huán)境卻是一種禁錮，使得人才在成長中日趨保守與因循，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生存下來，反之，那種不守成規(guī)的異類分子則被逆向淘汰過濾。由科舉制衍生出的士大夫階層，大多在這樣的體制下游刃有余，對這種體制具有強烈的迷戀。

與中國科舉制下催生的士大夫階層不同，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主體是日本的中下級武士。“武士作為日本的一個特殊群體，屬于日本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階級，隨時代發(fā)展逐步壯大。德川幕府時期，日本武士及其家屬約占總人口的6%～10%”。⑦這意味著，中下級武士作為改革的主體，有相當厚重的組織基礎。正因為日本不受大一統(tǒng)專制體制的束縛，不會出現(xiàn)像中國一樣缺乏足夠應對新環(huán)境挑戰(zhàn)的社會精英，反倒是從武士階層中涌現(xiàn)出了現(xiàn)代化改革所需要的各行各業(yè)的新式精英。這些人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懷有滿腔的報國熱情，很快便成為了明治維新時期推動日本國家現(xiàn)代化的中堅力量。

中國延綿千年的中央專制王朝所形成的大一統(tǒng)文化心理，使得整個社會結構越來越走向自我封閉和束縛的困境，極度地壓抑著民間的個性和地方的自主性，與之相伴的便是整個國家、社會的人才結構、類型嚴重的單一化，進而使得整個國家面臨現(xiàn)代化轉型時缺乏靈活的應變能力。

駕馭改革的國家權威。甲午戰(zhàn)敗后，清王朝急于變法圖強，并將日本視為變法改革的典范，因為“其效最速，其文最備，與我最近者，莫如日本”⑧。但這并不能就認定中國理智清晰地認識了明治維新，相反，這其中甚至存在對明治維新誤讀。

清末時期，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面對急遽的革命形勢，希望以加大改革幅度與加快改革速度的方式來爭取民心，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權力，于是“君主立憲”自然成了仿效的對象。對于立憲的效果，時人頗為樂觀。“憲法一經(jīng)制定，國會一經(jīng)成立，失敗誤國的歲月將立刻一掃而光，財政竭蹶就可以補救，國債可以償還，軍備可以擴充，國力將進而充沛，人民權利將被恢復，而多年來中國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恥將被掃除，國家的威信將廣被全世界。”⑨這是一廂情愿的簡單照搬，未曾意識到西方制度是經(jīng)濟、政治、文化多重因素長期融合產(chǎn)生的效果。而且，清朝的主政者們也未看清日本的明治政權屬于一種“非典型的立憲政體”，是“形式上具有‘束縛議會權力’的偽裝的立憲主義”，⑩立憲僅是一種符號，并不具備鉗制君權的實質。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恰恰是明治天皇權柄獨綱，通過強化國家權威，聚合日本的各種資源，推動現(xiàn)代化進程。中日兩國如同在一條路上行走在相反的方向，“日本一直朝著統(tǒng)一的方向發(fā)展，而中國卻始終有著分裂的傾向”。在某種程度上，中央權力的削弱也是中國對外屢戰(zhàn)屢敗的重要原因，因為中央無法集中調動國內的資源，這與近代強國的發(fā)展模式大相徑庭。

后發(fā)國家的現(xiàn)代化改革轉型，關鍵在于能否通過傳統(tǒng)政治權威形式的轉化來推行集權政治，在新舊的破與立之間尋求平衡。改革作為政治生活中經(jīng)常的主題，任何國家面臨這一主題，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權威政治力量的深刻影響，而權威政治力量的存在也是確保改革進程穩(wěn)定的必要條件。清末憲政改革難斷功過之處就在于，其在極短的時間里為從不知現(xiàn)代政治為何物的廣大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而清政府恰恰又在這政治參與意識增強、參與擴大的過程中，嚴重損耗了自身權威合法性，政治統(tǒng)治駕馭能力日漸衰微，對社會運動的整合、引導能力加速喪失。隨著其制度體系的轉變成效趕不上民眾政治參與的擴張速度，政府和社會間形成巨大的張力，政治生態(tài)的平衡被打破，之前穩(wěn)定的統(tǒng)治秩序也難于恢復，失卻改良機遇，整個中國進入動蕩的歲月。

近代中日改革的歷史啟示

明確改革的思維意識。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jīng)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講到：“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xiàn)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xiàn)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何為顛覆性的錯誤，即在改革中迷失方向，與歷史進程背道而馳。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jīng)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當今世界發(fā)展迅速，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如果我們錯失了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良機，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就很有可能會面臨陡然的轉向，甚至跌入陰暗的深淵。

有人經(jīng)常會期盼通過加速改革的進程來應對問題，并將任何對改革速度的控制都斥之為頑固守舊。試想當國家這輛大巴車行駛在轉型期這一巨大彎道時，超速行駛極易導致翻車，那些一味叫嚷著速度太慢的人，是否考慮過這個問題呢？民眾心緒動蕩不安，國家前途幽昧難明時，只有精誠專一，行中正之道，不走極端，才能保證國家不致危險之境地。速度絕對不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核心標尺。

清王朝近代的一系列改革，從結果上講是失敗的，因為這些改革并未在歷史條件許可的范圍內，充分調動一切有利因素，將推動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能量有效釋放出來。改革不僅未實現(xiàn)清王朝江山永固的愿望，甚至加速了其覆亡。雖說清亡是自作孽，但對整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結局也不盡人意，因為清亡后的中國并未順利地步入現(xiàn)代化的正途，較之清亡以前，國內外形勢也未見得好轉。一次真正成功的改革標準應該是：既要使得原有體制和權威的性質實現(xiàn)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化的根本性轉變，從而推動社會進步和實現(xiàn)國家富強，同時又要在這種轉變中保持原有政治生態(tài)和權威的延續(xù)性。

反觀日本的明治維新，在幕府統(tǒng)治末期，維新運動領導人雖尚未形成進行社會變革的完整思想和主張，但他們善于在實踐中學習總結經(jīng)驗，在日本面臨嚴重民族危機的形勢下，逐漸明確了外部的危機要通過內部的變革來克服的正確路線，在具體的操作層面更是特別注意斗爭策略和改革方略，分階段、分步驟地解決掃清敵對的舊勢力，同時善于利用各種力量，集中打擊主要的敵對勢力，確保了國家變革的順利推進。

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之義是不僅僅囿于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問題，而應該是以一種更為寬廣的視野來看待和審視這個有問題的社會，將改革的勇氣與改革的智慧充分結合，讓改革思維具備理性和韌性，在紛繁中找到支撐，在分歧中尋求共識，從而積蓄發(fā)展的動力、化解前行的阻力。

找準改革的突破關鍵。改革是一個漸進的、不斷完善的過程，那種妄圖“畢其功于一役”實現(xiàn)制度和秩序的突變和飛躍，往往會招致得不償失的惡果，但如果不能找準改革的突破口，只是一味地觀望，也可能將自己置于坐以待斃的境地。所以，欲改革則不可昧于歷史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