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治國使命的現實基礎

習近平在中國改革開放歷經三十多年后的“二次改革”中確立上述治國使命的原因，同樣值得我們回味和思考。筆者以為，這應該與中國社會的現實息息相關。當下中國社會的最大現實是：一方面中國改革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也面臨著一系列嚴重的風險和挑戰(zhàn)。

兩個數據足以證明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第一，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起步那一年，中國人均GDP還不到非洲最窮國家的三分之一，那時候中國真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然而，三十五年后，中國人均GDP在2013年達到6700美元，中國整體上進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國家的行列，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劇變。第二，1978年至2013年的三十五年間，中國經濟持續(xù)高增長，平均達到9.8%的增長速度。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如此大的一個經濟體經濟連續(xù)高增長三十五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已經創(chuàng)造了歷史。

但是我們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到今天，積累的問題也同樣嚴重。而習近平治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問題導向——不管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制定，還是依法治國戰(zhàn)略的推出——都是以問題為導向的。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可以概括為四大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信任風險、政治風險。

從經濟風險來看，主要有兩個問題。其一，轉方式還是保增長，這兩者內在是有沖突的。十八大以后，我們提出了“穩(wěn)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新“十二字方針”。但實施中的情況是：當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就突出穩(wěn)增長，調結構肯定會受到影響；當經濟增長壓力不大的時候，更可能突出調結構，但調結構可能對穩(wěn)增長造成潛在影響。這說明協(xié)調兩者并不容易。

調結構的重要性毋容置疑，因為我們面臨“四個難以為繼”：低成本出口戰(zhàn)略以金融危機爆發(fā)為標志難以為繼；低端產業(yè)主導的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資源環(huán)境的傳統(tǒng)使用方式難以為繼；收入分配不公引發(fā)的社會問題使社會穩(wěn)定的大局難以為繼。這“四個難以為繼”，說明中國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非常緊迫。但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經濟下行壓力越來越大，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下，我們不得不再把穩(wěn)增長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究竟是中國經濟高增長三十五年以后的理性回歸，還是中國經濟真的出現了大問題，看法不一。我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沒有大問題，但卻有四種隱憂：一是嚴重的房地產泡沫；二是地方債務，其中顯性約有二十萬億，隱性更多；三是金融體系改革滯后導致影子銀行作祟，一方面流動性泛濫，一方面銀行缺錢，加大了金融體系的風險；四是產能過剩。因此，轉方式、穩(wěn)增長兩者如何協(xié)調，克服沖突，對我們駕馭經濟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戰(zhàn)。

對于社會風險，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格局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格局扭曲的原因很多，但在我看來主要有三：分配制度不合理、機會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集團興風作浪。

從分配制度不合理來看，中國三十六年的改革開放，城鄉(xiāng)、貧富、行業(yè)、地區(qū)四大差距沒有一個被縮小，都被放大了。從機會不均等來看，企業(yè)之間不在同一競爭的起跑線上，國有企業(yè)很強勢，但很難解決腐敗問題，民營企業(yè)相對弱勢。另外人與人的發(fā)展不在同一起跑線上，有權有勢的子女游刃有余，要當官可以當官，要發(fā)財可以發(fā)財，草根小孩、農民小孩即使考到清華、北大這樣的一流大學，畢業(yè)以后也未必找到體面工作。有人說中國全面進入“拼爹時代”，這可能使社會階層趨于固化，底層的人往上流動的空間越來越少，繼而可能會誘發(fā)暴力事件。從既得利益集團興風作浪來看，既得利益集團既掌握權力，又掌握資本，還掌握資源，三者疊加，控制相當多的中國財富，這是中國社會不穩(wěn)定的根源。

對于信任風險，正如我前面所講，中國問題說到底是一種嚴重的危機和信任風險。現在是網絡時代，中國有6.3億網民、有12億手機用戶，超過60%的網民都利用手機上網。這些年來出現的如此多的網絡事件，多數都是沖著黨政機構和官員去的，任何差錯都可能導致黨政公信力的下降。

對于政治風險，我們能不能通過反腐遏制腐敗的蔓延，不僅關系到腐敗本身，甚至關系到老百姓能不能再次支持我們的二次改革。十八大以后，習近平本想盡快推進全面改革，但后來很多人發(fā)現改革啟動都很困難。所以改變策略，先打虎，后改革，通過打老虎，特別是打大老虎，讓老百姓看到希望，有了信心，這樣才有可能支持我們的二次改革，這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前提。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的治國理念、治國使命、治國策略都是建立在這樣的社會現實基礎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