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治理的全球化挑戰(zhàn)

人們普遍認為傳統(tǒng)媒體可以扮演社會公器的角色，傳播信息的同時提升民眾思辨能力。然而，作為傳播的新興平臺，新聞網站、個人博客、社交媒體等除了將傳統(tǒng)媒體的功能放大發(fā)揮之外，同樣也可以通過內容和觀點來源的廣泛、參與者的多元，以新的平臺提升民智，提高人們的思辨能力、認知能力以及邏輯能力。

在新加坡，社會成員可以直接使用英文世界的臉譜（Facebook）、推特（Twitter）或是華文世界的微博、微信平臺，這是長期扮演東西方文化交匯地的新加坡，在網絡新領域再次得以發(fā)揮自身特長的重要原因所在。新加坡的臉譜Facebook用戶已經達到300萬，超過總人口的一半。與此同時，國外社會群體通過社交媒體對各自國家和政府進行監(jiān)督、批評、質疑，所采取的語言、方式、力度，也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對新加坡的網絡社群產生示范或借鑒效應。

傳統(tǒng)媒體向社交媒體的過渡轉型，雖時間短暫，但網絡媒體或平臺卻日益展現出驚人的滲透和裂變能力。民眾借助這一平臺的表達，聲音集聚的能量越來越得到凸顯。信息傳播可以實現知曉、鼓動、宣傳、教化的不同作用，直接影響政治的發(fā)展。這是媒體和政治關系的體現。透過社交媒體生成的觀點、分享等傳達出海量信息，打破了傳統(tǒng)媒體的信息壟斷，但人們對事件的關注、看法與評論的短暫、零碎特質，使得信息龐大而混雜，容易造成“金玉良言”與“泥沙俱下”同在的局面。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全球政府共同遭遇的是一個全新領域的挑戰(zhàn)。

在民意迅速、大量的爆發(fā)式呈現中，信息傳遞具有碎片化、歧義化等特征，事件往往出現不止一個“版本”或被扭曲的現象。一個民生事件容易在各方民意“萬馬奔騰”下發(fā)酵，引發(fā)公共危機。網絡時代的民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復雜。多元化的新媒體及其運作模式，導致多元主體對輿情產生不同的拉力。這些真知灼見或一家之言，都成為影響議題走向和最終結果的力量。

“社會參與的全球化”，蘊含了政府與民間對話關系的深刻改變的可能。面對網絡帶來的“利”與“弊”，政治人物必須接受，讓自己適應網絡時代的要求，習慣網絡世界里的“習慣性”批評，坦然面對嘈雜與多元的聲音。這就需要執(zhí)政者在社會治理領域具備新的思維意識，并通過社會機制和法律手段確保網絡平臺空間有利于社會正能量的凝聚。

新加坡網絡治理的“平衡”策略

在新加坡，因為生活觀念的改變，民眾的社會表達和政治參與這些年也發(fā)生相應的改變。近年來的房價、交通、教育、新移民以及數位高級公務員涉貪腐等問題，激起了不少批評聲音。各類聲音和訴求的分貝不斷增加，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觀念發(fā)展到新的階段的一種體現，也正是因為網絡載體和社交媒體的發(fā)達，使得民眾表達意見更為容易和便捷。

新加坡政府的網絡治理表現出兩大特點，一方面積極借助新媒體平臺與民眾進行溝通，另一方面采取不封鎖、不屏蔽、以法管網的策略，力圖達到“用”與“管”之間的平衡。

在利用網絡接觸民眾、打造信息化路徑上，新加坡的做法既有機制化的政府部門網絡平臺，也有個性化的政治人物網絡平臺，從而兼顧上情下達的順暢，以及打造政治人物的社會媒體化特色，體現人性化、年輕化溝通的需求。截至2012年底，新加坡政府各部門已經設立229個facebook頁面、92個Youtube頻道、86個Twitter戶頭、20個博客、59個手機應用，始終保持政府與公眾間的積極互動。新加坡政府很清楚，新媒體時代的選民是和上一代不一樣的，對待民眾思變求變的訴求，政府必須作出積極和必要的回應，以變應變。同時，政治人物也積極打造個性化的網絡溝通渠道，通過個人的臉譜等社交媒體，分享生活點滴、活動更新、出國參訪等細節(jié)，使用極具個人特色的語言和文字與民眾保持活躍的互動。目前，包括總理李顯龍在內的國會87個議員都開設了個人的臉譜戶頭。

此外，如何應對網絡輿情，成為考驗新媒體時代新加坡政府執(zhí)政能力的新指標。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早在2010年就明確指出，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不會被網上一些虛構的反饋或受操縱的輿論所影響，同時他也指出，如果新加坡人希望政府認真看待，就應以負責任的方式來傳達自己的意見。

一個例子是“人工草皮”（astroturf）現象。2010年，新加坡房地產市場備受爭議，李顯龍總理和多位部長都收到多封電郵，批評政府沒有盡力抑制房地產價格上漲，要求政府快速并大幅度地降低房地產價格，否則下次大選他們將不再支持人民行動黨政府。這些電郵論點相同，用詞具說服力，風格也一致，并附上姓名和地址，甚至附上身份證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