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依靠法制和制度外，現代化國家還注重維護社會動員主體的權威和信譽。它們在進行社會動員時，高度重視對法律、政府和主流媒體權威信譽的維護，極度珍視社會公眾對這些權威的信任，以確保這些最為重要的動力源能夠在必要之時啟動無虞。此外，其他政治彈性因素，也是這些國家比較重視和擅于利用的，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有一些在社會上享有聲譽的人士，既有英國國王這樣的傳統(tǒng)權威人士，也包括具有獨立思想的學者，人格高尚的清譽之士等等，吸納這部分人士參與社會動員所發(fā)揮的作用絕不容小覷。例如，英國社會對王室的遵從和愛戴，使英國王室在許多社會公益性的活動動員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凝聚人心的作用。

此外，現代民主國家在社會動員中亦特別注重對新媒體的掌控和運用。新媒體興盛既為國家發(fā)展帶來了機遇，同時也是任何國家都無法回避的挑戰(zhàn)，新媒體作為信息工具是一把雙刃劍，由于其開放性和個人主義的政治屬性，使其能夠為任何社會成員所利用，既可能成為一些極端組織發(fā)動沖突事件的工具，也可能為國家所掌控繼而成為鉗制和反擊社會騷亂的利器。

英國首相卡梅倫曾指出，信息的自由流通可以用來行善，也可以用來作惡。這樣的工具用得恰當與否關鍵取決于使用者的能力和素質。在平息2011年倫敦騷亂事件過程中，英國政府就有效地運用了社交網絡，快速發(fā)布官方權威信息，嚴正表明核心立場與態(tài)度，在網絡空間中塑造主流輿論傾向，引導公眾形成與政府相近的看法。如通過怒斥騷亂者的“哈克尼女英雄”的視頻在網上流傳，引導Facebook上近百萬人加入名為“支持倫敦警察制止騷亂者”的討論組，騷亂后的幾天之中，社交網絡甚至成為了全民曝光乘亂打砸搶的犯罪嫌疑人的平臺，可以說，社交網絡對平息此騷亂功不可沒。

在對發(fā)達的現代國家的社會動員經驗借鑒中，日本的經驗也尤為值得我們關注。日本以其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彌補了資源短缺型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尤其在其被運用于環(huán)境治理時，產生了顯著效應。1999年，日本名古屋市治理垃圾污染中，社會動員所起的作用堪稱典范。名古屋市政府面對日趨嚴重的垃圾處理難題，首先在治理決策中集思廣益，廣泛聽取社會意見和輿論批評，經過反復論證形成基本共識之后進行決策。在決策目標的導向下，政府采取了各種社會動員方式決戰(zhàn)垃圾危機。由市長以身作責親身實踐，進行廣泛全面的信息披露與共享，激發(fā)全民的共同危機感，市政府利用一切方式宣傳政策和實施細則；市環(huán)境局進行總動員，發(fā)動本局工作人員向社會各階層推廣包裝廢棄物的循環(huán)利用。在動員中，新聞媒體的連續(xù)報道，也使得垃圾處理問題得到社會公眾的持續(xù)關注，輿論批評、監(jiān)督和辯論使人們對污染問題有了深入理性的認識。自治會（保健委員制度）、區(qū)政協議會、婦女會、老人會、兒童會等各類社會組織助力政府動員社會，傳達政府管理部門有關垃圾分類收集等信息，協助管理部門召集舉辦居民說明會等；支持市民的垃圾減量、循環(huán)利用活動，指導和監(jiān)督市民進行徹底的垃圾分類投放。

概言之，日本的社會動員是在通過民主程序達成目標共識的前提下，由政府主導，政府官員、大眾媒體、非營利組織、普通民眾全民參與，同心協力、集中力量應對危機，在治理中較好地達成了民主與集中的融合，既確保了目標的合理性又實現了方式的高效性。

綜上所述，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社會動員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動員程序的法治化，社會動員所有環(huán)節(jié)都受到法制的規(guī)范和約束，避免其被權力意志所支配。第二，動員主體多元化，政府雖依舊發(fā)揮主導作用，但逐步隱形化，社會廣泛自我動員。第三，動員方式的民主化，在社會動員目標議題的確定上充分發(fā)揮民主決策的優(yōu)勢。第四，動員工具的新媒體化，充分利用新媒體提高社會動員的透明度和效率，形成網絡主流輿論影響力。

當代中國社會動員轉型的當務之急

借鑒上述各國的社會動員經驗，當代中國社會動員的現代化轉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首先，提高社會動員的法定性。依靠法治，強化社會動員中的民主決策和協商原則。社會動員目標的確定必須經過法定的民主程序，受制度的嚴格約束。應以法律法規(guī)明確限定社會動員的范疇。

作為一種非常態(tài)的治理手段，社會動員的運用應當限定于特定的危機狀況中，政府以超越常規(guī)的方式發(fā)動社會力量必須有充分的理由，必須經得起論證和批評，還必須經過法定的程序，避免隨心所欲。我國對社會動員的法律規(guī)范僅出現在《國防動員法》和《突發(fā)事件應對法》之中，這與社會動員被各級政府廣泛運用的現實越來越不相匹配，提高各層級政府社會動員的法定性已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社會動員主體中的政府隱形化和社會前臺化。借鑒西方社會動員民主化的經驗，適應多元協同治理的趨勢，應加快改變全能型政府一元化主導的社會動員強動力源，逐步將政府角色隱形化，使起主導作用的黨和政府隱身于各類活躍的社會組織之后，讓社會力量真正走向前臺，激發(fā)社會自組織、自動員的活力。

西方國家與中國的社會動員客體存在較大的差異：西方國家社會結構的主體是有恒產、教育程度高的中產階層，中產階層理性化、組織化程度高，自動員能力強，政府的動員作用必然弱化；而在中國，由于缺少龐大的中產階層，因此社會動員之中政府角色不可或缺，否則動員非常容易蛻變成盲動。借鑒西方之余，還應把握好動員主體“一對多”的關系，始終保持政府的幕后統(tǒng)一調控力度，講求方式和分寸，以更為巧妙的方式來實現社會動員的意圖，政府的作用定位于重點把握社會動員的總體目標、整體協調、創(chuàng)設平臺和過程監(jiān)督等方面。

再次，變“自上而下”的動員模式為“上下結合互動”的動員模式。提高社會動員的民主化程度，確保實現動員中決策民主及社會動員理性化的目標。

通過民主參與，廣泛討論和反復辯詰，最終形成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動員目標，避免少數人的專斷，以防動員出現方向性錯誤。在上層，政府營建論壇平臺和設置社會動員議題，以對動員政策的頂層設計來保障全社會協同整合行動的實施；在下層，各類社會組織和個體在公共協商對話平臺上就議題展開討論，在討論和反復磋商、辯駁之中達成共識，實現社會的自我動員。

最后，用好新媒體這一社會動員的工具載體。注重傳統(tǒng)媒體與新傳媒載體的結合，適應新媒體時代網民數量和網絡信息受眾迅速增加、網絡影響力不斷擴大的變化，開辟網絡宣傳陣地，將互聯網作為宣傳動員的主平臺，并通過不斷吸納新媒體中的“意見領袖”來整合和引導社會輿論傾向，為社會動員服務。

（本文作者為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