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我國經濟國際化程度加深，塑造世界金融體系與中國利益息息相關。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之一，中國希望國際金融體系給予發(fā)展中國家適當的話語權；同時，如果國際金融體系能夠給予制度支持，中國的國際投資將有助于推動世界各國的積極發(fā)展。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內爭取自身利益的同時，也積極進行了體系外的探索，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開辟平等、共贏、切合自身需求和國情的合作模式，在近年來取得了數項國際矚目的成就。國際金融變革是長期過程，而中國在世界金融領域仍需要學習探索，中國金融領域國際化任重道遠。
【關鍵詞】國際金融體系 金融國際化 資本市場 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 亞投行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國際金融體系指代世界各國間簽訂的一系列旨在促進貿易、跨國投資和其他形式的資本跨國流通的條約、協定和制度框架，它是國家間經濟活動的基石。顧名思義，國際金融體系在塑造國際金融秩序的同時，也往往被世界各處發(fā)生的重大金融變革影響。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發(fā)源于1944至1973年間主導國際社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直至如今，仍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首的一系列制度規(guī)范主導世界金融秩序，并使西方發(fā)達國家掌握了主流話語權。2007至2008年發(fā)源于美國、隨即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以及新興市場國家（Emerging Market）的崛起，都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造成不小的沖擊。這兩大變化使得國際社會關于改善現有金融秩序的呼聲日益急迫。
變革國際金融體系的現實需求
國際金融體系需要的變革來自兩方面：首先是直觀的、對金融危機的反思，這就要求各國加強對金融活動的跨國協調和監(jiān)管。其次是本質的、對以往金融活動缺乏監(jiān)管深層原因的反思，它要求國際金融體系重新分配各國、各利益集團的話語權。
對資本活動的協調監(jiān)管，與原教旨主義的“自由市場”活動組成金融變革的兩極；在兩極之間，國際金融秩序本身會發(fā)生周期性變化。1944年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即是對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一系列經濟衰退的反思：標志一戰(zhàn)結束的凡爾賽合約在戰(zhàn)爭賠償及債權問題上未能考慮各國國情，導致英、法、美的戰(zhàn)爭債務全部落在不具備償還能力的德國身上，造成大量壞債，引發(fā)了1931年銀行危機；同時，由于各國實行“以鄰為壑”的匯率政策，爭相貶值以促進出口，導致國際金融環(huán)境整體惡化，各國經濟衰退，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屢屢發(fā)生大規(guī)模罷工。基于此類惡果，布雷頓森林體系對國際金融活動制定了較為嚴格的監(jiān)管制度，包括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adjustable pegged exchange rate），以及限制國際資本操縱債券市場。隨著時間推移，美國的經濟實力相對（日本和歐洲）下降，而與黃金掛鉤的美元無法保證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當越南戰(zhàn)爭使得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嚴重，作為國際金融體系主導者的美國試圖與其他主要西方國家就匯率進行協調，但協調方案《史密森協定》遭到美聯儲阻撓而難以實行。這最終導致了日本和歐洲主要國家重新采用浮動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也隨之解體。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國際社會未能形成穩(wěn)定有效的匯率機制，缺乏協調的弊端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等事件中體現出來。2000年以來，有關進行國際協調的呼吁又逐漸浮出水面；特別是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部分發(fā)達國家開始重新提議建立基于釘住匯率制的國際協調體系，如時任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于2008年9月聲稱“我們必須重建金融秩序，就像當年在布雷頓森林一樣”。2009年在美國匹茲堡召開的G20峰會上，各國就調整匯率進行協調磋商；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在危機之后減少了對金融管制政策的批評。種種跡象顯示，各國正積極展開協調互動，以改良現行金融體系的缺陷。
國際協調機制勢必牽涉話語權的問題，這也是國際金融體系亟需改革的又一個原因。現有金融體系由少數發(fā)達國家占據主導權，發(fā)展中國家處于不利地位。以IMF為例，其投票權包括平等分配的成員身份投票權和由出資份額（特別提款權）決定的份額投票權；隨著各國份額加大，后者在IMF內部愈發(fā)重要，這使得份額較大的發(fā)達國家掌握了話語權。同時，越來越多的IMF決議需要達到“特別多數”（通常為70%和85%）才能通過，這使得少數擁有大量投票權的國家得以掌握IMF的否決權，也使得IMF難以監(jiān)控它們的金融活動。同時，由于國際體系缺乏穩(wěn)定一致的匯率政策，發(fā)展中國家被迫與部分發(fā)達國家貨幣掛鉤，而此類匯率制度在大規(guī)模國際資本流動中往往面臨風險。另外，現有金融體系也難以滿足發(fā)展中國家的融資需要，單以亞洲國家為例，為了維持現有經濟增長率，亞洲各國在2010至2020年間需要8萬億（年均8千億）美元的投資，而包括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fā)銀行（ADB）在內的主流金融機構只能每年提供2百億美元貸款。面對新興市場的金融需求，國際金融體系顯得準備不足。
面對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呼吁，主流國際金融體系試圖在體系內進行改良，如2009年由20國集團于倫敦峰會上決議成立金融穩(wěn)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fā)達國家也在反省金融危機中自身凸顯的問題，如奧巴馬政府于2009年開始推動的金融監(jiān)管改革賦予美國聯邦部門更大的金融監(jiān)管權和更嚴格的限制，包括金融穩(wěn)定監(jiān)督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以及禁止銀行自營交易的沃爾克規(guī)則（Volcker Rule）等條款。這類改良方案既承認現有國際體系存在的問題，例如缺乏對金融從業(yè)者的有效監(jiān)管，同時在國際層面邀請更多發(fā)展中國家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由于既得利益集團與國家的阻力，這些改革方案往往進展緩慢。一個典型例子是前述IMF投票權改革，雖然改革方案早在2010年已經被提出，但該機構章程需要85%的贊成票才能通過，而美國一家就占有16.5%的投票權，因此該改革必須經過美國同意；然而因為黨爭和自身經濟利益考慮，美國國會多次推遲或否決改革方案。2012年，奧巴馬總統(tǒng)以大選為由，未將該方案提交國會；2013年3月和2014年1月，國會兩次否決改革方案，因為改革方案迫使美國向IMF加大投入以保持份額，而國會拒絕注資。此外，IMF改革還被國會議員與烏克蘭援助等近期政治議題捆綁。由于諸如此類的情形，體系內改良或許不足以及時有效地改革國際金融體系。
面對體系內僵局，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也在積極探索另一條道路，即在IMF主導的現有國際金融體系之外建設新的國際機制，自主解決相關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需求。作為全球范圍經濟發(fā)展較快的區(qū)域，以及1997年金融危機的主要受害者，亞洲各國對確保自身金融安全有著迫切需要，也做出了切實的制度創(chuàng)新。東盟互換協議（ASA）即是區(qū)域金融合作的代表，在2000年5月的《清邁協議》后，東盟各國與中、日、韓三國簽署了多項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在2003年6月的《清邁宣言》中，與會各國表達了建立多邊貨幣框架，如亞洲債券市場的意向。近年來，中國積極倡導發(fā)展中國家間經濟合作，領導建立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BRICS）、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在內的國際金融機構。這種“體系外創(chuàng)新”模式是基于體系內改革舉步維艱的現狀而產生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現有金融體系主導者——部分發(fā)達國家的猜疑。例如亞投行從確定意向、成立到試運營期間始終受到美、日等國以“透明度”為主要理由的質疑，同時部分鷹派人士認為此舉是挑戰(zhàn)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在IMF和世界銀行之外“另立門戶”。但新發(fā)展的國際金融機構事實上與現有機構并不存在取代關系，例如世界銀行與ADB都表示歡迎AIIB的成立。現有體系外的新機構首先是對現有機構功能上的補充，同時也與現有機構形成良性競爭，更好地向各個國家、企業(yè)提供金融服務。
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的訴求和行動
中國在現有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有多重特征。首先是話語權弱勢，典型例子是IMF的特別提款權。在2009年生效的成員國特別提款權分配方案中，中國的特別提款權為69億SDR（特別提款權單位），而美國則高達353億，此外中國提款權也低于日、法、德、英等發(fā)達國家（均在100億以上）。如前所述，這種分配造成中國在IMF內投票權的弱勢。其次，中國屬于國際金融體系的“后來者”。長期以來我國實行較嚴格的資本管制政策，銀行盈利模式較為單一，國家決策者在1997年和2008年兩次國際金融危機前后做出多項調整，這些因素有效減輕了我國經濟受到的沖擊。但與此同時，部分企業(yè)（例如部分保險、航空、有色金屬企業(yè)）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逆勢擴張、損失慘重的案例也充分說明，我國在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活動時尚顯經驗不足。同時，中國將是未來國際金融體系的積極參與者。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超過600億美元，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突破千億美元大關；商務部于2015年1月表示，如果考慮我國企業(yè)境外直接利潤再投資和通過第三方投資，中國在2014年已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基于以上特征，中國一方面需要向國際金融體系的資深玩家學習經驗，另一方面也要借助目前國際上的變革訴求，努力爭取對中國有利的外部環(huán)境。在具體手段上，我國采取多邊合作與單邊援助“雙管齊下”推動國際金融變革的策略。
中國是發(fā)展中國家間合作的積極倡導者。近年來中國在國際領域的主要制度進展包括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亞投行等。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是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在內的“金磚國家”共同倡導的國際機構，其成員國是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發(fā)展中大國，國家利益與訴求區(qū)別較大，主要因為美國高盛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于2001年提出的“金磚國家”概念而被聯系到一起。中國始終致力于落實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將其發(fā)展為有效、包容、共贏的經濟合作組織，例如推動南非于2010年加入該機制。在此機制基礎上，中國與其他金磚成員國本著推動國際金融體系公平化的原則，于2012年新德里峰會上提出金磚銀行的構想，于2013德班峰會上同意此提議，并于次年福塔萊薩峰會上正式簽署文件。金磚銀行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此外各國還同意建立獨立于金磚銀行、不需立即支付（僅在實際需要且滿足條件時兌現）的1000億美元應急儲備。應急儲備是各成員國面對國際金融風險的內部安排，而金磚銀行在滿足成員國需要的同時，也服務于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則是基于區(qū)域經濟需要，由區(qū)域內國家首先提出、主要服務于本地區(qū)建設的機構，其成員大小、發(fā)展程度有別，但地緣關系緊密，相互聯系密切。習近平主席于2013年10月訪問印度尼西亞時率先提出倡議。中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等21國于2014年10月在北京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2015年4月共籌集區(qū)域內、外意向創(chuàng)始成員57國，包括域外成員20國。亞投行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期認繳500億美元；與現有的同功能開發(fā)銀行相比，亞投行的制度設計更多地考慮到本地區(qū)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較小國家的利益，主要體現在三方面：（1）區(qū)域內成員國占有約75%的總共股份，為亞投行內的多數聲音；（2）亞投行董事會大部分席位將分配給亞洲各國，較小的亞洲成員國有更大機會發(fā)聲；（3）相比ADB等機構按照出資占股比例決定投票權的制度，亞投行的投票權按各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和購買力平價加權計算得出，這也有利于區(qū)域內較小成員國獲得話語權。除本區(qū)域發(fā)展中國家外，部分老牌西方大國如英、法、德、意也加入意向創(chuàng)始成員的行列，這既有益于亞投行吸取金融體系運作的經驗教訓，也有益于提升亞投行在世界范圍內的透明度和信譽。
與此同時，中國也致力于擴大自身影響力，以適應國力增長帶來的新需求。一方面，中國積極樹立金融領域“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在國際上積極援助受到災難性經濟沖擊的國家。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通過IMF框架下的雙邊渠道，向東南亞國家提供出口信貸、物資和金融等援助；此外在各國競相貶值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決定人民幣頂住壓力不貶值，客觀上為穩(wěn)定區(qū)域經濟做出了貢獻。中國也向區(qū)域外國家提供金融援助，如2009年陷入歐洲金融危機的白俄羅斯，2007年以來的委內瑞拉等。中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同樣開始在國際援助中受到關注，2015年4月尼泊爾地震后，尼泊爾政府有意向正在籌建的亞投行尋求援助。國際組織援助需要經過成員國間的磋商協調才能落實，而隨著時間推移，金磚國家銀行和亞投行等機構也將與有需求的國家展開相關的援助業(yè)務。
另一方面，中國通過一系列雙邊協定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2008年7月，中國銀行三定方案增設匯率司，負責“根據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發(fā)展人民幣離岸市場”。同年，中國開始與俄羅斯等國就雙邊貨幣互換進行磋商，并于12月與韓國達成貨幣互換協議。目前，中國已與28家境外央行達成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經過一系列先期試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已于2011年8月獲批準在全國范圍開展。2012年，中國與南非達成以人民幣結算雙邊貿易的協議。自2013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已與多國達成建立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的協議，包括由建設銀行擔任的倫敦清算行，中國銀行擔任的法蘭克福清算行和交通銀行擔任的首爾清算行。與此同時，中國的金融行業(yè)也在進行改革，以促進人民幣的可兌換性和流通自由。由于中國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記錄，經濟地位日益鞏固，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也日益受到各國重視。據匯豐銀行對72家央行的調查，預計2025年人民幣將占全球儲備貨幣的10%。IMF于2015年4月表明已收到中國關于將人民幣列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申請，IMF總裁拉加德對中國促進人民幣自由使用的政策努力給予肯定。
在對外經濟戰(zhàn)略上，中國已經提出“一帶一路”的宏觀規(guī)劃，上述的兩方面努力都將服務于這一宏觀目標，為中國企業(yè)開展國際金融活動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相呼應，中國還將繼續(xù)發(fā)展上合組織成員間的金融往來，爭取早日成立上合組織開發(fā)銀行。由于各國貧富、經濟實力和資源差距較大，部分國家相關法律尚不完備，上合組織開發(fā)銀行的籌建依然任重道遠，而且中國需要處理上合銀行與金磚銀行重疊的問題。中國與上合組織其他成員有經濟上的天然互補性，中國與中亞國家的投資和貿易在新世紀以來也顯著提升，各國都有使用區(qū)域內貨幣為結算貨幣、降低交易成本的現實需求。對于上合組織內的能源出口國，區(qū)域內銀行也是平抑價格波動風險的工具。如果能夠順利成立，上合組織開發(fā)銀行或將推進人民幣成為地區(qū)主導貨幣，進而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關于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政策建議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參與國際金融活動意味著中國的經濟活動與國際經濟接軌，引領國際金融體系很可能意味著中國犧牲部分國內經濟利益或是承擔風險。中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自我定位仍然是“發(fā)展中大國”，既是發(fā)展中國家，也是潛力巨大的投資者和資本市場，同時還是處于經濟轉型期、面對諸多重大國內經濟挑戰(zhàn)的國家。在參與國際金融體系、與世界各國共同改革游戲規(guī)則的同時，中國也需要在幾方面格外謹慎，對國際金融活動的潛在風險保持清醒。
第一，中國需要處理中國自身、中國建立金融機構與現有金融體系的共存問題。部分西方國家視中國改革現有金融體系的呼聲為威脅。事實上，我國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始終與現有國際金融機構保持著良性合作關系。我國自1981年以來向世界銀行和ADB等國際金融機構申請貸款項目已達457個，承諾貸款金額累計657.5億美元，另獲國際金融組織贈款28億美元，這些資金大部分用于中西部、農村和重點經濟領域建設，促進了我國經濟均衡可持續(xù)發(fā)展。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合作不會因為中國新成立金融機構而消亡。然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一系列問題：在諸如IMF和世界銀行的金融機構已經存在的情況下，中國為何還要設立功能類似的機構？既然功能類似、新老金融機構如何處理彼此的關系？要在金融領域實現“和平崛起”，中國必須在上述問題上說服國際金融的主要參與者。
日本主導的ADB曾經探討過處理世界銀行和區(qū)域銀行關系的問題，其報告建議，世界銀行應著眼于“消除國家間貿易壁壘和推進全球性議題”，而區(qū)域銀行致力推進“亞洲各國就公共服務達成協議，同時支持東盟經濟體、基礎設施建設、亞洲債券市場建設和清邁協議的落實”。事實上世界銀行和ADB在具體國家與議題的分工上并未制定協調機制。雖然ADB的資本不及世界銀行，但如果它加入世界銀行并成為其“亞洲支行”，其法定資本規(guī)模又顯得太大；另一方面，亞洲的投資需求超過這兩家銀行任何一家的貸款供給能力，因此報告認為兩家銀行可以“在矛盾中共存”（muddle through）并在具體問題上協商分工事宜。這個模式同樣適用于新成立的亞投行：亞洲各國的巨大金融需求使得幾家銀行間不存在事關生存的業(yè)務競爭，在具體項目上，各國可根據自身情況選擇銀行。
另一個對于中國主導銀行的指責通常為“透明度”問題，這也是美國國務院發(fā)言人關于“亞投行不能達到高標準”的核心內容。事實上，這些中國主導建立的金融機構非常重視公開透明，例如亞投行的指導方針即為“專業(yè)、透明、環(huán)保”（Lean, Clean, Green），由專業(yè)的理事會、董事會和總部構成，其運營遠非由中國一家獨大或暗箱操作。其次，不同人士對“透明公開”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在諸多關于透明化的要求中，中國更需要注意的不是無端指責，而是成員國和潛在客戶的要求。英國、德國等西方發(fā)達國家愿意加入亞投行，本身就表明它們自信能夠參與建立足夠透明公開的金融機構。亞投行的細節(jié)談判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國需要首先與盟友達成一致，在維護國家利益基礎上確保亞投行章程制度能夠讓成員國滿意，這將是對“透明化”的最好回應。
中國的經濟崛起本身就是對世界經濟秩序的沖擊，而沖擊必然遭致反彈；無論中國采取何種行動，都要做好遭受質疑和壓力的準備。在國際金融領域，中國需要團結訴求一致的國家，以國際組織或者多邊聯合體的形式面對質疑，逐步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爭取更大的話語權。
第二，金融活動的基礎依然是強大的國家經濟實力。中國的金融活動，應以促進國內經濟可持續(xù)增長、政治環(huán)境穩(wěn)定、人民生活水平穩(wěn)健提升為根本目標。世界各國高度關注人民幣國際化，東南亞部分地區(qū)已將人民幣作為“小美元”流通，這些都與中國的高速增長有關。只有世界各國對中國經濟、國力保持信心，中國才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的主導力量之一。當前中國經濟處于轉型期，經濟增長減速，實體經濟融資困難，流動性陷阱風險上升；在考慮國際戰(zhàn)略布局之前，中國首先應該設法解決這些問題，確保國內經濟足以經受國際金融流動帶來的沖擊。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逐步提升，人民幣將會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國際清償貨幣）之一，在部分區(qū)域甚至成為主導貨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很可能會面對昔日英國、美國遭遇的特里芬悖論（Triffin Dilemma），即短期國內經濟利益與長期國際利益的沖突。特里芬于上世紀50年代末指出，當外國想持有某種儲備貨幣，貨幣發(fā)行國必須超發(fā)貨幣，這在長期會導致貿易逆差；然而儲備貨幣的幣值需要穩(wěn)定、堅挺，這就要求發(fā)行國盡可能實現順差。當儲備貨幣發(fā)行國因為某些原因需要增加開支，該貨幣主導的金融體系就面臨風險。金本位制度下的英國體系在一戰(zhàn)后崩潰，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也在越戰(zhàn)等情形下解體，目前國際金融多采用“多元儲備體系”，但美元等少數貨幣在貨幣籃子里優(yōu)勢極大，這些儲備貨幣發(fā)行國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貿易逆差問題。如果中國成為國際貨幣領域的“操盤手”，就必須承受貿易逆差的風險，對以財政政策為主的經濟政策做出適當調整，并幫助中國企業(yè)盡快適應新局面。
此外作為國際金融領域的新來者，中國也需要對初涉國際資本市場的本國企業(yè)、銀行給予適當保險措施。國際金融體系往往要求中國推進資本市場自由開放以接納中國，例如IMF總裁拉加德在評論人民幣加入SDR貨幣時再度敦促中國政府深化金融改革。在與國際接軌的同時，政府也應時刻考慮國內經濟的承受能力，慎重推進資本領域市場化。
第三，中國需要吸取國際先進做法和規(guī)范，這既有利于保護中國國家和企業(yè)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的利益，也有助于有針對性地提出金融改革建議。目前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仍然屬于“試錯”的摸索階段，不少金融政策和活動都招致了不必要的風險，例如中國對委內瑞拉的軟貸款就因為原定“石油換貸款”計劃無法落實、委內瑞拉自身經濟惡化而難以回收，進而影響了兩國進一步合作。《金融時報》一篇社評不無嘲諷意味地指出，中國應了解世界銀行、IMF與ADB等機構將貸款綁定附加條款是不無道理的。客觀來看，中國目前掌握巨量外匯儲備，中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也受到關注，關于管控貸款風險的問題遲早會被提上日程。對于具體企業(yè)而言，相對陌生的國際資本市場也是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
面對經驗不足的困難，中國政府、企業(yè)都應及時采取措施，吸納相關人才，同時向先進國家學習經驗。亞投行就是中國在國際金融圈子里“社會化”的過程，通過吸納英、法等國加入，中國在與其他成員討論章程制度時能夠更好地參照當前金融體系的范例。同時，亞投行也通過專門的國際機構從世界各國吸納人才。金融領域的特點在于它是少數人操縱的、不可觀測的行為（Unobservable Behavior），相關知識高度專業(yè)化，不少爭取利益的做法必須在具體實踐中掌握；同時它也難以監(jiān)管，如果采用外行領導內行的做法，金融行為將很難被約束，國家資產也會遭遇損失。如果能夠吸收一批可信賴的、有一手經驗的專業(yè)人士，中國的改革或能避免波折、加快腳步。
結語
國際金融領域的變革是消除全球范圍內“南北對立”和貧富差距的客觀需要，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和新興市場崛起都為可能的改革提供了契機。作為新興市場的重要成員，中國能夠從更加公平的國際金融環(huán)境中獲益。然而關乎國家利益的談判向來充滿艱難險阻，既得利益集團掌握強大話語權，體系內改革并不順利。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內爭取自身利益的同時，也積極進行了體系外的探索，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開辟平等、共贏、切合自身需求和國情的合作模式，在近年來取得了數項國際矚目的成就。然而國際金融變革是長期過程，中國在世界金融領域仍需要學習探索，中國金融領域國際化任重道遠。
目前，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挑戰(zhàn)同時來自自身經驗不足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話語權失衡，而這兩者間有種相輔相成的關系：如果中國致力于塑造更加公平的話語體系，就需要首先融入國際金融體系，向先進國家學習經驗；但如果中國能夠充分學習國際金融運作模式，把握人民幣國際化、經濟一體化的關鍵，同時做好自身經濟建設，塑造更為有利的外部環(huán)境也就水到渠成。在國內經濟轉型的重大關頭，金融領域決策者尤其需要虛心謹慎，穩(wěn)健地深入金融改革并推進“一帶一路”的相關布局。
責 編 / 馬冰瑩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from Participation to Remodeling
Jin Canrong Jin Jund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shaping the world financial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interests. As one of the typical emerging economies, China hop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will give due discourse power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if China can enjoy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the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will help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countries. While striving for its own intere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China has also actively explored other systems, and established an equal and win-win cooperation mode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caters to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needs and is suited to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making a number of influential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 As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form is a long-term process, China still needs to study and explore the world financial system and has a long way to go to internationalize its financial industr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financial internationalization, capital market,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金燦榮，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為美國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美國外交、中美關系及大國關系、中國對外政策。主要著作有《多邊主義與東亞合作》《中國學者看大國戰(zhàn)略》等。金君達，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