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交流曾在中日外交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為首的新中國領導人推動對日和平攻勢時，民間外交作為重要手段功不可沒。1956年，京劇巨匠梅蘭芳率中國文化代表團訪日。曾在抗日時期蓄須明志的梅蘭芳，本來對訪問有抵觸情緒。周恩來親自做說服工作，才促成了大師的成行。事實證明，梅蘭芳的訪日取得圓滿成功。訪問團和日本歌舞伎等傳統(tǒng)藝術家進行交流，在日本各地演出三十二場，不少日本觀眾演出后高呼友好口號?！?3】從日本方面看，對華民間交流同樣重要。松山芭蕾舞團多次訪華，成為中國領導人的?？汀F員演出的《白毛女》和《黃河頌》，受到中國觀眾的熱烈歡迎。時任國務委員唐家璇曾將中日間的“芭蕾外交”與中美間的“乒乓外交”媲美，其對兩國關系的推動作用可見一斑?！?4】

兩國關系正?；螅绕涫侵袊母镩_放后，中日民間交流更上一層樓。1979年，《當代日本》展覽在北京舉行。會場里中國老百姓看到的，不僅是日本美麗的自然風光，還有每家每戶都有的家用電器、農(nóng)業(yè)的機械化、工廠流水線上的機器人等，這與中國當時的發(fā)展境況形成強大的對比，對民眾沖擊力巨大。中國領導人發(fā)出的“再不發(fā)展，就要被開除球籍”的警告，得到了最好的注腳。

日本的流行文化也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作為西方文化的先行軍，進入中國。對于整整一代中國人來講，高倉健、山口百惠、三浦友和成了改革開放后中國人的第一代偶像。八十年代的中國兒童，也是在《聰明的一休》《花仙子》《鐵臂阿童木》等日本卡通片的陪伴下成長起來的。

而今天的中日關系呢？商貿(mào)文化人員的交流，只增不減。但改變的，是約瑟夫·奈所定義的軟實力的前兩個因素：政府形象和外交的可接受性。在這兩個領域，中日的沖突愈演愈烈，再加上中日兩國硬實力的轉(zhuǎn)變，造成了國民感情的惡化。這種結構性和長期性的惡化，不是兩國明星合拍《藝伎回憶錄》和《赤壁》這樣的大片能夠挽回的。而成千上萬來往于兩國間的旅游者，可以喜歡對方的風景、美食、商品，但把這種喜愛轉(zhuǎn)化為對對方政府政策的認同，是不現(xiàn)實的。事實也證明，這種轉(zhuǎn)變沒有發(fā)生。

從積極意義上講，中日商貿(mào)文化人員的交流越來越體現(xiàn)自身獨特的生命力。政治再冷，也沒有澆滅民間交流的熱火。從負面意義上講，低級政治的發(fā)展歸根到底取決于高級政治的質(zhì)量。如果中日高級政治持續(xù)冷淡，甚至爆發(fā)沖突，民間交流目前為止的自?？謱⑵茰纭Ｈ绾尾蛔屩腥贞P系走到這一步，是兩國決策者的政治責任。

結語

本文從中日雙方國民感情和兩國軟硬實力對比轉(zhuǎn)化角度，探討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雙方互動的軌跡變化。本文作者認為，中日關系從感情和軟硬實力互動出發(fā)，可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體現(xiàn)了不同特點。本文作者進一步指出，近年來中日關系的惡化和國民感情的遇冷，根本原因是兩國硬實力在相對短時期內(nèi)的轉(zhuǎn)化。而從今后的趨勢看，隨著兩國硬實力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雙方國民感情的低走將呈現(xiàn)長期化的特點。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兩國政府可以對此置之不理。恰恰相反，如果中日雙方能夠拿出勇氣和智慧，走出“高層政治”對抗的死胡同，會加快厘清雙方在轉(zhuǎn)變中的國際關系的新定位。令人鼓舞的是，自2014年中日實現(xiàn)首腦會談以來，雙方都表現(xiàn)出了改善關系的意愿。挑戰(zhàn)依舊，但加強交往、減少疑慮是增強雙方互信的最有效措施。前路漫漫，所幸的是中日終于已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