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公平

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這推動了人們需求層次的相應提升，使人們更加關注個人的發(fā)展機會問題。而綜合西方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我國地市一級經濟社會的實際發(fā)展情況，我們推定，在地市層面，九年義務教育、中高等教育在培養(yǎng)和提升人力資本方面有著基礎性的地位，特別是中高等教育，近幾年來在這方面的作用持續(xù)提高。通過查閱相關文獻，我們發(fā)現，關于這方面的推定，也被大量與人力資本有關的國內外研究所證實。為此，我們選取以一個市（州）的中學教育完成率來衡量該市（州）人口在發(fā)展機會方面的公平程度。結合數據可得性，中學教育完成率以普通中學當年畢業(yè)總人數與三年前普通中學招生人數之比來代表。

分配公平

要全面而系統(tǒng)地衡量經濟社會公平程度，除了需要考慮底線公平和機會公平外，還需考慮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堅持“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以及“效率和公平并重”兩個具有階段性特征的分配原則，我國的經濟社會取得了飛速發(fā)展，但同時，城鄉(xiāng)、地區(qū)、行業(yè)、職位間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從整個國家層面來看，用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進入本世紀就開始超過“0.4”這一國際警戒線，盡管其近幾年來出現一定的緩和趨勢，但仍處于較高水平。因此進入本世紀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和實現公平，成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重點。“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更是明確提出要“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關系，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持續(xù)增加城鄉(xiāng)居民收入，規(guī)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調節(jié)力度，調整優(yōu)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縮小全社會收入差距”。

有鑒于此，我們選擇了以初次分配公平度和再次分配公平度兩個指標，來衡量收入分配上的總體公平度。在此基礎上，結合數據的可得性，進一步選取以一個市（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以及社會保障和就業(yè)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百分比，來反映該市（州）經濟社會初次分配公平度以及再次分配公平度。其中，在測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我們借鑒了《中國經濟周刊》中國經濟研究院所曾采用的做法，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城鎮(zhèn)人口占比。

指標權重的設定方法與結果

已有的研究或采取專家調研法，即從主觀上為指標設定權重；或采取客觀賦權法，也即采用層次分析等統(tǒng)計方法，從數據的分析和統(tǒng)計中求得權重。雖然客觀賦權法更能增強指標的解釋力和獨立性，但我們仍決定采用主觀賦權法。正如我們在之前經濟社會公平度測評報告中所指出的，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希望突破以往過分重視與收入有關的因素這一思維定勢，更多地強調公平發(fā)展理念，而客觀賦權法無法很好地實現這一點。具體來講，這種主觀賦權法能夠體現以下兩方面理念：第一，與效率相比，更加重視從公平的角度來審視問題；第二，合理權衡底線公平、機會公平和分配公平三者的重要性。

在權重系數調節(jié)的具體操作上，我們采取有事先提示的專家調研法，即邀請經濟、社會領域的專家學者各15名，以及15名在綜合管理崗位上任職的黨政干部，讓他們分別給各指標打分，并且明確告知他們要更多地考慮公平發(fā)展的理念。指標權重的計分方法是：我們列出待賦權重的指標，要求專家對同一層級的指標進行兩兩比較（如果專家認為甲指標比乙指標重要，那么就給甲指標計1分，乙指標不得分）。在這一過程中，一個指標“打敗”其它指標的次數越多，所得的分數就越高。當然，這樣的打分工作是在一、二級指標層面同時展開。將這樣的打分工作進行五輪后（在開展下一輪打分工作前，我們都將每個指標在上一輪打分中所得的平均得分告知打分者，以供其參考），我們將各指標在每輪中的得分相加，再進行相應調整，就得到了各指標的權重系數（見圖1，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