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則以自己的生活處境和親身經歷,驗證著哈耶克所說的事實真相,并以冷靜的文學樣式,寫出了初衷與結果的荒誕和吊詭。” 1974年的諾貝爾獎有一個遲來的領獎者前往。 這人便是蘇聯(lián)作家,寫作《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仁尼琴。他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那一年,他沒來領獎,是害怕自己回不了祖國;1974年他來補領,是因為他已被流放,根本回不去了。 瑞典學院常務秘書吉羅兩次都為他宣讀授獎辭,第一次授獎辭將他和托爾斯泰相提并論,認為他對即使處于備受屈辱時刻的人的品質的描寫,也會使人的心靈痛苦得緊縮起來。 授獎辭強調了索爾仁尼琴對人的尊嚴的闡釋,即個人不應作為集體的一員出現(xiàn)。個人的命運體現(xiàn)在千百萬人中間,千百萬人的命運集中在個人身上。第二次的授獎辭則說,人能自由地、充滿自信地與人相會,這只能建立在真理上。 但困難在于,這世界沒有哪個地方能使真理總是受到純粹的愉快的歡迎。 參加1974年諾貝爾頒獎典禮的索爾仁尼琴 索爾仁尼琴則在獲獎演說中說他站在這里,是伴隨著倒下的人的陰影。他是爬著幾千級臺階走到這里,那是些不屈的、險峻的、凍結的臺階,從幸存的黑暗與寒冷中延伸出來。而許多比他更有天賦、更堅強的人卻死去了。他吟誦著索洛維耶夫的詩: “甚至鎖著鎖鏈我們自己也必須, 完成眾神為我們計劃好的循環(huán)。” 他在領獎臺上談及藝術的性質就是: 它能夠向一個沒有經驗的民族傳達另一個民族持續(xù)許多個十年的嚴苛的民族磨難,甚至能夠使一個民族免于走一條不必要的或者錯誤的、甚至是災難的歷程,從而使人類歷史少走彎路。 他再一次痛心地說,我們能輕率地宣稱我們對當前世界的創(chuàng)傷不負責任嗎? 這一屆的諾貝爾獎,有右派的哈耶克,有流放中的索爾仁尼琴,它自然格外地引人注目。而此時的瑞典,已進入漫長的冬季,天空已顯得有些灰意和低迷。但因為這兩個人的到場,氣氛卻顯出有些異乎尋常的暖調。 哈耶克與索爾仁尼琴卻依舊習慣了低調,不大情緒化。 若說內心有喜悅,也是喜悅于人類的認知朝向冷靜和理性跨了一大步。想想已逝去的日子和人,有些恍惚。這樣的兩個人,兩個不同學科的人在這里奇妙晤面、結識,隨后有了聯(lián)系。這是因為他們相互攜帶著某種相似的精神氣質,必然會走到一起。 不久,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的俄文版出版,他寄贈一冊給索爾仁尼琴。索氏在讀完這本書之后寫信給哈耶克,說他簡直無法相信一個從來沒有在蘇聯(lián)生活過的人,卻能跟他一樣清醒地看到他的國家所遵循的政治主張所導致的后果。 哈耶克當然能看清這種后果,即災難性后果。許多年以來,哈耶克極力推重市場競爭,推重法律秩序,反對國家干預,因為他知道不按此循環(huán)邏輯,便是必然導致奴役之路。 但多少年來,人們以為他是念咒語的烏鴉,他的話聽起來那么刺耳,那么沒心沒肺,沒有同情和憐憫,不關心沒有市場競爭能力的窮人。 多少攻擊襲來,哈耶克已經不想辯白什么,他只是痛心和憂慮,不知道那些打著窮人旗號的知識者,是書生氣十足的認知局限,還是別有用心,在道德制高點占領之后有所圖謀。他甚至不知道人類在萬劫不復之深淵還要掙扎多久。 索爾仁尼琴則以自己的生活處境和親身經歷,驗證著哈耶克所說的事實真相,并以冷靜的文學樣式,寫出了初衷與結果的荒誕和吊詭。 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革命的圣愚,十二月黨人,民粹派,斯拉夫主義者,以及蔑視物質優(yōu)渥、攻擊財富與恒產的人。他們終于以窮人的名義、以苦難的吟唱,為革命鋪平了道路。 編者按： 圣愚（юродивьΙй）是俄羅斯歷史上所獨有的一類人物，他們又被稱為“為了基督的愚癡”或“狂信苦行的圣者”。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羅斯，幾乎每一個城鎮(zhèn)和村莊都會有這類人的存在。他們行為乖張，舉止瘋狂，神態(tài)癡癲，大多衣不蔽體，或是身著破舊骯臟的衣物，并在身上掛滿了小鈴、繩頭或其它一些零碎物體。在俄國傳統(tǒng)社會中，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基本上對圣愚都是既尊敬又畏懼，就連歷代沙皇中也有很多人對圣愚禮遇有加、言聽計從。艾云在《逃離幸福——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與命運》中對此有詳細闡釋。 這幾乎是全體者的合力,即使有來自上層的重量級人物想要阻止都無濟于事。 俄羅斯這架神圣戰(zhàn)車上了道德之軌,就猶如脫韁的烈馬,馳過高加索,馳過西伯利亞,馳過伏爾加沿岸,馳向紅色的歷史。 1918年出生的索爾仁尼琴,一出生便必然要承擔命運的規(guī)定。少年時代已有的磨難以及成年以后的牢獄與流放,使他的文學生涯充滿了對政治事務的發(fā)問和價值判斷。他的面孔,透著憂傷的深邃,長方臉,前額寬大,蓄著大胡子。 在俄羅斯男人中他算不上偉岸,卻始終精爽不衰,思維敏捷,正好可以承擔20世紀俄國知識分子新的思想命運。 他的文學有現(xiàn)實描摹的,如著名的《古拉格群島》、《癌病房》等;另一鴻篇巨制《紅輪》,因為沒有中譯本而鮮為中國讀者所知,但此篇制以歷史敘述的手法,濃縮了俄羅斯在20世紀初的革命中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共10卷本,信息量極大,像歷史學家的又像藝術家的,把俄國的歷史向遠處推移,在因果鏈條中,看清民族災禍之源。 新民君按｜“此書初稿寫作時，《紅輪》中譯本尚未面世，2010－2013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已經分別出版了《紅輪》的一二三卷。 索爾仁尼琴透過煙嵐,與另一個人神會,這人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時期的內務大臣斯托雷平。索氏在《紅輪》的系列之一《1914年8月》中,用倒敘手法,寫到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以及后來他被暗殺的悲慘結局。 斯托雷平何許人也? 少年時的斯托雷平 他出身貴族,身上有“真貴族”的狷傲挺峭之氣。他身材魁梧,動作急促而堅決,嗓音洪亮,目光深沉。他在當時的官場可以說是出污泥而不染,個人品德無可指摘。他從小在一種自由主義氛圍的家庭中長大。 他的叔叔研究康德,對人的啟蒙悉心領悟。斯托雷平深受叔叔影響。他在1906年6月被任命為沙皇尼古拉二世時的內務大臣,7月任首相。同年,斯托雷平正式開啟改革的措施。他開始展開全面的社會改革、土地改革,包括解放農奴,努力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并進行選舉改革,限制沙皇的權力。 有人說他是尼古拉二世的寵臣,其實沙皇對他并不喜歡、也不欣賞;只是在社會危機四伏之時,他必須靠斯托雷平打拼和支撐這幾近坍頹的帝國大廈。 索爾仁尼琴在小說中寫到的有三個人,即斯托雷平、尼古拉二世,還有一個是刺殺斯托雷平的刺客鮑格羅夫。他對斯托雷平明顯懷有偏愛;而對尼古拉二世,則在分析中有犀利的討嫌和無奈;對刺客,他只能搖頭了。 那是20世紀初的俄羅斯,卻是漫漫暗夜。但在地火的拱動洶涌中,斯托雷平作為自信而善良的強者脫穎而出,猶如耀眼的星光照亮暗夜中的俄羅斯。關鍵是他已執(zhí)掌了除沙皇之外最高的權力。這個摯愛俄羅斯的人,不再用眼淚和吟喟的形式,而是以權力手段,意欲將俄羅斯引向新經濟的彼岸。 在他治下的幾年,俄羅斯的國民經濟迅速增長,創(chuàng)造著“斯托雷平”奇跡,被譽為是一個“黃金時代”。在農民占絕大多數(shù)的俄羅斯,當時的農產品出口驚人,這都始于他將市場競爭和自由經濟引入這個古老帝國。 原本由農奴制蛻變來的農民,在黑暗的王朝中已習慣于膽怯畏縮、謹慎膽小的生活,生活在狹仄的空間。但他們在擺脫村莊束縛,走向廣闊天地以后,眼界開始寬闊,皇權思想開始淡漠,自由獨立的個性在生長,公民意識和民主精神開始覺醒。 參看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第201、264頁。 不獨農民,俄羅斯普遍的人都嘗到改革的甜頭,自由意識在覺醒,更進一步的要求也在醞釀。醞釀的結果是某種奇怪的合力將斯托雷平推向死亡。 斯托雷平的改革在俄羅斯歷史上是少有的情形,以往是社會各階層要求改革而受上層所阻;而這一次,則是統(tǒng)治者內部推行改革。斯托雷平恐怕算是權力高層的一個異類了。在他之上的尼古拉二世與他不是一類人,他們的精神氣質大相徑庭。 尼古拉二世是個什么人? 尼姑拉斯二世 這是一個柔弱的人,父親的專橫培養(yǎng)了他唯唯諾諾、優(yōu)柔寡斷的性格。他所受的教育和本人氣質都承擔不了治理這個國家的重任。他不善于思考、不喜歡大事和宏觀把握,比如他對軍事戰(zhàn)略全無興趣,卻對諸如勛章、列隊等津津樂道。他不大想見人,離群索居,不與臣民接觸。 他對國際事務的無知常常令職業(yè)外交家瞠目結舌。他對國內矛盾常在一籌莫展后強行鎮(zhèn)壓,拒絕溝通和讓步。他對立憲政體所提的要求,總是言而無信。制定朝內計劃,總是有頭無尾。他不聽直言進諫,卻為獻媚者的花言巧語所動。家庭內部的糾紛對他造成的精神刺激,簡直比世界大戰(zhàn)對他造成的災難更巨大。 見《索爾仁尼琴》,長春出版社,張曉強譯,第239頁。 斯托雷平面對這樣的君主,縱是一腔熱忱又能怎樣?他后來失寵自是必然。但在一個階段內尼古拉二世得用他。 在權力上層,對斯托雷平改革持異議的還有維特。不可諱言,這兩個人都是世紀之交俄國兩大改革家,是日薄西山的羅曼諾夫王朝末期腐敗透頂?shù)墓賵錾想y得的棟梁之材。他們對俄國近代史進程的影響僅在彼得大帝和亞歷山大二世之下。 但他們之間有大的齟齬。維特,這個具有荷蘭血統(tǒng)的自由派貴族,他在政治上更開明。在一開始他就主張立憲,認為經濟改革應該與政治改革并行不悖地展開。但斯托雷平認為應該先把經濟搞上去。他有一句名言: “哪里富足了,哪里就會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 當然,他們是差異中的相同,大的方向一致。但維特太過徹底的改革,當然是最早被沙皇一腳踢開。剩下了斯托雷平,他面對的是更為棘手的局面。 國內已經富裕起來的民眾,胃口被吊起來了。他們嘗到了改革的甜頭,但又覺他們被拋向市場,是沙皇及高層把他們放棄了。以前村社中的農民,向來是“只反地主不反皇帝”。作為全權職能的皇廷,流行的口號也是,對民眾與其分散放牧,不如集中豢養(yǎng)。 人們竊以為自己是受皇廷庇護的,再苦再窮眉峰也有些許的寬慰和舒展。斯托雷平的改革,卻是把相當多的人推向市場、推向競爭,這使他們心里沒底。再加上,已經展開的市場經濟,業(yè)已顯出某些不公正未能得到及時遏制的現(xiàn)象,人們便把怨恨遷移到斯托雷平身上。 他們不愿去想,眼下暫時的不公平競爭的經濟,總歸比不公平又無競爭的經濟要好。但人們往往不想耐心等待逐漸合理的秩序到來。 而在俄國知識界,情形更顯復雜。經濟的復興畢竟帶來松動與自由,日益成長起來的人文精神,再一次歷數(shù)起市場與競爭的種種弊端。 同時,經濟在復興時,人們的興趣和注意力在轉移,轉移到物質財富的創(chuàng)造中,人文知識分子感到了自己不被重視、被邊緣化,因而有酸楚、失落、怨艾,然后化為憤恨。 向來,俄羅斯知識界就有普遍的道德訴求和對苦難的偏好。一提及苦難,他們的胸臆間便有崇高與神圣感,他們已將苦難作為正價值予以肯定,對此不加分析地予以美學謳歌。敘寫苦難,就有著千秋文章、道德箴言的意思。 苦難在他們筆下如鉛石般沉重,如夯石般有力;而非苦難的,就是輕飄飄的、浮淺的,因而是負價值的。他們中很少有人去深究,苦難,只是一種不合人意的、窘蹇不堪的低劣的生存處境和艱辛的物質狀態(tài),這不是毋庸置疑的價值前提。 苦難的美學謳歌,定然使窮人成為被褒揚的階級。俄國知識界向來易于將窮人抽象化,認為這是一個概念化的有價值的弱勢群體,他們私心里甚至想要使這個階級固定化,以使自己的同情憐憫有處可施。 他們并不去想,一個健全合理的社會,窮人的稱謂不是要由哪個階級、哪部分人恒定不變地承受,社會應該給所有人機會,使那些勤勉者可以由貧窮者成為富有者?；尾B(tài)的社會才會將苦難、窮人當美德頌贊。 斯托雷平的改革,根本用意是想富強俄羅斯,使人擺脫貧窮困苦。但整體的人民不見了,到處是矻矻斂財、發(fā)家致富的人,民粹派為此惱火至極。民粹派作家們反對斯托雷平的改革,認為這是過于西化的道路,也即自由會把人毀掉。 民粹派一方面對作為整體的“人民”頂禮膜拜,并提出“知識分子要拜倒在人民腳下”的命題;另一方面,他們則把一個個具體的百姓視為草芥。 民粹派歌頌土地,同時歌頌生活在土地上的貧窮的人,一旦這些人走出土地,不甘貧窮,他們就認為這些人變質了。 民粹派作家烏斯賓斯基就這樣寫道: “我們的人民只要從頭到腳、從里到外、全身都沐浴和浸透著土地母親散發(fā)出的光和熱,他們就會始終天真爛漫、勇敢剛毅、溫順如赤子。一旦使他們脫離土地,剩下的就只有空虛的靈魂,完全的自由自在,杳渺的遠方、無垠的曠野,可怕的愛上哪兒就上哪兒。” 參看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第201、264頁。 民粹派刻意想要保留一個貧困階級,將其固定化和優(yōu)化,一旦不合自己的意思,就開始非難。 常見到的文章是把俄國與法國知識分子歸攏起來,其實這種分類過于籠統(tǒng)了。在俄國,幾乎從來沒有產生過像法國的伏爾泰那樣對財富有洞察理悟,而同時又具有高明斂財能力的人。這里似乎有必要對伏爾泰多說幾句。 伏爾泰是18世紀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并被譽贊為“歐洲的良心”。他繼承了父親很高的理財天賦,諳熟投資、放錢和取息。他買政府的彩票發(fā)了財,也從事小麥出口生意。他同時是一位老練的銀行家,是放款者。 他在自己的費內爾莊園開辦工廠,優(yōu)養(yǎng)工人?？梢哉f他是個百萬富翁。但他從不是個守財奴和吝嗇鬼,他一次再次用金錢資助或賜贈給有需要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說:上帝賜給,上帝又拿走,祝福上帝之名。 伏爾泰贊成曼德維爾關于奢侈有益的觀點。在一本書出版時,他刪除了反對財產一節(jié)。早在1736年他就在一首詩中承認: “我愛奢侈,甚至于舒適的生活,一切享樂,一切藝術。” 有關伏爾泰,可參看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伏爾泰時代》,東方出版社。 他認為沒有財富就沒有偉大的藝術產生。他個人即使在商務忙碌中也不忘寫作,他的《英國人的信札》《查理十二史》《路易十四傳》《女仆》及許多劇本,成為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他推重財富,說 “財富的影響加倍了一個人的力氣”。 他不像盧梭那樣對平等如此狂迷;他也不贊成愛爾維修說的,若給人同等的教育和機會,不久所有的人就有同等的能力。他說,以為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牛頓,那是荒唐的想法。他推重英國的政治制度,認為英國的法令,事實上已達到所有人都獲得天賦人權的絕妙地步: “在躺下時,你可以確信當起來時所擁有的財物將會與躺下休息時一樣,你不會在深夜時被迫離妻別子,而被關進牢獄或遭放逐于沙漠、客死他鄉(xiāng);你有權利可以公開發(fā)表你的思想......” 他更喜歡英國的中產階級,拿英國人和他們的啤酒比喻:泡沫浮在上面,渣滓沉在底層,但是中間是最好的。 但伏爾泰又希望盡量減少窮人的數(shù)量,希望看到每個人都是財產所有人。當盧梭在波蘭認可農奴制度時,伏爾泰寫道: “假如農民不是奴隸,則波蘭有三倍于現(xiàn)在的人口和財富。” 盧梭本人,拒絕財富,同時也拒絕責任,他把他的孩子都送進育嬰院。 他常常在咬噬的感覺中，其寫作動機始于“怨恨”。而伏爾泰則更愜意,即使在他遭流放的日子,也更寬容。他與盧梭的爭執(zhí)關鍵在:窮人不是可以信賴也不是不可以信賴,合理的制度應保證窮人有工可做,有飯可食。也不要考驗窮人的善良與道義,人生活不下去時,必然會鋌而走險。 一向偏頗而執(zhí)拗的俄國知識界哪有伏爾泰那等的圓融與清醒 ? 斯托雷平縱有三頭六臂,終是敵不過來自各方面對他的合力圍剿。整體氛圍和輿論終于使刺客鮑格羅夫堂皇登場。1911年9月初,失寵的斯托雷平在陪尼古拉二世看戲時,在基輔大劇院被暗殺。索爾仁尼琴這樣感嘆: 一張戲票,一支手槍,幾排座位的距離,竟能如此不可逆轉地改變了一個國家的歷史進程。 已是入秋的俄國,風暴和飛雪還沒有降臨,卻是槍聲響了,劇院剎那寂靜,然后是嘩然。璀璨而凄迷的劇院燈光,在斯托雷平闔上雙眼之時,沉入漆黑的盡頭。臨終時,斯托雷平來得及回憶他孤獨無助而又勞心傷神的歲月嗎? 他該會懊悔自己沒有像維特所設想的那樣進行立憲、進行一場政治改革嗎?他會預見后來的俄羅斯,告密將成為一種風尚、牢獄將成為普通居所嗎? 他可能什么都來不及去想了,只看到成群的黑鳥在他頭頂斜刺而來。他也許只是希望暗夜結束,朝陽如一片止痛藥被吞服,可以抽去鉆進槍眼里的風和痛。他什么都來不及去想了。后來的事,就由后來的人去思考和承受吧。 2012年俄羅斯發(fā)行的紀念斯托雷平改革的郵票 ——本文摘選自艾云《 尋找失蹤者》


作者：頭條號 / 新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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