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會滿意度與耐受力水平顯著正相關，即公眾社會滿意度越高，耐受力水平越高。進一步分析發(fā)現，在模型中社會滿意度的受訪者與耐受力水平指數是顯著正相關的，受訪者的生活滿意度、政府執(zhí)政能力滿意度以及公共管理信任度越高，其耐受力水平越高。社會滿意度最高的受訪者的耐受力分數均在80分以上，相反對社會表示最不滿意的受訪者的耐受力水平均在45分以下，低于臨界值50分。

第三，受訪者的部分人口學變量對耐受力水平有著顯著影響。一是受訪者的年齡大小與耐受力水平有著復雜的關系。根據調查數據結果顯示，中青年群體的耐受力水平較高（65分以上），而老年群體則顯示出較低的耐受力水平（59分），而對于80后群體，其耐受力水平會隨著其年齡的增長而增長，但是對于50歲以上的群體，其耐受力水平卻呈現出隨著年齡的增加而下降的趨勢。二是受訪者的月收入在10000左右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jié)點，收入低于10000元以下時，收入越高，其耐受力越強；收入在8001-10000元區(qū)間內的受訪者的耐受力水平最高；但超過10000元后，耐受力急劇下降，但這種趨勢還需要進一步的收集數據來驗證。三是有穩(wěn)定工作的受訪者或者在某一領域的高精尖人才的耐受力最強，專業(yè)領域人員的耐受力得分為70.5分，醫(yī)務人員、律師以及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公務員、警察、軍人、武警等）的耐受力得分均為69.6分。相應地，失業(yè)人員和自由職業(yè)者的耐受力得分最低，分別為65.5分和64.9分。另外，居住在直轄市、省會城市、地級或縣級城市、鄉(xiāng)鎮(zhèn)村的受訪者耐受力水平呈現逐級遞減趨勢?？梢哉J為居住地的城鎮(zhèn)化水平越高，基礎服務設施越完善，社會保障越健全，當地居民的耐受力水平就越高。

除了上訴三個顯著的特點外，調查還發(fā)現，社會責任意識與耐受力水平存在一定聯系。能夠自我負責的人耐受力水平更強。人們站在怎樣的立場來解釋自己和他人行為，將影響個人的認識和判斷。本次調查中，我們對受訪者如何看待“我現在的生活狀態(tài)不太好是因為我自己還不夠努力”這一觀點進行了考量，結果顯示，52.3%的受訪者認同這一說法。換句話說，多數受訪者更認同自己的生活應該由自己負責，而非歸咎于他人或社會。進一步的相關分析也顯示，認為自己的生活應該自己負責的受訪者，其耐受力水平要顯著高于將問題歸因于社會的群體。同樣，當受訪者對當前生活狀況的滿意度進行評價時，能夠客觀評價自己、不盲目同其他群體進行比對的受訪者，耐受力水平更高。

社會沖突矛盾應對策略選擇的行為邏輯

公眾在遭遇個人權益受損、生存環(huán)境破壞等社會沖突和矛盾時做出的策略選擇，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其承受能力和心態(tài)。為此，我們模擬了四類矛盾和七類應對策略，以測量公眾的真實心態(tài)，進而分析耐受力水平、社會滿意度以及沖突矛盾的了解程度與策略選擇的關聯性。了解此類關聯性不僅對于引導公眾策略選擇非常重要，而且是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緩解社會緊張情緒，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關鍵前提。一方面，我們將公眾普遍面臨的矛盾分為以下四類，即與政府公共權力相關的矛盾和沖突，與政府或經濟組織相關的矛盾和沖突，教育、醫(yī)療行業(yè)中的矛盾和沖突，以及消費矛盾和沖突。另一方面，我們將矛盾應對策略劃分為六種類型，包括無行動策略、訴求策略、溝通策略、疏通策略、法律策略和對抗策略。調查結果如下。

首先，“關系運作”是公眾處理社會矛盾的首選策略。在處理上述四類矛盾沖突時，選擇疏通或溝通策略的公眾占有絕大多數，如在處理“司法不公、粗暴執(zhí)法”時，26.4%的受訪者會“找關系疏通”，23.4%的受訪者在面對“環(huán)境污染”時選擇“與對方當事人、單位協商”。胡適曾說：“儒家的人生哲學認定個人不能單獨存在，一切行為都是人與人交互關系的行為。”滲透在國人血液中的有一種關系網絡和關系意識。“拉關系”成為公眾應對矛盾的慣性與行為策略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