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15]，是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如果不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那么我們?yōu)橹畩^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就會變色，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16]，就是在強調這個問題。

包含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在內的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認真研讀和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fā)展國有經濟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精神應當成為今天我國經濟戰(zhàn)線上開展好“兩學一做”教育的重要內容。今年以來，我們黨多次強調要切實“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在維護基本經濟制度、發(fā)展國有經濟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全黨特別是經濟戰(zhàn)線必須時刻向習近平總書記“對表”與“看齊”，除此之外迷信任何一種經濟學、經濟理論在政治上都是錯誤的、在實踐中都是有害的。

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正確原則與方向

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發(fā)展好國有經濟的一項重要舉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用了整整一節(jié)的內容作出了關于“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的部署，理論界對此研究興趣濃厚、討論十分熱烈。追根溯源，“混合所有制”并非一個新概念，早在黨的十五大上就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被一道提了出來。然而，在前文所述“國有經濟退無可退”的現(xiàn)實背景下，倘若新一輪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的實踐在方向上沿著新自由主義的錯誤路徑狂飆突進，中國這個大國就會犯下習近平總書記常說的“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xiàn)顛覆性錯誤”[17]。

在發(fā)展混合所有制問題上頭腦清醒，要求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進行任何一項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都必須是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運動規(guī)律，而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那一套。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這一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所有制問題上超前或落后都會阻礙生產力的發(fā)展，因而一方面我們要防止“左”的東西干擾我們，把單一公有制當成判斷一個社會是否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標準。另一方面又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警惕右的東西即新自由主義思潮與我們爭奪改革的話語權、主導權，防止他們打著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的旗號搞私有化，從而否定我們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應當指出的是，基本經濟制度不僅決定基本分配制度，同時也決定經濟體制的性質，這三者的社會主義性質一旦發(fā)生改變，我們黨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就會被引上“改旗易幟”的邪路。

抵制新自由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主張與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關鍵是要搞清楚混合所有制的性質是什么，作用又是什么。在這兩點上，只有把理論講透徹，才能不給錯誤思潮搶奪改革話語權和主導權以可趁之機。混合所有制這一概念已經提出近二十年之久，也經歷了較長一段時間的實踐，積累了一定的正反兩方面經驗與教訓。在理論與實踐中，一個與混合所有制相近但有顯著差別的概念，就是股份制。我們知道，事物的性質是一事物成為其自身并區(qū)別于其他事物的內在規(guī)定性?；旌纤兄频漠a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的政治內涵，它特指在生產力尚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充分發(fā)揮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公有制經濟同非公有制經濟相混合，其本身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股份制。換而言之，混合所有制中“混合”二字，指的是公有、私有兩種不同所有制的混合。

厘清這種區(qū)別的意義在于，這種公私“混合”必然存在一個主導權的問題，是公有制經濟利用這種實現(xiàn)形式放大自身，還是被非公有制逐步甚至一口“吃掉”，成為私有化的一種形式，乃是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的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如果混合的后果是后者，那還不如不混——因為《決定》里講得很明白，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xiàn)形式”[18]，而非唯一實現(xiàn)形式。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全面深化改革“膽子要大、步子要穩(wěn)”，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關于混合所有制的作用，《決定》里用了“兩個有利于”予以概括，即“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fā)展”[19]。“兩個有利于”的根本指向，是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為公有制經濟探索一條在多種所有制并存條件下壯大自身的發(fā)展道路。這同一些人企圖將這一改革變成一場私有化盛宴是有著天壤之別的。

內容決定形式是一條基本的哲學原理，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xiàn)形式必須反映其內容、有利其發(fā)展。也就是說，基本經濟制度的任何一種實現(xiàn)形式如果在實踐中背離了“公有制為主體”這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則必須作出修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一個歷史性決策，是從中央到地方成立由黨委一把手掛帥的各級“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確保改革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建議中央和各地方深改組要將跟蹤評估央企和屬地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作用即正效納入自己的工作職責，凡是符合“兩個有利于”的應予支持，凡是違背“兩個有利于”的必須叫停，在事關改革方向這樣的原則性問題時必須旗幟鮮明、模糊不得。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有一大亮點，即其將經濟安全納入了國家安全體系。經濟安全是一個較為復雜的概念，在這里我們可以對此采取“一般——特殊”的分析方法，一般來說，它包括“維護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性、平衡性和持續(xù)性”[20]等內容，而對于現(xiàn)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由于其發(fā)展處在“西強東弱”的國際背景下，還應當有一層特殊的含義即必須保障“所有制安全”，警惕新自由主義誤導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走上私有化的錯誤。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一些地方和部門脫離實際、“為混而混”，是我國所有制安全當前面臨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從習近平總書記所言“頭等大事”這樣的政治高度看待經濟安全問題，“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就不能把積極當作冒進的同義語，而必須更加地謹慎之、穩(wěn)妥之。

【執(zhí)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楊 莘（見習）】

注釋：

[1]朱安東：《我國公有經濟已退無可退》[N].《環(huán)球時報》，2014年4月17日。

[2]張樹華，單超：《俄羅斯的私有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

[3][4]同上書，第60頁，第86-87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81-82頁。

[6]（美）大衛(wèi)·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7]同上書，第9頁。

[8]朱安東：“芝加哥弟子”與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泛濫[J].紅旗文稿，2006年第21期。

[9]《列寧全集》(第5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頁。

[10]楊金海：關于做好當前意識形態(tài)工作若干問題的思考——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重要講話精神[J].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

[11]《保持戰(zhàn)略定力增強發(fā)展自信 堅持變中求新變中求進變中突破》[N].《人民日報》，2015年7月19日。

[12]《堅定信心增強定力 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N].《人民日報》，2016年7月9日。

[13]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14]《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fā)展實踐 發(fā)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N].《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5日。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頁。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頁。

[18]《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頁。

[19]《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頁。

[20]《程恩富選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