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現代經濟增長現象的解釋，經歷了側重資本因素的“古典增長理論”、側重技術因素的“內生增長理論”、側重制度因素的“新制度主義理論”等學說，亞當•斯密則從分工的角度來說明分工深化對于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意義。按照“分工理論”，分工的無限深化是現代經濟增長產生的根本原因。分工的深化表面上取決于經濟體市場規(guī)模的大小，背后則受到社會分化形式、社會結構和國家治理模式的深刻影響。傳統社會層級式分化的金字塔結構、功能泛化式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限制了分工的無限深化和經濟的持續(xù)增長。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社會，也需要逐漸轉向一個網絡型的社會結構和功能分化式的治理模式。

盡管學界對現代社會的概念一直存在著眾多的爭論，同時對現代社會的功過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觀點，但“經濟增長速度的大幅持續(xù)提高”（即“現代經濟增長現象”）卻被大多數人認為是現代社會有別于傳統社會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也已經成為了現代社會最為突出的成就之一[1]。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明顯上升，即使是普通民眾的物質條件也得到了極大的豐富，亞當•斯密在當時就已發(fā)出這樣的慨嘆：“不列顛普通日工的生活享受，比印第安酋長更優(yōu)裕。”[2]

正因為“現代經濟增長”對現代社會如此重要，大量的研究紛紛集中在探討現代經濟增長為什么發(fā)生以及如何持續(xù)的問題上。中國目前正處于上中等收入國家階段，對于中國是否能夠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已有許多的討論（劉世錦等，2011）。新常態(tài)下，中國的經濟增速正面臨著持續(xù)下行的沉重壓力。因此，通過現代化轉型的視角，探討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以期為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提供一些參考，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經濟增長和分工深化

雖然經濟學家們對現代經濟增長現象的關注由來已久，也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庫茲涅茨，1966），但由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統計數據的收集和整理、以及對數學工具的采納和應用均需時日，經濟學理論對現代經濟增長現象的形式化分析，尤其是對各國經濟增長展開規(guī)范化的模型研究，直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才真正興起。鑒于資本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最初經濟增長理論把側重點放在如何形成資本積累、擴大投資上，誕生了以索洛模型為代表的“古典增長理論”；然而，從20世紀初開始，主要由技術進步所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1855-1890年的36%提高到了1890-1927年的70%。經濟學家越來越多地側重探討創(chuàng)新和技術進步如何推動經濟增長，在20世紀80年代產生了以盧卡斯、羅默等人為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與此同時，一些經濟學家不滿足于上述理論模型中“制度中性”[3]的假設，側重討論哪些制度環(huán)境下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可以不斷持續(xù)，由此產生了以諾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理論”。

可以看到，為了探究現代經濟增長的秘密，經濟學家們一路從“資本”追蹤到“技術”乃至“制度”，從不同側面深化了人們對于現代經濟增長的認識。然而，由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更多是站在分工水平和產品結構既定的條件下，研究如何提高各種投入（資本、勞動、技術）的數量和質量以促進經濟增長。換言之，新古典經濟的增長理論既不考慮分工深化提高專業(yè)化水平而帶來的規(guī)模報酬遞增（楊小凱，1998），也很難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產品和新職業(yè)對經濟增長的收益。

但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分工的不斷深化才是推動現代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原因。斯密在《國富論》中早就指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改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4]。由于市場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續(xù)深化，而分工深化帶來的生產方式迂回和生產效率提高，使得產品成本下降和產品數量增加，反過來又會促進市場規(guī)模的擴大，由此形成了一個“分工深化—市場擴張”的循環(huán)累積過程，有力地推動著經濟的持續(xù)增長。在上述過程中，無論是物質資本（機器）的引進、人力資本的積累，還是技術的進步乃至相應的制度變遷，都既是分工不斷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帶來的結果?？梢姡ㄟ^分工的視角，能夠把古典增長理論關注的資本、內生增長理論關注的技術和新制度主義關注的制度納入到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下考慮。因此，分工深化成為經濟增長過程中一個最為核心的因素。伴隨著市場擴張，分工深化與資本、技術和制度發(fā)生著密切的雙向互動，從而決定著經濟增長的表現。分工的無限深化也成為了現代經濟增長最為突出、也是最為重要的特征之一。

如果把“分工無限深化”看作是“現代經濟持續(xù)增長”的代名詞，接下來的重要問題便是：為什么分工的無限深化（即經濟增長的加速）產生于現代社會而不能發(fā)生在傳統社會？為什么有的國家能夠實現不斷的分工深化（保持持續(xù)的經濟增長），從低收入國家逐步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而有的國家卻不能？

分工和分化：從層級式分化社會到功能式分化社會

對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系統特征進行一些比較，會有助于探究為什么分工的無限深化難以發(fā)生在傳統社會。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盧曼根據系統分化的形式區(qū)分了不同的社會類型。系統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統之內重復建立系統的過程，即一個系統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統[5]。盧曼認為社會系統的分化主要有三種理想類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層級式分化（stratification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指全社會分化為相同的次系統，層級式分化是指全社會分化為不同的上下階層，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功能不同的次系統（如經濟、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6]。

原始社會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會系統，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為自給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會單位。分支式分化導致的是量的擴張，而沒有質的變化，它不具有復雜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也無法承擔更為精巧的社會功能，更不可能有較深程度的社會分工。

傳統社會以層級式分化為主，雖然也存在著各種功能不同的領域，但根本上是一個在統一價值觀念籠罩下等級分明的金字塔結構。正如韋伯所言，在西歐傳統社會中，“宗教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方式來詮釋世間的權力關系，……各式各樣的行業(yè)和社會等級均為神意所定，其中每一種都被分派了神所期望的、或為客觀世界的規(guī)范所確定的某種特定和必不可少的職責”[7]。層級式分化按照統一的意識形態(tài)賦予不同職業(yè)以各自的等級，在金字塔塔尖的統治階層（國王、主教等）可以憑借自身的等級支配著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領域。換言之，整個社會雖然分化為不同功能的領域，但這些領域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等級高的群體可以同時身兼多種功能而實行統治，表現為一種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統治形態(tài)。

現代社會以功能式分化為主，其突出特征是個人從傳統社會有機體中獨立出來，統一的意識形態(tài)讓位于更為多元的價值信仰，承擔不同功能的各個領域日益成為互相之間界限分明、相對獨立的自治系統。涂爾干論述現代社會的形成便是一個統一意識形態(tài)破裂后、社會群體之間的聯系與協調由“機械團結”向著“有機團結”的轉換過程（涂爾干，2000）?，F代社會中的每個領域之內雖然也存在著層級秩序，諸如政治領域存在權力大小的級別、學術領域存在職稱高低的層級等，但各個領域的層級劃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規(guī)則，不同領域之間的規(guī)則不能混淆，比如，在學術領域不能引入政治領域的規(guī)則，會導致權力越大則職稱越高的結果。盧曼認為在功能式分化的社會，經濟、政治、法律等各個功能領域各自均遵循的是一種“二元符碼化（binary codification）”的運行規(guī)則，如經濟領域中的規(guī)則是“支付/不支付”、政治領域中是“有權/無權”、法律領域中是“合法/非法”，等等；例如經濟領域中資源的分配只依照出價高低的原則（而不管權力大?。8]。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是多個領域、多個規(guī)則并存的網絡型結構社會，整個社會并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層級劃分規(guī)則，而是遵循各個領域相對獨立的功能分化式治理。

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分工意味著一個人把越來越多的工作時間用于越來越少的工作領域，即一種專業(yè)化的過程。然而，分工的展開不僅涉及個人的專業(yè)意愿和努力，它也深受整個社會分化形式的影響。在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中，存在各種各樣的職業(yè)，也產生出相當規(guī)模和深度的社會分工。然而，首先人們選擇職業(yè)的范圍受到層級的不同程度限制，一個人的出身等級極大地制約其職業(yè)的選擇；其次，人們專業(yè)化的水平也會受到層級結構的限制，社會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會觸碰到統一意識形態(tài)和層級規(guī)則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滯下來，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對于分工深化的限制類似于布羅代爾所描繪的“布羅代爾鐘罩（The Braudel Bell Jar）”對于資本主義部門擴展的禁錮[9]；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無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領域中的人們難以只憑借自身的專業(yè)化水平獲得合理的回報，阻礙了分工的持續(xù)深化。

在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中，社會統一意識形態(tài)和單一分層規(guī)則被打破后，個人擁有了自主選擇職業(yè)的權利，人們可以在不同的領域憑借自身的專業(yè)努力躋身更高的階層。雖然社會仍然會有籠統的“精英/普通民眾”或者“上層/下層”之分，但不同領域的精英階層遵循的是各自的規(guī)則，一個領域的上層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領域，由此保證了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yè)性，也使得各自領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斷持續(xù)。

從表面上來看，分工深化只是一個經濟領域的專業(yè)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問題。然而，一個社會的分化形式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結構和治理模式，會深深影響著這個社會的分工水平。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雖然也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分工和一定的經濟增長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和功能泛化式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深化的持續(xù)展開，也難以帶動經濟增長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現代社會，才真正破除了分工深化的樊籬，營造出專業(yè)化水平提高可以帶來相應回報的合理環(huán)境，從而推動分工的無限深化，導致現代經濟增長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