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文集出版之后，中央編譯局又開始編譯新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并對《列寧選集》進行修訂。新版選集選用了重新校訂的新譯文，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最新成果，為廣大讀者提供了譯文更加準確、編排更加科學、使用更加方便的經典讀本。在中宣部和原新聞出版總署的大力支持和堅強領導下，我社與中央編譯局密切合作，在兩部選集的編輯出版過程中相互支持，共同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同時，對選集的編輯出版流程做出細致安排。這樣的和諧合作保證了選集編輯出版工作的順利進行。在質量管理上，我社嚴格按照兩部文集的標準，精心編輯、精心校對、精心設計、精心印制。自2012年9月正式出版以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已發(fā)行8800套，《列寧選集》已發(fā)行7600套，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中國人民從未像今天這樣離偉大的“中國夢”如此接近！實現夢想要求我們一定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無疑是理論自信的基礎性工作。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學習和研究的權威教材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趙家祥

我是一名從事馬克思主義教學和研究工作的教師。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寧專題文集》編譯的過程中，有幸應邀參加了工程咨詢委員會對這兩部文集的審議，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但更重要的是通過多次審議會，使我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工作的重要意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翻譯工作的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對翻譯工作的難度和艱辛有了切身的體會。

第一，翻譯工作既要精通外文，又要精通中文，要有很好的文字表達能力，能夠用嚴謹規(guī)范、明白曉暢的中文把經典作家的原意“按照作者寫作的原樣”表達出來，使讀者閱讀譯本就像閱讀經典著作的母語原著一樣。這確實是一項“代圣人立言”的工作。

第二，做好翻譯工作，不僅要精通外文和中文，還要有很高的學術修養(yǎng)，要對經典作家的思想有透徹深入的理解，這就要求翻譯工作者學識淵博，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熟悉經典作家所在地區(qū)和國家的歷史、地理、經濟、政治、文化、心理、語言、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等。惟其如此，才能保證譯文在理論上的準確性。

第三，韋建樺同志講過，經典翻譯與經典研究相比，對學養(yǎng)、學力、學識和學風的要求更嚴。研究工作要求的是“得其要義”，翻譯工作除此之外還要做到“纖悉無遺”；撰寫論文可以“揚長避短”，從事翻譯決不容許“避難就易”。在經典翻譯工作中，單是譯名的確定和統一，就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如為了確定《資本論》中數以千計的中文譯名及其體系，一代又一代人付出了艱辛勞動。

第四，從事經典著作翻譯工作的專家，具有崇高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他們的工作精益求精，一絲不茍，力爭準確無誤。60年來，他們翻譯出版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對于已經出版的經典著作，又根據新的研究成果進行審核和校訂，使譯文更加準確，編排更加科學，考證更加精當，資料更加翔實。經典著作的翻譯是一個集體的事業(yè)，署名往往是集體的，有的甚至沒有署名。他們具有的自我犧牲和無私奉獻精神令人敬佩。

新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選集》的出版，是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寧專題文集》出版發(fā)行后，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取得的又一標志性成果。新版選集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事業(yè)不斷推進的形勢下，為適應廣大讀者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需要而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精選本，這個版本譯文更加準確、選編更加精當、資料更加翔實、題注和注釋更加符合原著本意。70卷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也在陸續(xù)出版，這是一個更加完整可靠的基礎文本。我作為一名專業(y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期盼著這套全集盡快全部面世。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寧專題文集》的出版，新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選集》的問世，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陸續(xù)出版，是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作的一件大事，它必將推動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向縱深發(fā)展。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以后，西方一些反馬克思主義者彈冠相慶，斷言馬克思主義將偃旗息鼓、銷聲匿跡，國內一些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有些悲觀情緒。我對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和中國的發(fā)展及其推動歷史進步的作用持樂觀態(tài)度，悲觀失望是沒有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