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仇的“九月暴動”徹底打破了鄉(xiāng)村原有勢力的權威結構，并以由迷信與利益驅動的紅槍會的徹底戰(zhàn)敗而告終。當時紅槍會內部也起了分化，會眾與“紅學”的學東老師矛盾加劇，“紅學的‘打不死’的群眾也覺得打不死是騙人的(已經打死了千把人)。同時學東老師打了赤黨，結果收課租還是厲害些。‘打不死’的群眾說：‘誰說打不死!’又說：‘乘馬崗、七里坪他們打了不完租又有田!’于是紅學群眾造反了!殺學東老師”。而暴動的農民在“與紅槍會經過了多次的爭斗，到底收服了紅學，其膽量愈大，其氣愈壯”，下一步他們準備向正規(guī)軍出擊了。1927年11月10日至11日兩天，他們首先對付的就是黃安“七里坪三十軍一營”，由于該營兵力虛弱，在得到暴動農民即將來繳槍的消息后即潰逃了。這雖是一次未遂行動，但“在這次暴動第一次進攻軍隊之時，農民群眾愈加看出敵人的軟弱，認識了自己的力量，他們的革命勇氣更加百倍，同時引起他們進攻的決心。”77

當農民意識到自己力量的壯大時，他們的進攻決心就會膨脹到極點，而恰在此時，中共上層也在加強、完善兩地的組織建設，中共湖北省委指示這些革命知識分子成立黃麻區(qū)特委，并“盡可能的發(fā)動黃麻農民群眾起來斗爭，奪取潰敗軍的武裝，占領縣城。”7811月初，黃麻特委成立，由外派的符向一擔任書記，同時成立了暴動總指揮部，由懂軍事的黃陂籍革命知識分子潘忠汝、吳光浩任正副總指揮，開始攻占縣城。于是，11月14日起，黃麻暴動“大爆發(fā)，中心區(qū)、七里、紫云、乘順區(qū)，一共有二三十萬人組成起義大軍”，但這基本是烏合之眾，“真正參加起義的只有一兩萬人”。79當時暴動總指揮部就憑著這一兩萬人非常輕松地攻占了縣城，并活捉了國民黨縣長賀守忠等人。80直到12月5日，占有城池時間達到21個晝夜。時間雖然很短，但它具有重要動員意義：第一，暴動攻占了縣城，組建了自己的軍隊及工農政府，先前“許多對鄉(xiāng)村政權存在觀望之心的農友，在這個時候也覺得農民有力量，農民政府可鞏固了，他們也同樣干起來，殺土豪劣紳，開鐵匠會或造武器。”81第二，暴動攻占縣城也給周邊縣份帶來示范效應，比如周邊“黃岡、羅田及河南商城縣等處農民都紛紛準備派代表前來慶祝”，而麻城已經派到黃安縣城祝賀的代表則表示：

你們已經抓到了權柄，故有今日這樣的好處，我們回去也一定照你們這樣去抓到權柄，黃安辦的這樣好是興共產興得好，我們不怕共產，只有共產能夠代表我們的利益。不贊成共產我們不得來，來了不怕，我們都愿上名字(加入共產黨)。82

黃麻暴動的起義軍畢竟是一幫農民隊伍，暴動攻占縣城21個晝夜之后，最后還是在國軍任應歧部(第十二軍)圍剿之下走向了失敗，絕大部分群情激昂的農民因挫折而消失得無影無蹤，一部分骨干分子也脫離了隊伍。比如帶有很強本土意識的骨干分子吳煥先在暴動失敗后，因不滿革命隊伍撤離老家，自動脫離了隊伍。83后來在老同學戴季英的爭取下才又回到革命隊伍中，而那已經是1928年冬之后的事情了。據戴季英回憶：

起義以后，后來退到七里坪的時候，他就走了。1928年我從木蘭山回來以后，我就派人去找他。第一次他沒有回來，他在新州郊區(qū)教書的那一家，很有財產，只有一個獨生姑娘，那一家就想把他收為坐堂女婿，那一家沒有兒子，把他的姑娘給他，還沒有結婚。后來我就派人去找他，算回來了。他回來以后天氣冷了，就到了冬天。1928年冬后的事。他回來見到我哭、流淚，他感到很慚愧，他沒有參加跟我一路去木蘭山打游擊，我們勝利回來了，他感到不好意思。他還好，他承認他不對。84

除了部分脫離革命隊伍的，應該說絕大部分骨干分子仍在克服前路的重重困境，分散在周邊山區(qū)打游擊，繼續(xù)鏟除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主導的槍會與民團勢力。即使革命的燎原之火已經奄奄一息，但可以確信的是，鄉(xiāng)村階級界限及仇恨意識毫無疑問已在敵對階級血淚四濺的廝殺之中夯實、固化，革命的烽火也逐漸在大別山區(qū)蔓延成勢。

不過，要說中共組織及革命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中完全享有實際的控制權，這又并非歷史本相。在這樣的運動之中，因為激情與怨恨左右，運動難免成為大眾的騷亂。從上面的暴動過程來看，黃麻暴動其實仍是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農民協(xié)會與紅槍會的械斗、仇殺之延續(xù)，帶有半自發(fā)性質已毫無疑問。據當時的檔案文件記載，暴動中的農民“不了解CP的策略，CP也不知道明確的(地)指出農民革命之出路去領導農民，只知道附在農民的尾巴殺紅學”，85因此，“黨未能使這一自發(fā)的暴動達到最高的組織性”，“致暴動中出現濃厚的無政府狀態(tài)”。86《鄭位三的談話錄》也進一步驗證了這種檔案記載，他說：

那時的革命運動是半自發(fā)性的，半領導的。黨員少，又幼稚，懂不到什么東西。

黨在群眾中的信仰威信沒有如今高，群眾對黨不太認識，有人說共產黨是穿紅衣服的，就真有人相信，所以黨完全起領導作用不可能，只能起一部分領導作用。

總而言之，帶半自發(fā)性，不完全是黨領導的。87

這種相互佐證的記載，凸顯了早期民眾動員的粗放性，不過，早期下鄉(xiāng)革命知識分子的動員、引導及其摸索作用亦不可矮化。

中共黨史話語體系里，一般而言把1927～1929年稱為中共暴動期，依筆者觀察，暴動期的暴動基本都是如此發(fā)生的，先是殺戮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然后圍剿駐軍攻占縣城，在鄉(xiāng)村造成赤色恐怖。上文爬梳的主要是這個時間段黃麻地區(qū)的暴動及動員情況，其實大別山區(qū)也曾經歷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暴動，多數以失敗告終，只有黃麻暴動成立紅三十一師，商南暴動成立紅三十二師，六霍暴動成立紅三十三師，成功走向了割據局面，后來鄂豫皖蘇區(qū)及從紅一軍、紅四軍到紅四方面軍的整體格局及規(guī)模的形成基本都是在這三次暴動基礎上孕育的。上文通過黃麻暴動的研究可以發(fā)現，這時期中共的民眾動員并未有后來那么嚴密組織化，基本還是一種非正式組織網絡動員，一旦非正式組織網絡動員起來之后，即順勢演化為鄉(xiāng)村械斗及仇恨的蔓延，帶有半自發(fā)性特點。不但黃麻暴動如此，依筆者梳理的資料來看，其實后來的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商南暴動、六霍暴動也基本如此，其暴動及民眾動員也具有前文論述的類似過程及動員特性，但也有兩點不同：第一，商南暴動與六霍暴動都遲于黃麻暴動近兩年后爆發(fā)，因此更多受到中共上層激進政策的指導，自發(fā)程度較低;第二，商南暴動與六霍暴動由于暴動時間晚，所以不少骨干革命知識分子多利用傳統(tǒng)“社會資本”進入當地的民團組織，暴動更多是從統(tǒng)治集團內部開始的。如此，黃麻暴動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識分子和農民協(xié)會的形式，而商南暴動與六霍暴動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識分子和民團的形式。三者相較而言大同小異，論文在此受篇幅所限不再贅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