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問起：梁某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便為我回答說：“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或說：“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這樣便恰如其分，最好不過。如其說：“他是一個思想家，同時又是一社會改造運動者。”那便是十分恭維了。

——《中國文化要義》自序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10月18日，他的120周年華誕日剛剛過去。今天我們紀念他，最好的方式仍是認真讀解他的思想。他曾說過：“我終是一個思想的人而非行動的人；我當(dāng)盡力于思想而以行動讓諸旁人。”然而，梁先生所說的“思想”絕非凌虛蹈空，總是與實際問題相關(guān)。在1965年底所作《我對人類心理認識前后轉(zhuǎn)變不同》一文中，他總結(jié)說：“我從來無意講學(xué)問，我只是愛用心思于某些問題上而已。我常常說我一生受兩大問題的支配：一個是中國問題，再一個是人生問題。我一生幾十年在這兩大問題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動——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

人生問題：尋心靈之安頓

梁漱溟祖籍廣西，自先輩即已官居北京，然其父時感國勢衰弱，倡導(dǎo)新學(xué)，故他不似同齡孩子一般從讀四書五經(jīng)始，而是接受西式教育長成。但以崇尚實用為主的“功利主義”并不能滿足他面臨的人生困惑，1912年，19歲的梁漱溟曾兩度自殺。此后四年間，他完全靜下來自修思考，出佛入儒，先以佛學(xué)撰述贏得北大教席，又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歸宗儒家，標志他人生的一個轉(zhuǎn)折點。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一書把人類文化分為西方、中國、印度三種類型。西方和印度代表人類生活的兩種路徑樣法，一為“向前面要求”，一為“轉(zhuǎn)身向后去要求”，而中國則代表與其不同的另一種路徑樣法，即“對自己的意思變換、調(diào)和、持中”。此書指出，西方人的理智生活較為發(fā)達，因此可以展開出征服自然和科學(xué)、民主等，然而卻逐漸暴露出種種弊端；印度的佛家則求破我執(zhí)和法執(zhí)，傾向于過一種出世的宗教生活；獨有儒家能夠持守中道，它最反對基于理智考慮的“算賬的生活”，同時也最立足于過一種現(xiàn)世的生活而不贊成出世，它能夠起到慰勉人的情志需求的作用，同時又不導(dǎo)致淪入宗教式的“超絕”和“神秘”。

梁漱溟論述儒家生活時最強調(diào)“直覺”，它就是那“不慮而知的良知，不學(xué)而能的良能”，而“此敏銳的直覺，就是孔子所謂仁。”他認為，仁是一個很難形容的心理狀態(tài)，極有活氣而穩(wěn)靜平衡。仁，首先要“寂”，即像是很平靜而默默生息的樣子；其次要“感”，它最敏銳而易感。他還把“孔子生活之樂”歸于一“剛”字——“知命而仍舊奮發(fā)，其奮發(fā)為自然的不容已，完全不管得失成敗，永遠活潑，不厭不倦，蓋悉得力于剛。”此剛健態(tài)度正是《易經(jīng)》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孟子所言“浩然之氣”所表征的氣象。

經(jīng)過二十余年的生活經(jīng)驗和不斷思考，梁漱溟又寫出《中國文化要義》，這一著作更為成熟，然其內(nèi)在精神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一貫。該書從整體上把握“老中國”的歷史文化特征，但其所論主題仍與具體個人的安身立命相關(guān)。“以我推想，孔子最初著眼的，與其說在社會秩序或社會組織，毋寧說是在個人——一個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國老話‘如何做人’。”梁漱溟用“理性”一詞取代了“直覺”，指平靜通達、清明安和之心。要葆有這理性精神，首先是“反求諸己”，其次是“盡其在我”。若從反面言之，與理性相違者有二：一是愚蔽偏執(zhí)之情；一是強暴沖動之氣。二者時常相因而至，倘若沾染一個，理性即受妨礙。

梁漱溟說：“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許我沒有為我生活作主的思想。”他是個怎樣思想就怎樣生活的人，思想不過為生活尋一根基礎(chǔ)，而生活則為思想之著落點。這體現(xiàn)了“誠”的精神。對他而言，找不到歸依處，便焦灼難安，人生各種事情變得索然無味，而一旦把心放下，便不再停留于獨思的生活，要不剛猛于行動，要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心得傳授于他人。由此觀之，他是一個具有宗教精神的人，而這也正與他所服膺的儒家踐行精神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