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其芳所長的引導下，他參與了文學研究所很多重大學科建設和學術活動。在紀念文學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的時候，鄧紹基先生在回憶文章《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中談到，鄭振鐸、何其芳在籌建文學所時確立了四個方面的工作重點：第一是系統的中外文學理論建設，第二是大型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編寫，第三是編選具有大型文獻功能的《古本戲曲叢刊》和《古本小說叢刊》，第四是編選一套歷代詩歌選本，并且要由著名學者來選編。今天來看，建所之初所確定的這四個方面的業(yè)務工作多已完成。其中，也融入了鄧紹基先生的心血。

如理論建設方面，1959年，在何其芳倡議下，由葉水夫牽頭，編輯出版兩輯《蘇聯文藝理論譯叢》。1961年，在何其芳領導下，制定了三套名著叢書的編選計劃，包括《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外國古典文學理論叢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等，有計劃、有重點地介紹世界各國的美學及文藝學理論著作，為我國文藝理論界提供參考資料。正是在前輩的感召下，鄧紹基先生特別重視理論，撰寫了《建國以來關于繼承文學遺產的一些問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原則，提高古代文學研究水平》、《毛澤東與他的“古今中外法”》等論文，體現了他對古代文學研究乃至整個文學研究的戰(zhàn)略性思考，至今讀來仍具有相當的啟發(fā)意義。

如文學史論著方面，除前面提到了幾部古代文學史外，還有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毛星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等。如前所述，鄧紹基先生重視基本文獻，又有理論修養(yǎng)，他的思考就比較全面深入，也取得了切實的業(yè)績。

如大型文獻匯編方面，《古本戲曲叢刊》到鄭振鐸1958年不幸遇難前，已出版四輯共400多種作品。其余各輯，我們正在組織力量重新編纂。《古本小說叢刊》、《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業(yè)已陸續(xù)出版。其中《古本戲曲叢刊》的編纂意義，鄧紹基先生在《〈古本戲曲叢刊〉的文獻價值》一文有詳細的介紹，這是他親自參與這項工作的甘苦之言。

如歷代選本方面，余冠英先生的《樂府詩選》、《三曹詩選》、《漢魏六朝詩選》，王伯祥先生的《史記選》，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詞選釋》以及在余冠英等老一代學者主持下編選的《唐詩選》等文學讀本先后問世，印行數十萬冊，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鄧紹基先生受此影響，也獨立編選《金元詩選》，主編《元詩三百首》，都具有拓荒的意義。

在中國學術史上，向來有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分別，多數學者追求為己之學，視為安身立命的根基。以鄧先生的性情資質與學術理想，他完全可以堅守自己的學術園地，精耕細作，成為某一領域的第一流專家。但是，他被很多事情推著走，不得不騰出大把時間用于學術組織與行政協調，時常會有“沉舟側畔千帆過”的焦慮不安，也暗羨那種“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悠閑自在。盡管如此，他從來沒有因為個人的興趣而耽擱工作。這一點，很像他的引路人何其芳先生。我們從回憶文章看到，何其芳先生身居領導崗位后，沒有時間從事創(chuàng)作，頗感不安，多次說到，“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寫”。他還對那種無休無止的會議，深感厭煩。但是，他受黨教育多年，只能服從工作的調遣。鄧紹基先生也是如此。他多次說過，行政工作可能會耽誤業(yè)務學習，但是從大局考慮，從長遠考慮，這種犧牲又是必要的，不能選擇。文學研究所有很多像何其芳、鄧紹基先生那樣的“雙肩挑”干部，代代傳承，默默奉獻，克盡厥職，照亮他人。在當今這樣一個特別強調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他們的為人、為學風范，越發(fā)顯得珍貴，越發(fā)叫人感念。

今天，我們紀念鄧紹基先生，不僅僅是紀念他個人，也讓我們有機會回顧老一代學者為文學所發(fā)展建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我在紀念文學所成立六十周年時撰寫的《追尋文學所精神》一文中曾寫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或許可以視為文學所精神的一個基本內涵。謙虛，是就為人而言，低調做人，和諧共事?？炭啵蔷妥鍪露?，焚膏繼晷，鉆仰終身。而實事求是，則是做人做事必須遵循的原則，是這種工作作風的核心所在。正是在這種精神的引導下，六十年來，文學所艱辛地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發(fā)展道路，形成自己的傳統”。鄧紹基先生可以說是繼承這種傳統精神的一個典范，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