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權力是在人類的社會交往與互動關系中產(chǎn)生并不斷演化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社會政治現(xiàn)象，是指通過“有意和有效的影響”而“對他人產(chǎn)生預期和預見效果的能力”，其形式可以是武力、操縱和說服，也可以是基于強制、誘導、合法、合格和個人魅力基礎之上的各種性質的權威。①真理則是充滿好奇和驚異的人類心靈，通過思考和探索宇宙、社會、人倫、物理等自然現(xiàn)象和人類事務，而得出的可以被人確信為真的、建立在宗教信仰、哲學理性、科學證明或事實根據(jù)之上的各種道理、信條或命題，真理的發(fā)現(xiàn)者和信奉者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一個群體、一個學派、一個政黨或一個階級，既可以是少數(shù)人，也可以是多數(shù)人，人數(shù)的多少無關乎道理的真假與是非，但對于其影響力和效果卻能產(chǎn)生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而無論是權力，還是真理，對于人類的文明生活來講，都是既令人困惑而又不可或缺的，都是我們必須面對并需妥善處理的極富爭議的難題。而要講清并妥善安排好兩者的關系，則尤為難中之難。就此難題，筆者不揣谫陋，擬參照和借鑒西方學者有關權力和真理及二者關系的各種論說，并嘗試從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的視角來作一些粗淺的反思，略陳己見，以就教于方家。

在道與真理之間：中西哲學思維方式的文化差異

由于“真理”一詞或“真理”話語雖然“古已有之”②，但在今天的使用中更多帶有明顯的西方哲學的意味和色彩，因而有必要首先明確辨析一下中西哲學思維方式的文化差異。就此，西方漢學家從中西比較哲學的視角所作的闡釋工作對于我們極具參考價值和啟示意義。

英國著名漢學家葛瑞漢曾經(jīng)指出，中國古典時期的哲學家關切和思考的關鍵問題，“并不是西方哲學的所謂‘真理是什么’，而是‘道在哪里’的問題，這是規(guī)范國家與指導個人生活的道”。③葛瑞漢的這一精到之見確乎點明了中西哲學思維的一個重要差異，對于葛瑞漢的這一論點，美國漢學家郝大維和安樂哲從比較哲學的視角作了更進一步詳盡而具體的分析與闡發(fā)。據(jù)郝大維和安樂哲，通過在中西哲學之間、在真理的尋求者與道的尋求者之間所作的初步對比，我們可以知道：

中國人的“哪里”問題導致尋找正確的道路，以及那些引導人們遵循那種道路的恰當?shù)男袨榉绞剑@種道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安身立命之處。

在西方，真理是那種真實的知識，它反映了實在。對于中國人來說，知識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它不是表象的（representational），而是履行的（performative）和參與的（participatory）；它不是推論的，作為關于道的一種知識，它是一種實際技巧（know-how）。真理的尋求者希望最終弄清奧秘，確立說明事物存在方式的那些事實、原理和理論。道的尋求者力圖發(fā)現(xiàn)促進社會和諧地存在的種種行為方式。④

在郝大維和安樂哲看來，上述對比“確實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不過，他們并不想停留在這樣一種對比之上，他們還力圖進一步探詢并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傳統(tǒng)中，是否確實存在關于真理的富有生命力的概念”⑤，為此，他們主要立足于與中國思想傳統(tǒng)最為近似和相像的美國實用主義關于認識和真理的認識來理解中國人對真理的態(tài)度，尤其是致力于探討通過杜威的實用主義而在中西哲學（儒學與實用主義之間）之間展開富有意義的建設性對話與溝通的一種可能性。

在筆者看來，在葛瑞漢、郝大維、安樂哲等西方漢學家對中西哲學思維方式之文化差異的辨析基礎上，并進一步探討超越這一文化差異而展開有益對話的努力和嘗試是極富教益的。前一方面的辨析明確告訴我們，中國古典時期的哲學家思考的動因主要來自于對“道”的探求和追問，這不同于西方哲學家對“真理是什么”的問題的思考，而后一方面的努力則又向我們展示了一種不同文化之間進行對話與溝通的途徑和可能。就前一方面來講，在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家的理論思考和論說中，道與權力的關系較之真理與權力的關系也許更為緊密和一致，與之相應地，在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家看來，期望作為體道者的圣人去做統(tǒng)治者（圣王），較之掌握知識真理的哲學家去做王，不僅更適宜和應該，也更具有一種現(xiàn)實的可能性，甚至是政治上平治天下的一種內(nèi)在要求與必然歸宿。因為在西方，哲學家的統(tǒng)治只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一種理論構想，而且，這一構想實現(xiàn)的可能性只能是一種偶然的可能性，⑥反之，在中國，“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論》），則可以說是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家的一種普遍的、必然的政治信仰。⑦謹記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期望圣人做王或者是將王者圣化，乃至希望統(tǒng)治者成為“共同體的領路人”或士人精英階層“為共同體領路”⑧，體現(xiàn)了歷史上的中國人始終持有的一種一以貫之的、獨特而普遍的政教、道勢一體化的理想政治文化信念。對此，我們下文再論。不過，就后一方面來講，即從文化溝通與對話的角度講，西方學者關于真理與權力之關系問題的論述，也許正可以為我們思考和探究道與權力的關系問題提供富有意義的啟示和借鑒，反之亦然。因為在筆者看來，至少從中西哲人所共同關切的問題意識的角度來講，道與權力的關系同真理與權力的關系議題乃是相通類似的，或者并無本質性的區(qū)別，換言之，在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家所探求和追問的“道在哪里”的問題意識中，同樣蘊涵著一種真理性的信念，一種關于正確之道的真理性的信念，乃至圍繞著“道在哪里”的問題才可能在他們之間引發(fā)是非對錯的激烈哲學論辯與思想爭鳴。正因為如此，我們也才有可能從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道與權力的關系視角來談論權力與真理的關系問題，這屬于熊十力先生所謂的“知其異而求通”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