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信息技術發(fā)展史，從500年前的德國古登堡印刷革命，到美國南北戰(zhàn)爭期間電報技術的運用，再到20世紀初30年代收音機的運用、20世紀60年代電視傳媒的運用，再到21世紀互聯網的運用，可以說，在每一個時代，新興信息傳播技術都在為領導力的提升帶來巨大優(yōu)勢。誰善于應用新技術提升領導力，誰就會贏得新的時代、贏得民眾支持。

同傳統媒體相比，網絡媒體具有很大的潛力和優(yōu)勢。信息網絡技術在選舉乃至政治生活中的廣泛運用，能夠增加政治透明度、加強政治溝通、提高政黨對外開放度，甚至能夠拉開政黨之間的距離，有助于充分展示競選者與政治領袖的更多個性。在不同競選活動或政治活動中，恰當運用信息網絡化技術能夠使資源強大的政黨獲得更大優(yōu)勢；相反，糟糕的運用可能會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

在信息網絡條件下，個性豐滿多彩的政治領導人更容易贏得選民（民眾）的好感和追捧。同時，一些研究也表明，在信息化時代，西方政黨具有下放權力、給候選人更多自由展示空間的趨勢。

信息技術發(fā)展為改進政治溝通帶來了無限可能，也鼓勵更多的公眾參與政治，為政黨未來帶來了無限生機。但政治溝通的前提是政治信任，只有在政治信任基礎上進行政治溝通，政黨才能贏得群眾認同。隨著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歷史轉變，隨著社會發(fā)展與民眾變化，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的溝通機制與溝通方式也應該與時俱進地發(fā)展。

當代西方政黨逐漸衰退，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具體表現為黨員數量減少、對年輕人的吸引力降低、黨員老齡化現象加劇。對于西方政黨衰退的原因，與會西方學者普遍認為：一是政黨以前扮演的“國家和公眾之間”中介角色在當今歐洲大陸逐漸消失，公民和政黨關系逐漸弱化；二是人們對政治（包括政黨）的信任越來越低，以至于產生了“反政黨式”政治；三是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如社會運動）與組織形式等使人們有更多途徑參與政治，以致于現在公民更多采取非傳統渠道來參與政治、而非通過政黨渠道。

在當代西方，政黨有弱化傾向，但在中國，政黨影響力無處不在，中外政黨存在明顯的差異，即使歐洲各國的政黨之間也存在明顯差異。如在一些歐洲國家，人民需要更強大的政黨、更好的問責制。在東歐一些國家，因為政黨比較缺失、比較弱化，反而導致了政治領導人或者政治候選者個人化的上升。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們對政治領袖的個人魅力更依賴，而非其背后的政黨；但政治個人化對政黨政治合法性有一定威脅，甚至會傷害政黨政治的合法性。

對于黨內民主與黨員發(fā)展問題，不同國家的政黨有大有小，大黨與小黨在黨內民主模式與運行機制方面應該存在一定差異。當前，西方面臨政黨衰退、黨員人數下降、政黨吸納力降低等問題，而已經擁有8600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則是合理控制黨員規(guī)模、強化黨的純潔性與先進性等問題。

各國政治傳統、政治制度不同，政黨—國家—社會關系不同，政黨地位與作用不同。同“三權分立”的美國相比，歐洲政黨在政府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作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紐帶功能很明顯；同時，在歐洲權力的委托和授權過程中，“紐帶”與“問責”非常重要，執(zhí)政者和被執(zhí)政者之間的關系可以用“紐帶模式”來分析。從政黨制度角度而言，中國和西方最大的差異，就是“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之間的差異。從政黨作用看，中西不可同日而言，西方政黨勢衰、作用有限，而中國政黨作用非常強大。從政黨領導方式看，中西政黨的領導方式既可以是直截了當的，也可以是間接的、通過政黨政府來推動的，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如英特網、社會組織等）來推動，等等。盡管西方社會與東方社會有很大不同、甚至在許多方面差異顯著，但政黨的有效領導都依賴于其政治理念與能力專長，在這一點上世界政黨完全一樣。

對于政黨—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除講制度層面以外，也需要注意政治理念、價值與文化層面的內容，因為政黨、國家、社會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系（包括制度設計與制度運作）一定與文化傳統相關。我們不一定非要說“公民社會”，但我們同樣要尊重與保障人權，尊重每一個人民的參與權與監(jiān)督權。沒有政治理念與思維方式的轉變，就不會有政治機制的轉變；即使有了新的機制，但政治觀念未改，新的制度與機制也難以有效運作。這是研究政黨—國家—社會關系需注意的一個問題。

在研究政黨乃至其他問題時，當把域外經驗拿來、試圖為解決國內問題尋求借鑒時，有的人常常缺乏“時空交叉和疊加”觀念，經常會犯“簡單比較”錯誤。比如當代歐洲社會轉型與政黨轉型面臨的問題，與中國所說的是否匹配？如果研究的問題“時空”不匹配，就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與“焦慮”。這在比較研究中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