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響哥按：

習近平9月即將訪美，這將是其就任后第一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受到各界關注。如今，中美兩國的關系似乎在進入“雨季”，兩國在海洋、網絡、人權等議題上的摩擦升溫，有美國學者悲觀地表示，中美關系已然到達一個臨界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辞逯忻狸P系的本質，就不得不討論在歷史更迭之下，當今中國在全球治理的地位問題。思響哥認為，中國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關系是最為復雜的，但卻是可以說（定義、 分析、規(guī)劃）清晰的：中國無疑是全球治理的參加者、改革者、協(xié)調者和設計者。

1中國是現(xiàn)存全球性的國際制度的參加者之一

以中國與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關系為例。

第一，1944和1945年，中國是IMF的創(chuàng)始國，這如同中國是聯(lián)合國的創(chuàng)始國一樣。但因為中國的國內政治（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取代中華民國）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1980年才加入IMF。

第二，中國在IMF中擁有執(zhí)行董事，現(xiàn)任執(zhí)行董事是原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金中夏博士。

第三，中國參與了G20集團要求IMF的2010年改革方案。這個改革方案提出的時候中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卻仍然屈居IMF第三大股東國，即屈居日本之后。這表明，舊的國際治理體制不可能讓中國擁有應該擁有的地位。截至寫作本文時，由于眾所周知的美國因素，IMF的這一改革尚未實現(xiàn)。

第四，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繼2002年中國加入IMF的數(shù)據(jù)公布通用標準（GDDS）之后，“中國將采納IMF數(shù)據(jù)公布特殊標準（SDDS）”。這一采納標志著中國的經濟數(shù)據(jù)透明度提高、國際可比性上升。2015年6月，中國的宏觀數(shù)據(jù)公布標準正式調整為數(shù)據(jù)公布特殊標準（SDDS）。

第五，自2009年以來，盡管中國沒有正式申請加入IMF設立于1969年的“特備提款權”（SDRs），但是，關于中國加入SDRs，以便使人民幣成為與美元、歐元等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并駕齊驅的國家貨幣的國內外討論非常熱烈。一般認為中國政府希望人民幣被納入SDRs。

從形式上講，中國已經加入了全部現(xiàn)存的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國際制度），但從內容上看，如同上面提到的人民幣尚未加入SDRs（當然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貨幣沒有加入SDRs，但世界上叫做“大國”的，尤其是“第二大經濟體”，沒有加入SDRs的，除了中國，沒有第二個），以及中國剛開始按照IMF的標準“治理”國內經濟統(tǒng)計數(shù)字，都說明中國在實質上還沒有完全進入現(xiàn)存的全球治理體系。

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的將近40年，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加入（20世紀80和90年代一度甚至用“接軌”、“融入”，而目前則用“對接”）現(xiàn)存的國際制度體系。如上所述，中國仍然在繼續(xù)這一政策。

2中國是現(xiàn)存全球治理體系的主要改革者之一

從2009年年G20匹茲堡會議以來，經過了2010年G20首爾會議，中國開始以現(xiàn)存全球治理的改革者的形象出現(xiàn)在國際體系（世界經濟）中。

以剛剛過去的G20布里斯班峰會為例。如上所敘，中國同意和支持《G20布里斯班公報》的內容。筆者在這里想強調的是，這份多邊《公報》的最重要部分其實不是2014年G20澳大利亞輪值主席下的“增長”主題，也不是其澳大利亞精心推動的另一個主題“（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而是“加強全球制度”。也就是說，中國與其他國家一道，主張加強而非削弱現(xiàn)存的全球制度?，F(xiàn)存的全球制度是現(xiàn)行的世界秩序的化身或者代表。

從2010年到現(xiàn)在，中國改革全球治理可以分為兩個內容，或者兩個階段：

第一，謀求在國際體系內改革全球治理。中國參與了改革IMF的行動，但中國很快發(fā)現(xiàn)改革舊的全球治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得到大多數(shù)國際體系的成員的認可、同意和支持，如果控制全球治理（國際組織）的霸權國家，尤其是美國不同意、抵制和充滿疑慮、上綱上線（即擔心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上升會影響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經濟的控制或者主導），全球治理改革難以達到預期目標。

這里不是說美國就是全球治理改革的阻力，而是說，美國不會簡單同意或者支持多邊機構，如G20的全球治理改革意見。盡管美國參加了這些多邊機構（如G20），但美國的國內政治進程決定了，美國參加的多邊進程往往會被否定。奧巴馬政府繼續(xù)小布什政府而參加G20進程，同意了G20的IMF改革主張，但是，奧巴馬政府在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會上也因美國國會封殺IMF改革計劃而惱火。奧巴馬總統(tǒng)沒有讓G20布里斯班峰會取消其《公報》中的“落實2010年IMF改革方案仍然是我們最首要的任務。我們敦促美國批準上述改革方案”，而是同意了這樣的多邊聲明。

第二，當發(fā)現(xiàn)改革現(xiàn)存的全球治理困難重重，如同其他國家，中國也選擇了另一種改革路徑，姑且將這一做法稱為“在國際體系之外改革全球治理”。

亞投行的出現(xiàn)加強了中國作為全球治理主要改革者國家的地位。亞投行的概念之所以獲得成功，是因為中國充當了沖到前面的全球治理改革者的角色。加入亞投行的歐盟諸國（歐盟大多數(shù)國家加入亞投行）等美國的盟國不顧美國的反對與中國站到一起，主要是因為這些歐盟國家都支持全球治理的改革。加入亞投行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對全球治理改革的“投票”。

加入亞投行的都是主張改革全球治理的，而反對亞投行的則是不主張全球治理改革的。美國因反對亞投行而成了反對全球治理改革的力量。由于改革全球治理會提升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甚至使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超過日本，且影響日本在一些全球治理機構的控制地位，如同美國，日本從自身狹隘的國家利益出發(fā)，反對亞投行，也不參加亞投行。

亞投行是改革全球治理的一個方法，但卻引起、暴露了改革全球治理的復雜的國際政治。關于全球治理及其改革的政治如此復雜，中國由此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訓。中國原以為只要不主張控制、主導、霸權而是主張“多贏”“共贏”，就不會有那么復雜的國際政治阻力。美日反對中國發(fā)起的亞投行和歐盟大多數(shù)國家加入亞投行說明，關于全球治理的世界政治仍然是復雜的，即多贏和共贏僅僅是世界政治的一個方面、一種可能，并不是全部方面和全部可能，“零和”仍然是普遍存在，不管承認不承認、喜歡不喜歡。

展望未來，已經走上全球治理改革者道路的中國，并沒有退路。重新接受美日對全球治理的控制，不謀求對IMF的改革，停辦亞投行或者不搞新發(fā)展銀行（即金磚銀行），也未必就能討得美日的歡心，卻使一個更加需要全球治理的中國在國際體系更加舉步維艱。同時，中國假如在全球治理改革上退縮，又會得罪那些期望中國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發(fā)揮更大作用的國際改革勢力（如歐盟國家）。唯有繼續(xù)扮演改革者的角色，同時在舊和新的國際組織內處理好復雜的全球治理改革的政治，方能爭取全球治理改革的實質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