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大眾民主與權威主義——共和主義對中國政治轉型的啟迪

作者 | 李強

一、學術界關于民主問題的紛爭

中國自近代以來，人們對民主問題、或者說對憲政問題的討論，成為我們國家關注的焦點，主要在兩個時期：一個時期是晚清到民國時期，另一個就是最近十多年來。前一段，有一部非常有影響的影片——《走向共和》——以電影的方法，記錄了從晚清到民國這一段中華民族所走過的路。應該說，晚清時期，中國知識界對于政治改革的問題，已有很多爭論；但是，對于中國應不應該實行民主這一問題的實際的討論，出現(xiàn)在民國初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中華民國成立。然而，中華民國的實踐，并沒有像民主的倡導者原來所期望的那樣，帶來社會的穩(wěn)定、國家的富強、經(jīng)濟的繁榮。相反，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派別采取了法治之內的和法治之外的手段，進行了非常激烈的斗爭，追逐他們所認為的國家利益、或者他們自己的私利。

在這樣的情況下，在民國初年，爆發(fā)了一場關于中國應該實行什么樣的政體的爭論。爭論的一方，是以袁世凱為后臺的籌安會，邀請了當時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憲政學家、美國政治學會的會長古德諾，以及日本非常有成就的憲法專家有賀長雄。他們提出了所謂“國體”的問題。國體問題基本的要點就是：作為一個大國、一個傳統(tǒng)的國家，中國不應該實行西方形式的共和國。有賀長雄提出，存在著兩種共和：一種，是君憲共和，有君共和；另一種，是無君共和。按照他的邏輯，在中國這個國家，如果想實現(xiàn)政治穩(wěn)定的話，可能實行“有君共和”比較合適。

當然，很不幸的是，這場關于民主國的共和形式的討論，并不是一場簡單的學術討論。袁世凱個人的野心以及他所采取的一些相當不正當?shù)恼问侄危堰@場討論的學術性掩蓋了。作為它的對立面，不僅當時的革命黨強烈地反對，而且一直與袁世凱保持著若即若離關系的進步黨——以梁啟超為代表——也提出了強烈地反對。梁啟超還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揭露了袁世凱企圖復辟專制帝制的陰謀。但是，梁啟超對有君共和與無君共和這樣一個本來值得仔細探討的問題簡單地一筆帶過了。當然，當時的環(huán)境確實不適合討論中國是應該實行有君共和還是無君共和的問題，因為實際上，袁世凱本人利用了這個理論為自己復辟帝制服務。無論如何，這都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非常重要的討論。

最近十多年來，特別是最近若干年來，關于民主問題的討論，在理論界又變成了一個非常熱鬧的話題。本來，在改革開放之后、90年代初期之前，理論界占主導地位的觀點就是，民主是一個不錯的制度；問題只不過是，中國如何實現(xiàn)民主、需要付出什么努力、需要什么樣的經(jīng)濟、社會、和外在的環(huán)境。但是，90年代之前，大家對于民主制度的可欲性、它本身的價值，人們的懷疑是不多的。

那么，為什么最近有人爭論了呢？我想，這和國際上的大背景有關。一個是，蘇聯(lián)東歐的以民主化為重要內容的改革，并沒有帶來大家開始所預期的那樣一些積極的后果。在蘇聯(lián)東歐之外，第三世界許多國家的以民主為內容的改革，也遇到了種種挫折。所以，國內學術界從90年代中后期以來，關于民主制度本身的價值，就有了許多直接的或者間接的爭論。我把它簡單概括為兩類主要的觀點：贊成民主的和反對民主的。

贊成民主的學者們，可以從國外的民主派的著作中得到很多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就是亨廷頓的“第三波”理論，這個理論把西方的民主理論做了一個比較好的概括。這個理論說，從19世紀20年代以來，整個世界正在經(jīng)歷著一浪高過一浪的民主化浪潮。根據(jù)亨廷頓的分析，這三波，第一波，1828年到1926年，主要發(fā)生在西方傳統(tǒng)的民主國家，之后，有一個短暫的倒退；第二波，1943年到196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出現(xiàn)在西方的其他國家以及一些拉美國家，之后，又有一個短暫的挫折；第三波，1974年至今，規(guī)模更加浩大，向世界其他國家蔓延。根據(jù)西方主流民主派的理論，一般認為，民主制度是一種比較好的制度。那么，好在什么地方呢？我把贊成民主的理由概括為四個論據(jù)。

第一個是保護性論據(jù)。自近代以來，很多人持有一種基本觀點，那就是，每一個人從本質上來講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一個好的的政治制度就必須反映所有人的利益。如果某一個階層或某一個階級控制了政權的話，它就完全有可能只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追求社會大眾的利益。因此，為了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民主制度是必要的。這個論據(jù)，最早應該是在英國19世紀向民主制過渡的時期，由哲學上的激進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如邊沁（Bentham）、穆勒（JohnMill）提出來的。在國內，希望實行民主化的人，在本質上是訴諸這個論據(jù)的。他們認為，我們的政府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很多的腐敗，有很多追求少數(shù)人、或者小集團利益的現(xiàn)象，甚至有很多強勢群體，利用政權剝奪大眾的利益，追求他們的私利。他們認為，如果能夠使中國的政體進一步民主化，就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減少腐敗，增加政權的公共性。

贊成民主的第二個論據(jù)，可以概括為合法性論據(jù)。許多人秉持一種觀點：作為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個體，人們有理由、有權利對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自主。公共權力是大家共同的權力，只有民主的政權，才是一個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的政權。一個政權，如果不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就沒有資格得到人們的擁護。我在講西方思想史的時候，經(jīng)常講到盧梭的理論。盧梭講過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一個強盜，闖到我家里來，拿著刀子，逼著我把錢給他。我不得不給，但是，我沒有服從他的義務。同樣的道理，一個政權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礎之上，我就沒有服從他的義務。因此，在現(xiàn)代社會中，一個政權如果希望穩(wěn)定、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可，這個政權就只能是民主政權。

贊成民主的第三個論據(jù)，就是民主的教育功能。盡管國內學者討論民主問題的時候對于這個問題講得不算多，但是大家在不同的文章中都會隱隱約約地談到。鴉片戰(zhàn)爭之后，在我們中國最早接受西學的時候，人們就對西方的民主制度非常感興趣。很早的時候，林則徐、魏源等人就已經(jīng)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導致了上下一致、君民溝通，導致了西方人的強烈的愛國心。甲午戰(zhàn)爭之后，嚴復專門寫文章講到，民主制度下的人愛國。這就是說，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們才能夠培養(yǎng)一種強烈的愛國情操和公民意識。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里專門提到，美國人愛國愛到貪婪的地步。他說，在美國，大家討論國家的事情如同討論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樣；國家有一個人受到了外國的不公正待遇，全國的人都會像自己的家人遇到了不公正的事一樣憤慨。英國著名的思想家穆勒在《代議制政府》里專門講過，在民主制度下，可能有千千萬萬個愛國者；但是在專制制度下，最多只可能有一個愛國者。中國近代，從1840年以后，許多思想家都希望在中國引入民主制，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認為引進民主制之后，中國人就會愛國，就會齊心協(xié)力保衛(wèi)國家。

贊成民主的第四個論據(jù)就是，民主在許多人看來——當然不是所有人——對經(jīng)濟有好處。當然，這是一個說不清楚的問題。民主對經(jīng)濟有沒有好處，我想，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研究。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得諾貝爾獎的Sen在講到民主和經(jīng)濟的時候有一個觀點，就是在民主制度下，不會產(chǎn)生大規(guī)模的災荒。Sen最早是研究饑餓經(jīng)濟學，災荒經(jīng)濟學的，他對世界上各個國家的災荒進行了研究，結果他發(fā)現(xiàn)，大規(guī)模的災荒、大規(guī)模的饑饉、大規(guī)模餓死人的事件，往往發(fā)生在獨cai國家、專zhi國家。獨cai和專zhi會導致信息的不流通、信息的封閉，會導致分配的極度不均，這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得不到關于糧食的信息，從而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饑荒。而在比較民主的印度，盡管人均糧食產(chǎn)量、人均GDP相當?shù)?，但是，印度并沒有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的饑荒。

關于民主的優(yōu)點，大概有以上四個方面。但是最近若干年來，在國外，也包括在國內，人們對民主的質疑越來越強烈了?，F(xiàn)在對民主的批評已經(jīng)不是像以前那樣，僅僅是領導層認為我們條件還不成熟，穩(wěn)定是第一要務，我們要慢一些。現(xiàn)在，很多人從理論的角度批評民主，這包括中國的學者，比如，我的朋友，北京大學國家關系學院的潘維教授就寫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民主的迷信》。當然，他只是批評民主的人的其中之一。反對民主的理由，我也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第一，民主能不能實現(xiàn)共同的利益？贊成民主的人認為，民主制度能夠防止某一個階層專斷地控制政權，從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共同利益。但是，這些年來，反對民主的人，做了大量的經(jīng)驗研究，他們發(fā)現(xiàn)，在民主制度下——當然我還沒有看到他們有充分的論據(jù)——也往往有很多利益集團通過操縱選舉，或通過影響立法，影響政府決策。大家如果想到美國研究民主的一些最重要的理論——多元主義理論，利益集團理論，就會看到這種反對民主的論據(jù)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因此，他們認為，民主往往可能使利益集團的利益定格化、明顯化。不實行民主的時候，大家還朦朦朧朧的，你的利益、我的利益還不大清楚，大家往往還有一種共同利益的幻覺。要是真正實行了民主，就會造成階級的分化，你的利益，我的利益，窮人的利益，富人的利益，非常明顯。而且這些利益還會通過政黨的方式定格化。當然，有些反民主的人并沒有把這個問題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但是，按我的理解，他們的擔心就是，一旦實行民主，不同階層的利益就會固定化；如果這些利益分歧再和政黨結合的話，就會使整個國家的利益完全分裂成多元的利益，從而不能尋求共同的利益。

與第一個觀點馬上聯(lián)系在一起的就是，在一個多重民族、多重文化的國家之內，如果實行民主，往往會激活多重民族、多重文化的identity（認同），形成政治方面的不穩(wěn)定。因為，任何研究也不能否認，民主可以使民族的identity明確化、政治化。比如，我看得很清楚，如果在臺灣實行民主的話，臺灣的獨立意識就變成了免費的午餐。因為，在實行民主的時候，在一個小的民族、種族或者族群內部，調子唱得越高、越激進，越能獲得選票。世界各國都展示出了這樣一種局面：如果實行民主的話，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內部，民族意識就會特別強烈。美國人打伊拉克的時候大概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們以為打了伊拉克之后，就是解放了伊拉克人，伊拉克人就會接受自由和民主，放棄伊斯蘭教和阿拉伯的identity。我當時就認為這種理論是站不住腳的。上過我的課的同學都知道，我歷來認為，討論政治理論的時候，有三層問題：最高的是identity的問題，whoiswho，你是誰，我是誰；其次就是關于制度的問題，自由、民主還是專zhi、獨cai；第三個，最低層的問題，就是分配問題，正義問題，你多一些，我少一些一類的問題。三層問題中，identity處于最高層。沒有實行民主的時候，identity往往不能制度化、定格化，如果實行了民主的話，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里，identity就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三個反對民主的論據(jù)就是懷疑民主制度能不能產(chǎn)生高素質的領導和高效率的政治體制。我想任何人都不會否認，對于一個政府制度而言，政治結構的高效率、領導人的高素質，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從最本質的角度來講，民主制度在選擇領導人的時候，把原來的多重標準簡化為單一標準：數(shù)人頭，多數(shù)人認為他好，他就上去了。然而，在選擇政治家的時候，一般老百姓的理性能力并不是永遠都令人欽佩的。對此，人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來。比如說最近美國加州的選舉，著名影星阿諾就當選了州長，至于阿諾是不是一個最適合的加州州長，我想大家有很多的質疑。用民主的方式選擇領導人，最終標準就是數(shù)人頭，然而一個人喜歡另一個人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說他唱歌唱得好，跳舞跳得好，人性隨和，等等；人民喜歡一個人可以有很多原因，但是他并不一定適合當領導。當時美國總統(tǒng)選舉，布什當選，很多人就說，布什這個人不聰明，他們說，這就叫民主嗎？民主有什么好的？不就是選出這樣的領導人嗎？我們國內選舉也經(jīng)常會碰到這種情況。不民主的時候，100個領導有99個混蛋，大家都說：哎呀，不民主的制度嘛，這是可以想見的，沒有辦法。如果實行了民主，100個領導選出了1個混蛋，大家就痛心疾首：這就叫民主嗎？這樣的人怎么能選上去呢？懷疑民主制度能否產(chǎn)生高素質的領導人，是批評民主的一個重要理由。

批評民主的人還有一個論據(jù)涉及到民主和經(jīng)濟的關系。我個人感覺，民主和經(jīng)濟的關系非常復雜。經(jīng)濟的發(fā)展有著多重因素，不能輕下斷言。比如，中國最近經(jīng)濟發(fā)展得好，印度經(jīng)濟發(fā)展得差，而中國民主的程度沒有印度高，這是不是因為印度的民主化程度高，中國的低呢？我們是不是馬上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呢？我想，建立這樣一種因果聯(lián)系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我給學生講政治理論的時候，第一節(jié)課要講一個小故事，以說明建立因果聯(lián)系是極為困難的。什么小故事呢？我本人的一個小故事。我以前在英國念書，1987年的時候，有一次，我不幸地從英國坐飛機到美國去——當時我太太在美國念書，結果去了以后沒幾天，國內就發(fā)生了學生的示威游行，結果就是當時的胡耀邦總書記辭職。過了兩年，1989年，我又非常不明智地從英國坐飛機到美國，結果過去不久，就發(fā)生了大家都知道的八jiu風波。于是我就在想一個問題：是不是因為我非常不聰明地選擇了從英國到美國這樣的行為，結果導致了國內政治的重大事件呢？（掌聲）這就是說，在兩個事情之間、在很多事情之間建立因果聯(lián)系是極為困難的。

回到經(jīng)濟發(fā)展的問題上來。大家都知道，一個國家的經(jīng)濟要發(fā)展，有多種因素。馬克斯·韋伯講過，新教倫理對經(jīng)濟的刺激作用極大。在英國念書的時候，一位朋友跟我講，為什么印尼和馬來西亞經(jīng)濟發(fā)展就慢一些，中國就快一些呢？他說，好比說拉洋車，印尼人拉了三天，覺得后兩天夠吃了，就先休息兩天，然后再干；中國人呢，拼命地干，攢到錢以后再買一部洋車；他們最開始是自己拉，拉到后來，就可以出租洋車給別人拉了。我想，沒有任何人能夠否認經(jīng)濟倫理對經(jīng)濟發(fā)展的意義。因此，在分析一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另一個社會經(jīng)濟不發(fā)展的時候，簡單地歸結為政治的原因是不合適的。如果真要這么做，也必須要有分析框架，指出民主到底怎么導致了經(jīng)濟的不發(fā)展。經(jīng)過仔細的琢磨之后，我想，民主確實在一個方面可能會影響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這個問題，有些人已經(jīng)間接指出來了，我現(xiàn)在說得更明確一些；那就是，民主可能導致民粹主義，而民粹主義可能會影響經(jīng)濟發(fā)展。以臺灣為例，臺灣的選舉有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民主給臺灣的財政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原來國民黨當政的時候，在年輕的時候交納養(yǎng)老基金的人，在年老的時候才能得到養(yǎng)老金。上次選舉的時候，民進黨為了爭取老年人選票，就許諾：盡管你們當年沒有交錢，但是，如果你們選我，選上去之后，你們每月將能得到三千臺幣。國民黨就比較傻，他們就想，每人三千臺幣，那不就導致財政赤字了？結果，民進黨就上去了。這一次選舉，我了解了一下，在養(yǎng)老金的問題上，各黨都在紛紛抬價，你三千，我三千五；你三千五，我四千。這是容易導致經(jīng)濟不發(fā)展的很重要的一個政策因素。學國際經(jīng)濟的同學，以后要多注意印度和拉美的民粹主義對經(jīng)濟發(fā)展的影響。在每一次選舉的時候，印度的政治家都要許諾：我上去之后，要給窮人多少多少社會保障。每一個人都這么說，社會福利的支出不斷上漲，結果導致經(jīng)濟分配出現(xiàn)了福利主義的傾向。當年，英國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穆勒就已經(jīng)注意到：民主有可能導致福利主義。

現(xiàn)在我把當前贊成民主和反對民主的論據(jù)做了一個簡單的概括。在這樣的語境之下，我們理論界有一種普遍的感覺，就是必須在兩個非常不可愛的選擇之中進行選擇：要么，實行民主，我把這種民主概括為大眾民主，比較強調大眾參與、直接選舉；要么，為了防止民主可能帶來的一些不可愛的后果，就繼續(xù)維持權威主義。目前的理論界大概就這么兩種觀點。所以，我今天希望超越大眾民主和權威主義，提出來一種新的理論思路，以期魚和熊掌兼得，這正是我今天這個題目——超越大眾民主與權威主義，共和主義對中國政治轉型的啟迪——的涵義。那么，我馬上轉向今天演講的第二個部分：西方的共和主義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