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傅雷（1908—1966），字怒安，號怒庵，生于原江蘇省南匯縣下沙鄉(xiāng)（今上海市浦東新區(qū)航頭鎮(zhèn)），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shù)評論家，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的重要締造者之一。因出生時哭聲洪亮，長輩們以“雷”為其命名，以“怒安”為字。1920年（12歲）考入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今南洋模范中學），次年考入上海徐匯公學。1925年曾參加過五卅運動。

1928年，傅雷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藝術(shù)理論。1931年歸國，此后，他翻譯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等名家的著作。1949年之后，傅雷歷任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中國作協(xié)上海分會理事及書記處書記等職。20世紀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譯巴爾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貢獻，被法國巴爾扎克研究會吸收為會員。傅雷學養(yǎng)精深，在美術(shù)及音樂理論與欣賞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他的全部譯作，現(xiàn)經(jīng)家屬編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編成《傅雷譯文集》，從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現(xiàn)已出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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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家傅雷是很認真的一個人，甚至可以說是很較真的一個人，此乃性格使然。無論對翻譯事業(yè)，對國家命運，還是對己，對友，對家人，傅雷都很認真，也很較真。

一

傅雷是翻譯家，對翻譯工作的認真，首先是因為他把這看作一項神圣的義務。他最初翻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是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住在淪陷中的上海。當時，傅雷“閉門不出，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避免向日本憲兵行禮”，成天致力于《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譯，意在讓一個個有熱血的青年從沉淪中奮起，尋找反抗的道路?？梢哉f，傅雷是在譯《約翰·克利斯朵夫》中度過了抗戰(zhàn)歲月（1927年刊出第一卷，1941年出齊）。

要做神圣的工作，就得有非凡的本事。傅雷的法語很好，漢語同樣很好，達到了能自由創(chuàng)作的地步，這一點，我們大都是通過《傅雷家書》看到的。1954年4月7日，他在給兒子傅聰?shù)男胖袑懙?mdash;—

“我從十三歲到十五歲，念過三年法文；老師教的方法既有問題，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績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二十歲出國……半年之間，請私人教師與房東太太雙管齊下補習法語，教師管讀本與文法，房東太太管會話與發(fā)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課方式，而是隨時在談話中糾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國的知識分子家庭中過生活，已經(jīng)一切無問題。”

學法語，傅雷的經(jīng)驗是“學得慢一些”，“貪多務得是沒有用的”，由此也可見他學語言的認真。

而在翻譯中，傅雷的工作態(tài)度又極其認真。認真的態(tài)度，加上很高的語言水平，這就保障了他的譯文是一流的。從這一點看，我們現(xiàn)在（以前也是這種情況）很多從事翻譯工作的人都做得不好，要不就是外語不好，吃不透作品的真髓，要不就是漢語不好，寫下的文字別別扭扭，讀起來磕磕巴巴。傅雷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是很好的漢語?！陡道准視返牧餍泻兔麣膺h勝于傅雷的譯文，從這點來看，就很能說明問題。

傅雷的語言好，再加上工作認真，其譯文拿出來，當然就很好。但傅雷還是利用種種機會來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比如，通過閱讀法國作家的作品，知曉他們的長處，來比較自己的短處。又比如，他會去讀中國作家的作品，來發(fā)現(xiàn)漢語中一些精妙的用法，以便借鑒到自己的譯文中去。

傅雷讀伏爾泰，會發(fā)現(xiàn)伏爾泰作品的“故事性不強”，同時也發(fā)現(xiàn)，其文字的精妙全在于“若有若無的諷喻”。比照之下，他覺得自己沒能力表達出這種精妙來。他知道自己不善于翻譯這樣的作品，“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實’，不夠俏皮，不夠輕靈”。但傅雷知道誰的譯筆比較適合伏爾泰，他在書信中告訴傅聰：“這種風格最好要必姨、錢伯母那一套”（必姨指楊必，英國作家薩克雷的《名利場》的譯者；錢伯母指錢鐘書夫人楊絳，她是楊必之姐）。

傅雷為提高自己的漢語感覺，使譯文更生動活潑些，更是閱讀了大量的中國作品，他曾熟讀老舍的小說，不過未能解決問題。讀老舍的《四世同堂》，傅雷很遺憾地發(fā)覺，“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辭不好，上下文語氣不接的地方也很多。還有是硬拉硬扯，啰里啰嗦，裝腔作勢，前幾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現(xiàn)在竟發(fā)現(xiàn)他毛病百出”。

此處引傅雷對老舍的批評，其實也無損于老舍的英名，因為好作家的文字也不是篇篇都好，時時都好。同時，這一件事也佐證了傅雷對文字的較真：可見他“不但對自己的譯文不滿，對別人的創(chuàng)作也不滿”。其實有這樣的較真態(tài)度，是可以保證譯文文字質(zhì)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