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總結過20世紀帝國主義的時代特點，即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際勞動分工使得原有的階級概念在國際領域發(fā)生了變化。伴隨著國際勞動分工，中國國內的階級分化和社會分化日益嚴重，但這個分化同時也是國際勞動分工的產物，是體系性矛盾的一部分。國際發(fā)展的不平衡和國內發(fā)展的不平衡都需要我們仔細分析主要矛盾及其轉化。不久前，為了討論辛亥革命后中國的政治變遷，我重讀了毛澤東1926年論農民問題的文章和1936年以后講抗戰(zhàn)的文章，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著重要變化。19世紀20年代，主流觀點認為國際間的戰(zhàn)爭是有意義的，國內戰(zhàn)爭即階級斗爭是無意義的，我們現(xiàn)在也有人持這一觀點，這是民族主義的調子。毛澤東表示反對，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證明所有的國際間的霸權斗爭是沒有意義的，國內的階級戰(zhàn)爭才有意義，十月革命就是國內階級戰(zhàn)爭解決了國際問題的最佳例證。因此，他在1926年搞農民運動的時候非常強調階級斗爭的重要性。30年代由于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侵華戰(zhàn)爭迫在眉睫，國際法西斯的威脅上升到危險的階段，他的看法發(fā)生了變化，即認為主要矛盾從國內階級斗爭轉化為民族矛盾，不能只講國內階級斗爭，還要講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國內，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成了統(tǒng)戰(zhàn)的對象，在國際上，資本主義的反法西斯國家也成了統(tǒng)戰(zhàn)對象。他并沒有放棄階級分析，而是認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敵我關系發(fā)生了重大的轉變。

不是這個戰(zhàn)略分析本身，而是它所體現(xiàn)的方法對于解釋中國經濟的崛起的意義仍有重要的啟發(fā)性。中國知識界，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沒有成功地回答這一問題。你提到按原來的路子是不是可以很快擠進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俱樂部，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首先，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俱樂部是以不平等的南北關系為前提的，曾經長期遭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并走了一條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為什么還要擠進這個作為全球統(tǒng)治階級的俱樂部?中國的發(fā)展不應該以此為目標，中國的發(fā)展應該以改變南北關系的不平等性質創(chuàng)造機遇。其次，資本主義國家俱樂部是一個經濟俱樂部，也是一個政治俱樂部，你要想進入這個俱樂部有一個“政治審查”問題。俄羅斯政治上已經按照西方的模式改變了，但按照西方標準，尚未達標，進入不了這一俱樂部。中國與西方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不同，又是亞洲國家，沒有哪個西方國家真的認為中國會成為其俱樂部成員。第三，能否進入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俱樂部，不僅要看中國的狀態(tài)，還要看國際格局。前一段時間我在日內瓦參加“南北論壇”，印度一個經濟學家講，金磚國家的經濟發(fā)展規(guī)模比發(fā)達國家弱很多，但現(xiàn)在西方已經把金磚國家變成一個大話題，目的是推卸西方國家應該承擔的國際義務。全球化改變了原先的世界格局，三個世界的理論不能簡單照搬了，但在氣候問題、能源問題及有關其他國際責任的談判中，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博弈，或者說南北關系問題，仍然是一個主要矛盾。當然，與過去不同，這個主要矛盾是圍繞著如何在全球范圍內改變發(fā)展模式這一宏觀目標而展開的。當代世界的平等危機的根源在于南北關系及其衍生結構的不平等。中國將在未來二、三十年中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并沒有太大的疑問，但其含義到底是什么，是要認真考慮的。今天國際勞動分工和國際經濟結構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比如說美國是第一大經濟體，但它是債務國，中國是一個窮國，但它是債權國;即便是第一大經濟體，上述經濟結構的轉變未必對中國是最有利的。

今年在日內瓦聯(lián)合國會議中心舉行的“南北論壇”以金磚國家為主題，第一天講中國，第二天講巴西，第三天講印度，后面講俄羅斯和南非。因為有其他安排，我只出席了前面三天的討論。按照這個順序，每個國家也對應著一個主題，中國那一場的主題是“世界工廠”，巴西的主題是“世界的面包房”，印度那一場叫做“世界的辦公室”。這些主題描述了一個國際勞動分工的新趨勢，中國的工業(yè)化實際上也在這個國際勞動分工的新格局里面。與其他后發(fā)國家相比，中國由于未曾經歷全面的殖民和具有漫長的農業(yè)傳統(tǒng)，在二次大戰(zhàn)后又有自主發(fā)展的歷史經驗，其經濟構成上的多樣性比很多發(fā)展中國家要高得多。許多前殖民地國家即便在獨立后，也仍然是單一經濟，如咖啡經濟、蔗糖經濟或者石油經濟。有些國家原來有工業(yè)、農業(yè)和其他多種經濟形態(tài)，但是越來越往專門化方向發(fā)展，其轉變速度之快，甚至超過了過去的殖民時期，比如巴西、阿根廷等在極短的時期內成為主要的農業(yè)出口國。他們的農業(yè)被少數(shù)壟斷的種子公司控制，并成為國際勞動分工的一環(huán)，受控于國際市場。中國的經濟多樣性比較高，相對而言穩(wěn)定性就多一點，不會由于國際市場的萎縮而一下子跨掉，但所謂“世界工廠”的名號，也蘊含了一種對中國未必有利的趨勢。工業(yè)化是必要的，但如果這一工業(yè)化與一種新型的國際勞動分工相聯(lián)系，就意味著中國工業(yè)化將承載比傳統(tǒng)的工業(yè)化更大的能源消耗、廉價勞動、生態(tài)壓力和其他勞動保障方面的代價。

在西方語境中，許多人往往將中國的能源問題、生態(tài)問題、移民問題、廉價勞動力問題與人權及其他國際規(guī)范放在一起討論，卻從不追究國際性的產業(yè)轉移與這些問題的關系。中國的世界工廠化與西方國家的去工業(yè)化的關系本來是一目了然的，氣候變暖、能源問題、廉價勞動、甚至國家的壓制機制，都是這一新的國際勞動分工的一部分。產業(yè)轉移也是社會矛盾向發(fā)展中國家的轉移。

產業(yè)的國際轉移與階級關系的國際轉移對于解釋中國的社會沖突也是重要的。與傳統(tǒng)的工業(yè)資本主義不同，我們今天處在一個高度金融化、資本化的時代，全球化使得資本跟勞動在地理上的分離變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清晰。過去的階級斗爭集中在國家內的勞資關系，但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資本高度靈活，國家變成跨國資本的維持會和代理人。資本的流動性和生產的跨國化造成了勞資矛盾形式的變化—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是通過國家的招商引資完成的，勞資的糾紛也往往變成勞動和國家之間的沖突。例如，工會問題本來主要是勞資關系的產物，但在中國卻成為勞動與國家的關系問題。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階級關系的國際轉移所造成的沖突到底怎么去分析，涉及對國家的鎮(zhèn)壓機制的新分析，即不同于以往，國家的壓迫性恰恰是由產業(yè)轉移、新的勞動分工帶來的。國家的壓制機制在形式上有延續(xù)性，但內涵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在這一條件下，如何分析政治空間與民主問題，成為了一個新的問題。

回到前面所說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矛盾的累積問題上來。由于處在上升期，國家積累了大量的能量，也加強了其控制社會矛盾激化的能力。經濟規(guī)模的增長也給整個社會一個期待，從而提供了某種穩(wěn)定性的要素。但如果穩(wěn)定越來越和增長聯(lián)系在一起，也意味著一個危險的邏輯，即經濟一旦停止增長，或者處在另外一個格局下，政治危機的爆發(fā)就不可避免。也正由于此，國家的穩(wěn)定性越來越依賴于增長，從而發(fā)展模式的變革變得更加困難。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前面提到的中國社會變革的方向問題是十分迫切的。

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國際戰(zhàn)略?我個人的看法是尋找自主的發(fā)展戰(zhàn)略，突破資本主義霸權所主導的勞動分工模式。沒有自主就談不上戰(zhàn)略，但到底什么是全球化條件下的自主，已經成為一個很復雜的問題。生產、消費、勞動都在國際化，原來民族國家條件下的自主性、冷戰(zhàn)時期的自主性都不再可能了，因此，要探索“自主性的新形式”。所謂國際戰(zhàn)略，就是如何建立跟美國、歐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周邊鄰國之間的關系，如何在資本主導的世界里保持政治的能動性。從理論上看，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全球正義理論非?？斩矗瑳]有提出實質性的綱領，依附理論和三個世界理論作為切入整個全球格局的總的分析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解釋力，例如如何解釋中國與非洲的關系，如何分析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已經不可能在萬隆會議時代的框架中展開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的理論是在冷戰(zhàn)的格局下形成的，有兩大陣營的對抗，才有中間地帶，第三世界的非社會主義國家才可以與社會主義一道形成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體系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個格局已經不存在了。但這個理論對我們啟發(fā)并不應該忽略。

政治上的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只能導致自主性的喪失。自主性集中體現(xiàn)在中國與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關系之中，自主性的弱化導致中國沒有有力而又靈活的國際戰(zhàn)略。過去三十年，從國家到知識領域，與西方的關系是中軸?；虮^，或自大，一會兒中國一無是處，一會兒中國已經不得了。新世紀之后，得意洋洋的味道重起來，說我們是債權國，美國也不敢把我們怎么樣，現(xiàn)在美國人在南海折騰了一下，他們發(fā)現(xiàn)中國不但與美國存在利益對抗，而且也與周邊國家關系緊張。中國國際戰(zhàn)略的機會主義和利己主義使得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非常有看法。不過，中國的經濟行為中還部分地保留了一些東西，例如，與西方企業(yè)不同，也與一些急功近利的私人企業(yè)不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國國有企業(yè)總體而言有長期的計劃性，在當?shù)匾话銇碚f還是受歡迎的。前段時間一個英國導演拍了一個有關中國在贊比亞的紀錄片。我和這個片子的導演有過討論，他也同意說，中國國有公司愿意投資那些歐美拒絕投資的基礎建設領域，計劃往往是長期的，獲取回報需要很長的時間，這對西方國家和它們的公司而言是不可能的。西方七十年代以后已經宣布不能在這些地區(qū)從事基礎建設方面的項目，因為風險太大。在這個格局下，中國能夠發(fā)展出怎樣的與發(fā)展中國家的戰(zhàn)略關系?這個問題值得思考。

記者：在這次國際危機之前，您其實已經很深入地論述了當代資本主義具有的深刻的危機趨勢，比如您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等的內在矛盾的揭示，特別是您指出它們所導致的去政治化趨勢已經導致資本主義在平等上出現(xiàn)日益嚴重的危機。您揭示的這些危機和當前資本主義的金融、經濟危機以至社會和政治危機有內在的邏輯關聯(lián)嗎?這場危機形成的更深層次的邏輯是什么?

汪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中國的去政治化趨勢，跟當前的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和政治危機完全是有邏輯關聯(lián)的。這是一個潮流。首先，從經濟層面來看，70年代晚期整個資本主義向新自由主義轉變，中國大概是在80年代中期，特別是城市改革以后開始露出端倪，1989年之后深化，這個浪潮一直延續(xù)到今天的全球性危機。其次，在政治領域，新自由主義使得政治的含義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瓦解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不光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而且也包括自由民主體制，特別是以國家、政黨為中心的政治，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xiàn)了危機。在政治領域，這些危機的主要特點是代表性斷裂，不同的政黨體制因為代表性斷裂而產生政治危機。

在政治領域，代表性的匱乏是普遍的特征。今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總部與社會民主黨主席加布里爾有過一場公開的對話和辯論，我在演講中指出歐洲與中國的政治體制的差異非常大，但不僅共同面對著經濟危機，而且也有著相似的以政黨的代表性斷裂為中心的政治危機。我的基本看法是，今天分析政治體制危機的主要尺度應該發(fā)生一個轉變：此前的政治分析都以兩種政治體制的對立作為它的前提，即以另外一個體制作為自我理解的前提。但從合法性危機的根源來講，今天的危機不能在一個體制與另外一個體制的差異中診斷，而必須在為什么不同的政治體制共同地產生了代表性斷裂這一問題脈絡中展開。代表性斷裂問題遍及所有的政治體制，這并不是說原來的兩種社會體制的對立消失了，而是說全球性的轉變導致這種對立的含義發(fā)生了巨變。代表性的危機說到底是新自由主義在政治領域的產物，也是去政治化的后果，與整個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結構發(fā)生的根本的轉變和變遷有關。加布里爾評論說，我把歐洲跟中國放在完全同一個平臺上加以批判讓許多人感到驚訝，但這個批判觸及了歐洲政治和思想的危機。

記者：資本主義面臨嚴重危機，但是反資本主義運動好像從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基本喪失了方向感和道路感。因為蘇東劇變后，關于如何看待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歷史，如何看待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一直沒有系統(tǒng)而深刻的理論著作出現(xiàn)。而正如您所說，理論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反資本主義力量從反伊戰(zhàn)運動直到今天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好像不知道該反對什么，該爭取什么，他們陷入回到傳統(tǒng)社會主義不能得到人們信任，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和市場框架下又軟弱無力的困境，您一直在反思左翼面臨的這些重大理論挑戰(zhàn)，根據(jù)您的思考，反資本主義運動應該如何擺脫這一困境，替代運動的方向在哪里?

汪暉：反資本主義運動不可能陷入傳統(tǒng)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社會主義模式中，這一點應該有清醒的認識。這一輪全球化的規(guī)模，尤其是生產的跨國化，使得退回到舊有的國家邏輯當中的可能性變得很小。但國家是一個斗爭得以展開的空間，自主性問題也在國家層面得以呈現(xiàn)。只要觀察一下北非、中亞國家在外來干涉下的命運，就可以理解國家問題絕不像許多人說的那樣沒有重要性。就是因為這一點，我才說要探索全球化條件下的自主性問題。最近反資本主義運動出現(xiàn)了一些變化，占領華爾街運動實際上提出了體系性危機的問題，同時也呈現(xiàn)了缺乏有效的戰(zhàn)略的弱點。我們可以歸納幾個特點：首先，在針對新自由主義浪潮的一系列改良運動逐漸挫敗之后，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一個針對體系的抗議運動，而且這個抗議運動表現(xiàn)出了全球性和不平衡性。全球性是指從中東、北非、拉丁美洲、亞洲、美國和歐洲到處出現(xiàn)這種運動。所謂不平衡性是指：這些運動是相互關聯(lián)的，但形態(tài)各異，體現(xiàn)出各自社會條件、區(qū)域條件、經濟-政治條件和文化條件的不平衡。比如埃及的運動得以發(fā)生的條件是金融危機條件下的高失業(yè)率、長期的和大規(guī)模的貧困及高度的腐敗，這些是長期的、普遍的、與其他區(qū)域較為相似的現(xiàn)象;但除此之外，它還針對政治體制，即長期的警察專制加上國際范疇內的美、以秩序，以及伊斯蘭運動。它的反體系性集中在這些方面。在伊斯蘭地區(qū)，這一反體系運動激活了、或者說釋放出了一種宗教能量，這些能量不是新的政治力量，但具有變成新的政治能量的可能性。宗教重新進入政治領域的狀況并不僅僅出現(xiàn)在阿拉伯世界，整個非洲包括現(xiàn)在的歐洲也有類似的現(xiàn)象。中國也面臨著復雜的宗教問題，但主導的社會矛盾仍然是經濟性的和政治性的。由于中國在漫長的革命和建設中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即便經歷了三十年的開放性改革，已經高度全球化，但其經濟體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內部不平衡性)仍然是顯著的特征。前幾天，占領華爾街運動動員了兩、三萬人從紐約步行到華盛頓，這一運動似乎是要點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之間的關聯(lián)。99%與1%的對立似乎也隱含了一種階級性的元素，但顯然，原來的階級性運動的模型不適用于分析他們的運動。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體系性的問題需要在理念上重提大的方向問題，同時重視全球范圍內、區(qū)域和國家范圍內的不平衡。

中國處在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城市化的過程當中，城鄉(xiāng)矛盾與階級分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特征。如果真正能夠做到“五個統(tǒng)籌”，就必須改變發(fā)展模式，調整變革方向，加強中國社會和國家在發(fā)展戰(zhàn)略上的自主性。大規(guī)模城市化與工業(yè)化連在一起，城鄉(xiāng)關系與新工人階級的形成有著內在的關聯(lián)，因此，大規(guī)模城市化條件下的城鄉(xiāng)矛盾如何解決，是一個中心環(huán)節(jié)。如前所述，中國經濟規(guī)模的擴張是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聯(lián)系在一起的，它的高能耗、廉價勞動力不能在國內的單一語境中解釋，卻無疑會加劇內部沖突。如果不重新調整在國際勞動分工中的位置，社會沖突、社會平等的問題就不可能根本得到解決。

如何才能形成全球化條件下自主發(fā)展的戰(zhàn)略?在全球性的國際分工和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離開每一個社會的獨特條件及所處的國際位置，就不可能形成突破性的戰(zhàn)略。毛澤東在《論持久戰(zhàn)》說戰(zhàn)爭的勝負要分析三個勢，敵勢、我勢、地勢。敵人怎么樣，我們怎么樣，客觀而言敵我斗爭的場地怎么樣，綜合這些方面才能分析到底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戰(zhàn)略?，F(xiàn)在當然不能套用戰(zhàn)爭條件下的敵我關系來描述全球化條件下的復雜格局，但這個比喻是說要了解各自所處的具體形勢。站在這個角度說，我們先要分析分析金融資本主義和全球勞動分工的新格局，在這個新格局下產生的國家關系、區(qū)域關系、階級關系、社會關系。從對手的角度說，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成功地再工業(yè)化嗎?如果能，對我們意味著什么，如果不能又會出現(xiàn)怎樣的局面?在危機條件下，政治、軍事關系會發(fā)生什么變化?從中國自身的角度說，中國是一個非常不平衡的發(fā)展中國家，它的區(qū)域關系也極為復雜，它的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與它的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到底是什么關系?這是形成新的發(fā)展戰(zhàn)略的思考前提。沿海經濟受國際危機的影響較深，許多產業(yè)開始向內地轉移。所謂內地拉動緩解了經濟危機是事實，內蒙古和其他地區(qū)的經濟增長率遠超沿海地區(qū)。這是發(fā)展不平衡造成的。但伴隨著產業(yè)轉移，危機也開始波及這些區(qū)域。中國內部的不平衡，反而使得它承受經濟危機壓力的能力比其他小共同體要大，廣闊的農村腹地和廣大的農村人口提供了緩沖和發(fā)展的空間。黃宗智對重慶土地財政的分析就突出了這一點，根據(jù)他的分析，在50年內，重慶的土地附加值的增長率高過工資增長率應該不成問題。很多左翼也許不見得喜歡這一分析，認為這還是支持城市化的發(fā)展模式。但這個分析是從中國發(fā)展不平衡性出發(fā)的，有某種方法論的意義。這不等于說這種區(qū)域不平衡可以自然地成為可持續(xù)性的保障，我覺得應該像毛澤東當年分析戰(zhàn)爭形勢一樣來分析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可持續(xù)程度和規(guī)模，分析它的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發(fā)展的形勢，解釋中國的國情及其發(fā)展戰(zhàn)略。

記者：您曾經談到關于中國的國家能力有一個基本的悖論，即一方面，較之許多其他國家的政府，中國政府的能力得到了廣泛承認，從汶川“5·12”大地震后的救災動員，到金融風暴后迅速推出的救市計劃，從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到各地方政府在組織發(fā)展和克服危機方面的效能，都顯示了中國國家能力的突出優(yōu)勢;但另一方面，各種民意測驗顯示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處于較低水平，官民矛盾在某些地區(qū)、某些時刻也極為尖銳，不同層級政府的施政能力和廉潔度也受到質疑。最為關鍵的是：這類矛盾經常被上升到合法性危機的高度加以討論。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汪暉：這就是合法性問題。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危機的核心是政黨政治的代表性危機。在全世界范圍內，政治體制的危險格局是從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向另外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轉移，從而讓這種空洞的政體轉移成為不平等的社會過程的合法化的條件。顏色革命就是從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向另外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轉變，表面上是民主化，實質上是最不合理的社會分配和財富剝奪過程的合法化?？朔挝C的真正挑戰(zhàn)是如何避免從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向另外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的轉變，其前提是所謂重新政治化。這是非常尖銳而又非常復雜的挑戰(zhàn)。我認為在理論上闡明這個問題是迫切的，因為很多人并不了解這個代表性危機的普遍性和深度，甚至認為西方沒有代表性的危機。爭取一個真正的公共的討論空間，形成真正的政治的和理論的辯論，對于中國的政治變革而言十分關鍵。大眾媒體上很難有嚴肅的政治討論，這個狀況是很危險的。關鍵的是要能夠通過自主討論，讓大家了解到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危機的真正的特點和本質。

很多觀察家都講到中國國家能力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為什么中國一方面有較強的國家能力，而另一方面又無法克服合法性危機?國家能力首先是國家回應社會需求的能力，在這方面，中國國家能力顯示出它的兩面性，即一方面在特殊狀態(tài)下反應能力很強，而在另一些方面又非常緩慢。最近福山寫文章說，中國的反應能力不但比周邊國家強，而且比很多發(fā)達國家，比如日本、韓國和歐洲的很多國家都要強。在與加布里爾的辯論中，我也特別談到：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的反應能力強，表示這個社會存在著民主的要素和潛能，但是我們的民主理論注重于形式分析，而忽略這些實質性的潛能。正由于此，如何使這些潛能發(fā)展為更為制度化的實踐是不清晰的。如果能夠在理論上和制度上清晰地描述這種潛能得以展現(xiàn)的條件，就能給我們提供一個更具實質內涵的民主變革方向。如果能對社會需求做出迅速反應，表明這個政治體制存在著實質的民主潛能，但程度如何，怎樣發(fā)展，如何表述，都需要具體分析。

國家能力的另一面是政治整合能力，即通過公共行政對各種社會利益和訴求進行整治整合的能力。福山在最新的文章(“Oh for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not a vetocracy”) 中針對西方民主危機提出要“民主專政”(democratic dictatorship)，不要“否決政治”(vetocracy)。在歷史觀上，我們當然是不同的，但他在這里的實際所指與我在《革命、妥協(xié)與連續(xù)性的創(chuàng)制》一文中談及的政治整合有些相似性，即強調行政決定與政治整合之間的貫通關系，而批評行政權力與議會權力之間的過度分隔與對峙。通常而言，行政權力是執(zhí)行機構，而議會-政黨體制是政治整合的機器，在代表性斷裂的情況下，國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大規(guī)模瓦解。議會、法院、行政，三權分立，但政黨的代表性的斷裂、政府的進一步官僚化和法律體制的危機導致國家回應社會危機的能力下降了。這也是當代政治危機的基本特征。在中國的政治條件下，代表性斷裂標志著勞動者—新工人階級和農民—在政治領域沒有自己的代理人。國家的調整大多是由結構性危機造成的，而不是自覺整合這些社會階層的訴求而達成的。如何使得公共決策能夠整合這些階層的利益和訴求，取決于這些階層的政治參與及其與決策過程的互動。這就是民主危機時代的大眾民主和群眾路線問題。我們需要探索這種民主的動力和制度形態(tài)。

記者：您多次提到毛澤東思想這一理論資源對于我們分析當前中國與世界的形勢的重要性，我們想請您進一步展開談談這一具有重要方法論意義的問題。

汪暉：我是針對貴刊的欄目而言的。毛澤東思想是二十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遺產之一。就對整個西方思想和第三世界運動的影響而言，中國沒有任何其他遺產可以與之相比。當代法國的著名哲學家阿蘭·巴迪烏是個典型例子，他對毛澤東的文本有很深入的分析。他對歐洲哲學史的深入闡釋與他對毛澤東思想的闡釋相得益彰。70年代，北京大學的張世英教授寫了一本關于黑格爾的著作，被翻譯成了外文，巴迪烏曾經寫過一本小冊子來回應張世英。按照意大利學者魯索的解釋，那本書在巴迪烏的思想歷程中標志著一個重要的轉變。這是一個思想時代對于這個哲學家的影響。

由于1968年之后的挫敗，整個歐洲理論特別是左翼理論帶有政治悲觀主義的特點，佩里·安德森就曾將這種精神氣質歸結為“不妥協(xié)的悲觀主義”。但巴迪烏的理論中有一種毛澤東式的革命樂觀主義，即便在低潮的時代，他仍然將毛澤東關于“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敵人的邏輯”與“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人民革命的邏輯展開為一種歷史的理論。2007年，我們在博洛尼亞開會討論二十世紀的中國，巴迪烏提交的文章是對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文本細讀，我讀后很受啟發(fā)，也很受鼓舞。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毛澤東以獨特的洞察力分析出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理由，進而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命題。他關于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分析其實跟他后來在抗日戰(zhàn)爭中分析中國為什么最終能夠取得勝利的分析在方法論上是完全一致的，其中綜合了軍事、哲學和政治這三個層面。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戰(zhàn)略和策略問題，而是政治、哲學和軍事策略的綜合?！墩摮志脩?zhàn)》的戰(zhàn)略思想是哲學思想在政治領域的展開，也是政治思考在軍事戰(zhàn)略、策略層面的呈現(xiàn)。兩種統(tǒng)一戰(zhàn)線如何形成，能不能夠形成，帝國主義內部的革命有沒有可能爆發(fā)，這些都是戰(zhàn)略問題，而不是一般的軍事戰(zhàn)術問題，但兩者是綜合在一起的。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特征是其實踐性，就是永遠切入到現(xiàn)實分析中去?，F(xiàn)實不是被動的、客觀的，而是能動性與客觀性相互交織的領域，在對現(xiàn)實的分析中，我們看到的是各種歷史力量的脈動和走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確實具有重要的方法論的意義。毛澤東面對的格局是白色恐怖，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對比的不成比例。但在這個條件下，他提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個問題。這個文章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分析，但同時也像是一部兵書。他堅持革命的正當性，卻不是盲目地重申這種正當性，而是將正當性與戰(zhàn)略分析結合起來。這么一點點弱小的力量，最后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壯大起來。紅軍到達陜北時還剩幾萬人，但早在1936年毛澤東就預見到了抗日戰(zhàn)爭的不可避免，世界大戰(zhàn)的即將到來，以及整個抗日戰(zhàn)爭的基本路徑，如果沒有高度的理論概括力和對現(xiàn)實總體關系的洞察力，是無法達到這樣的高度的。十多年前，在我們發(fā)起新的思想討論時，完全是書生意氣，孤軍作戰(zhàn)。沒有政治的權力，沒有媒體的權力，沒有自己的群眾，我們致力的是思想討論。但在媒體完全為右翼掌握的條件下，中國的批判思想仍然能夠獲得了一定的發(fā)展，包括媒體暴力在內的各種迫害和打擊終于不能扼殺這些批判思想的成長，這是為什么?我們需要對內外局勢做出客觀而靈活的分析，形成一種理論的和戰(zhàn)略的總結。

毛澤東的一系列的概念，如戰(zhàn)爭上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哲學上的一分為二，以及他對人民民主的闡釋，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玛P于政治和權力的關系的觀點，詹明信關于第三世界的理論，都曾受到毛澤東的影響。在右的方面，卡爾·施密特的游擊隊理論，以及以敵我為中心的政治概念，都與毛澤東的軍事理論和政治思想有著這樣的那樣的聯(lián)系。最近占領華爾街的運動與過去幾年中逐漸發(fā)展的占領大學的運動有關，隨著網絡發(fā)展，許多人重新提出了開門辦學，批評現(xiàn)行的大學體制，我們不知道這些實踐與毛澤東思想是否存在直接關系，但比較分析是必要的。關于知識、權力、政治、資本主義經濟這幾個主要因素之間的關系，以及什么是社會主要矛盾，誰是社會的主體，毛澤東都有過解釋，并提出了一套分析問題的方法。

加布里爾在回應我的講話中說，西方左翼30年來沒有真正的面對我所提出的代表性斷裂和平等問題。他自己說，他過去到工廠去的時候，工人介紹他的時候會說他是個社會主義者，他現(xiàn)在再去工廠，工人只是介紹他為政客。一個年輕的社會民主黨人對我說，在冷戰(zhàn)之后，社會主義這個理念不能提了，但不提這個概念，社會民主的轉型到底往什么方向呢?我在討論中提及了這一思想方式的兩個問題：第一是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同于原來的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第二是把原來的社會主義實踐當成一個整體，完全拒絕對實踐過程進行真正的歷史-政治分析。在歐洲語境中，一說社會主義就是專制，就是極權暴政，整個調子是否定的。社會主義是一個豐富而復雜的遺產，對這個遺產需要進行批判性的總結。毛澤東的思想遺產既是我們思考的對象，但也提供了反思他自身的政治實踐的方法。我們需要從這個角度去重新激活這個遺產。

來源：思與文(原載《國外理論動態(tài)》2011年第12期)